去年年末，北京商务印书馆找我为再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写点文字。每逢这时，我总是感慨良多，沈先生百年诞辰时，香港商务印书馆的李祖泽与陈万雄先生就曾找过我，希望离沈先生工作最近的我写写研究古代服饰的沈先生，以作纪念。沈先生的才华与勤勉所创造的文化奇迹真不是我这支笔能准确评说的，只是希望能努力工作，把由沈先生开创的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研究的未尽的事业，尽我所能带领一些能承续沈先生、王先生兢兢业业、务实钻研精神的年轻人继续走下去。沈先生刚过世时，王先生与我就有约定，我们只做工作，不谈、不写先生，所以每有文字邀约，我们都是尽力婉拒。毕竟，能与晚年的沈先生相处并深受关照，已让我们无以为报，而太多需要延续的工作摆在眼前，实不敢浅薄说话而使沈先生蒙尘。
1997年时，王先生又匆匆离去，沈先生开创的纺织考古与服饰研究的未尽工作自然落在了我身上，我不敢懈怠却毕竟力微，更加不敢妄下文字。拖拖转转至今，沈先生过世24年，王先生也离开了15年，尤其近两年考古所老所长徐苹芳先生每每谈话告示，督促我必须把已经做过的工作整理成文保留下来，要让沈先生、王先生开创的这摊工作发展壮大。如今，徐先生也故去了，时间的警钟一再敲响，我虽身体也力不从心，也实不敢再在乎自身的鄙陋，需把服饰研究保护的经验更多地传承开来，为后学提供点借鉴，让纺织服饰文化研究有所承继与发展。
今年是沈先生诞辰110周年，也是王先生逝世的第15年，就从这里开始，作一份纪念，我将这些年沈从文先生、王先生及我零散的一些已出版的文字整理起来；作为一种延续，用这些文字连在一起，希望更多的人通过它了解中国服饰研究、纺织考古与纺织品保护工作已经和正在走的道路，若有可能，更盼望有人也愿意走上这条需要耐烦和坚韧的道路。
王亚蓉
2012年9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
中国应该算是纺织文化与技艺最为发达的国家，上个世纪纺织考古的实证层出不穷，但文献却非常缺乏与服饰技艺相关的文化记忆系统资料，原因很多，造成对中国古代服饰进行充分研究的极大难度。一方面文献记载的“制式化”大大缺失了社会整体面貌的真实，另一方面丝绸、服饰材质为难以保存的有机质属性，使得服饰研究的文物本体实证也全面缺乏。
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首先根据外交需求提出了研究编纂中国古代服饰的著作问题，沈从文先生则担起这项研究的工作：
60年代初春夏间，因周恩来总理和几个文化部门的人谈及每次出国，经常会被邀请看看那些国家的服装博物馆、蜡像馆，因为它可代表这一国家的文化发展与工艺水平。一般印象，他们的展示多是中古到17、18世纪的材料。我国历史文化那么久，新旧材料很多，问是不是也可比较有系统地编些这类图书，今后出国时，作为文化性礼品送送人。当时齐燕铭先生是文化部副部长，推荐由我来做。历史博物馆龙潜馆长，对我工作有一定了解，热情加以支持，为此从美工组安排得力的三人协助。由于当作试点进行，工作方法是先就馆中材料和个人习见材料，按年代排个先后次序，分别加以摹绘。我即依据每一图稿，试用不同体例，适当引申文献，进行些综合分析比较，各写千百字说明，解释些问题，也提出些新的问题，供今后进一步探讨。
总的要求，是希望能给读者从多方面对于中国古代衣着式样的发展变化，有个比较明确印象。工作既近于创始开端，从探索中求理解，做得不够完美是意料中事。方法上和判断上若还有少许可取处，能给海内外专家学人以小小启发，或依据本书加以充实，或从另一角度，用另一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也觉得十分高兴。因为这份工作的全部完成，照当时估计，如有十年时间，不受过多干扰，又得到工作便利，继续出若干本不会缺少材料的 。
（摘自沈从文先生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