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2年开始写作活动以来，我的写作生涯已经进行了30年之久。在此时代，我的写作活动很是具有戏剧性，我经历了无从发表作品的阶段、在民间刊物发表作品的阶段和公开发表作品的阶段，也经历了手稿阶段和电脑写作的阶段，我写过古体诗，也写过赋和古文体的散文，最后我成为现代汉语的诗歌和散文作者。
最初，我的诗歌是记录在笔记本上，在三四个朋友中传看，1977年，我写的一首反对“四人帮”的政治抒情长诗以大字报的形式贴在工厂食堂附近的墙上。1979年的夏天，在昆明翠湖云南省图书馆的一个民间诗歌聚会上，我第一次在超过五个以上的陌生的听众中朗诵我的作品，那时候我已经完成了一个诗人的准备阶段，我的诗立即获得热烈反响，我记得那个夜晚我朗诵的是《不满》，这首诗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我听着旁边热烈的掌声很是惊讶，因为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我的诗歌是什么水平。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夜晚之一。我24岁，我已经干过不少的事情，做过木工、铆工，也在农场种过土豆，但我所干过的事情，没有一件受到如此热烈的赞扬。此后，我的诗歌手抄本开始在大学流传，1980年秋天进入大学的时候，我已经有一批喜欢我的诗歌的读者。我的作品首次被印成铅字是在一个叫《地火》的创办于1979年的民间杂志上，印着我作品的这一期，刚刚刻好蜡版，就夭折了。1980年，我的作品再次印成铅字，出现在云南大学中文系学生自办的油印刊物《犁》上，也就是这一期，《犁》就被勒令停刊了。当时我在上面发表的诗歌用的是笔名“大卫”，这本刊物被《滇池》的一位编辑看到，他在1981年1月号的《滇池》，发表了《犁》上的诗歌，其中有我的《记忆》。我并不知道，那一年放寒假的时候，我与两个同学去石林旅行，回来的时候路过邮局，看到刚刚出版的《滇池》，我发现了我的诗歌。1980年到1982年，我的诗歌主要以手抄本的方式在同学朋友中传阅，1982年，《边疆文学》的一位编辑看了我诗歌笔记本，他从云南大学的一位学生那里得到它，他发表了其中的一首《春天来了》。1983年在甘肃的《飞天》杂志，我发表了组诗《圭山组曲》，由此我认识了中国各大学的诗人，以及后来的第三代诗人。
80年代前期我的作品分成两部分，已经发表的很少的一部分和没有发表的，后者一直呆在手抄本和稿纸上，因此《于坚集》里面收集的作品有一部分是没有发表的。我认为，这些在当时没有发表的作品，是我那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
我在中国遥远的外省写作，远离风起云涌的文化中心。在中国特殊的政治中心即文化中心的文化地图上，我的写作位置处于劣势，可以说，在通向文坛的道路上，这种地理位置是希望渺茫的。我幸运的是，我在一个不知道何谓发表、何谓文坛的时代开始写作，就像那些古代作者一样，我为“岑夫子、丹丘生”之类的朋友们写作，写作是我的一种存在感。当发表作品和文坛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我写作的基本立场已经不可动摇。所谓“文坛”是20世纪文化的产物，文学的功利性和工具性在20世纪达到极端。文革取消了文坛，取消了20世纪前期的文化进步和成果，却令我这个1972年开始写作的作者，得以重新像一个古代作者那样开始写作，我的一些作品散失了，因为早年它们只是写下来，送给朋友看的。
三十年来，无数的朋友，我亲爱的读者支持着我的写作。我的写作的信心从来不是发表，而是某个天气阴沉的午后，有人敲门，进来的是汪伦，我当即给他看写在我的笔记本上的诗，他的赞赏令世界阳光灿烂。到今天依然如此，我的作品得到朋友的肯定，是我的写作能够持续的重要因素。我幸运的是，我总是有那种鉴赏力非同凡响的朋友，他们的审美趣味总是与时代风尚不同，他们在最严峻的时代支持了我的写作，他们的支持不是宽容，而是像我的写作总是一意孤行那样，他们就是喜欢这种风格，他们是少数，但是无限。我在青年时代早就做到，不靠写作，我也可以正常地在这个世界生活下去，我有手艺，我会电焊、做家具，装收音机、修自行车、教书、编辑等等，对写作我需要的不是发表，而是打动读者，得到他们的热爱和尊重。
我承认我不是一个迷恋自我的作者，我要感动的是芸芸众生，我的写作其实是非我的写作，是载道的写作。所谓天人合一，就是一种无我状态。所谓载道，这个“道”是最基本的道，不是一时一世之道，是道发自然的永恒“道”。道不是外在的，习得的，而是天命。我在写作中体现的是一种自由精神，我可以写任何东西，以任何我觉得适当的语言方式，但有一个基本的限度，目击道存。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和兄长胡廷武，他自80年代以来，一直非凡地理解并支持我的写作，没有他坚定的支持，这个文集的出版是不可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