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这几十年的工作
我记得是1964年的夏天，大热的天气！每天做几个说明书，就这个题目做说明，不要求太多，要求太多我也做不到，从材料出发来排队，按照次序来。你比如说商朝，有多少人，提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因为历来我们知道一个问题，从《舆服志》来说，历代的《舆服志》按说是最多的。中国这三千多年，二十五史中间，每一部史都有《舆服志》。谈到这个礼服的还有《仪卫志》，谈到音乐的《礼乐志》，谈到军队的《兵志》，谈到兵的组织的，非常的充分。可是这些东西没有用处，你挖出来的不是这个东西，你怎么解释呢？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方法，从唯物出发，先把材料摊出来，就我们所理解的做一种解释，再来联系起来看问题。一看问题提出来了，不理解的拿文献来证它，文献是这么说的，这个是这样说的，至少是先知道个问题。文献说的多半属于礼仪的、礼节上的，实际上任何一代都不会是受礼仪所拘束的，总是突破了这个。他有各种突破的原因，他钱多一点他可以超过，他吝啬一点他可以不足，他子孙挥霍的多一点他就埋的多一点。他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往往就补充了不少的知识，我们从这里头一次就占了相当大的分量。
我们本来预备是做十年做十本书，使这个问题比较明确地得到解決。可是我的知识有限。我们知道就在1964年年终，差不多一年，还不到一年，就把第一本的样本搞出来了。主要的贡献是来自他们美工人员，他们有几十年的经验。我的解释呢，就是这个花纹反映到这上面同文献上有什么矛盾，启发了我们什么，不决定它文献上说什么，现在这是什么，那个文献是什么。幸好呢，我有一点杂知识，到博物馆久了好像半瓶醋了，什么都不深入，什么都要懂一点，特别是做说明员的这三十年的考验。因此，这样的常识上的习惯就引申的比较多。
这本书刚刚预备印，“文化大革命”来了，当然就搁下来了，它不仅是搁下来了，还变成了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毒草。因此，我一生特别抱歉，支持我的齐燕铭先生，特别把他绑起来到我们历史博物馆的小礼堂大骂了一天。那么他呢，晓得我——从红卫兵小将中间有知道我身体的人，晓得我心脏有病，他就让我陪批斗，绑到隔壁房子里听，整整地骂了他一天。骂的人都不知道所以然，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看过这本书，大多数人也看不懂这本书，因为它写的专门问题呀，你怎么看得懂。你比如说商朝，一共有三十多个人的样子，你摆到那儿，怎么知道它是毒草呢，它是按照挖出来的样子。那个是挖出来的，要否定它，你不能否定它的，所以就乱骂了，骂了一整天，上、下午，七个多钟头，才把他放走了。所以一直到齐燕铭同志快死以前，到全国政协谈话当间，碰到一起，还问到过我这本书，说你那本书怎么样呀，还没出来呀，怎么样？结果他不幸过世了。
这个时候我有机会见到了刘仰峤先生，他是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秘书长）。他就把我调到社会科学院里来完成这本书，主要完成这本书，帮我配了很好的人力还有物质条件，中间一个，就是挖马王堆的那个王同志。可惜他今天有事情没有来，这个同志对挖马王堆是非常有贡献的，他亲自把马王堆这个老太太的衣服剥掉，一件一件地剥下来。因为他搞这个工作，在科学院里面修复工作，搞了二十年修复，专修这个，现在再修这个。我想把他当正式助手（那时王先生的调动手续还未办完），这是不行，科学院很重要了，考古所只能做我一半的助手。事实上，我的工作呢，因为快到80岁了，很快要把这个工作交到他的手上，他比我强。其次一个叫王亚蓉，这本书要是出来以后，小图大家看来要还满意，大部分是她的贡献。
我就是只做点说明，说明呢肯定是不能完美，总会有错误的，不是这里就是那里，肯定会有错误的。所以大家外面不知道，说我很快就要完成一个什么专书，什么了不得的专书，服装书。那是没有具体知道这个事情，事实上是个很初步的，实际上同我写小说一样，试笔，一个试探性的工作。第一本创作就是试作、试笔，这样如果我再多活几年，可能呢，还会有第二本、第三本出来。看样子恐怕希望不太大了，因为人呢，表面上看我还很好，各方面还很好，虽然有点心脏病，还算是对付得过去。因为老病了，事实上就像一个零件，尽管是耐磨耐摔，但是零件绝对有毛病了，一不小心吧，就不办事了，这是必然的规律。这就是我这几十年的工作。
还不仅是一个服装史
这次来，我们是先到广东去校正这个图。这本书是在香港印的，相当大，很大的一本书，全是图，说明几乎不是占主要部分。图呢，充满了新鲜的问题，新鲜的问题过去没有碰到过的。其实这个工作，早应该有中国的专家学者耐心来做，一定比我做的好得多啊。或者是从美术方面说，或者是从历史方面说，或者从制度方面说，我的知识都有限得很。这次能够完成，主要是得到各方的，像考古所、故宫、历史博物馆，以及各方面私人朋友帮忙促成，特别是我近身工作合作的同志啊，帮的忙特别大。
这次我们把这个书初步校完，知道还缺少一些问题，特别到长沙来，再来学习。因为楚墓上的问题特别多，特别是马王堆的墓，出的东西在世界上是了不得的事情。就是在我们搞服装史上也是了不得的事情。像这个老太婆穿的衣服啊，就是个大事情。这是围绕而上，谁都不知道，过去没人注意，书上没提到过的，提到也不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具体处。其实我历来搞这个丝绸的印染问题的，什么时候有印花的，这个材料早就知道了，估计是在秦汉之际。
我搞锦锻刺绣，锦缎刺绣我见到不少了，我到故宫曾经有那么一年多吧，在那里做丝绸顾问，它里面有四十多万绸缎，古代绸缎，外头都不知道的，各种各样的绸缎。所以有机会看到一些材料，更知道，现在长沙这份材料是更了不得的材料啦！说明了很多问题，过去都不知道有没有。
还有，长沙不但是出了这个，还出了两把扇子，一把半规型的扇子，这个过去也不大知道。那么一到《报告》（指《马王堆汉墓发掘报告》）的时候，《报告》没提到，就只讲扇子两把，一把小的，一把大的。拿到展览的时候我才问我们的同志，你这个东西怎么说明它。年轻同志不知道怎么说，报告上也没说清楚。我才把它理一理，从汉朝时开始。从二百多种汉朝石刻上一理呀，原来这个扇子并不特殊，它是从西汉到东汉末期，一直到三国，最通用的扇子。原来最通用的扇子只有半规形的，过去不知道。这个出土后，我们从图像上发现、印证了它。
最近发现更有趣味，就是到嘉峪关外的敦煌去，从兰州博物馆，看到嘉峪关外出了一个魏晋之际的，原来还有拿着扇子跳舞的。这是最新的一个材料。我就把它试着理一理，这样就做了一个关于扇子的专题，才晓得扇子是怎么样子来的，中间有什么样的。这就像我们说一个笑话，马连良《空城计》拿的那个扇子太晚了。早期的扇子，假定诸葛亮拿的那个羽扇呢，应当是八个羽毛平列的一个扇子。你看起来现在不过瘾了，不满足的，你拿这个东西就晓得。
再就是这几十年我一面工作，一面又好事，就等于是开了一个修修补补的服务店，义务的服务店，凡是讲到服装的，讲到绸缎的，讲到地毯的，讲到烧瓷的，就来问问我们，我就按照我们博物院的研究制度，有三个义务：一定要为科研服务，为教学服务，为生产服务。我这三十年来，就在零碎的消耗中间“服务”掉了，再就是工作上。
现在看来，很得到博物馆方面的负责同志同文化局的侯局长等各方面的支持，也看到了好多东西。但是我本来应当是把这工作完了，我才敢来拜会各方面文艺界的朋友，来看看。现在不敢说，希望侯局长帮我保密。主要是因为一来呀，我也没什么话说，见面的时候，也怕劳动你们。
这些呢，就是我这三十年主要的工作，这工作一下子恐怕还摆不脱，恐怕还剩这几年还要用到这个上。因为什么呢，为这一个工作打个底子，还不仅是一个服装史，等于是物质文化史，从物，实物，具体的物中间提出问题，这在方法上面很可能为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提供点便利。所以我一下恐怕还摆不脱。
（摘自沈从文先生晚年在湖南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