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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库库·恩瓜杜·瓦扎邦加于1973年1月10日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到北京首都机场迎接蒙博托总统率领的扎伊尔共和国政府高级代表团，并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盛大的欢迎仪式。
1973年1月，隆冬季节，一个滴水成冰、寒风刺骨的早晨，村中央挂在一棵老槐树上的破旧的土灰色高音喇叭里正在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内容的一段新闻报道。那时，我只有十七岁，已中学毕业，却无学可上，也无业可就。每天唯一的劳作习惯就是在天刚蒙蒙亮时一肩背筐、一手拿锹，伫立在村街心老槐树下，等待上工的钟声敲响后由生产大队队长出来安排一天的活计和生产。而在队长安排活之前，则或多或少，或长或短听上那么一段新闻广播。众所周知，那个年代在农村家庭一般是没有半导体收音机之类用品的，电视机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国家大事、世界要闻等消息来源渠道，一是靠村大队部每天早晚各一次的高音喇叭播放，而在断电时还播不成，当时在农村限电断电那是常事，那就什么也听不到了；二是隔三差五才送到的数量少得可怜的报刊，日报早已成了周报，新闻也早变旧闻，一般都化为迟到的消息。
今天还不错，蒙博托总统访华这条重要新闻倒是播出得很及时，全因村里这几天有电。
新闻广播也好，报纸杂志也罢，对于当时我们这些与父辈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年轻新一代农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可有可无的。更何况那个年代是靠挣工分生活，人们最要紧的是挣工分，多出工，早出工，得到队长安排的好活儿，轻闲活儿，耗上一天，挣个满分为目的。所以，不管老槐树上大喇叭里广播的是哪个国家的总统、主席或元首来访，或中国领导人出访，与乡下草民都无关，只是听个热闹而已。
在这个清冷的早晨，高音喇叭发出的刺耳声响给街头村巷闹了些动静，不再让人感到显得朦胧的早晨那样肃杀阴冷了。
此刻，在老槐树下因寒冷正围着大树转圈跺脚搓手的我对上面那个新闻报道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且来访总统蒙博托的名字也刺激了我的感官听觉（几天后看到报纸还刻意数了数总统的名字一共是十六个字，六个音节，当时觉得读来既好听又好玩儿），这位到中国访问的非洲总统的名字怎么这么长呢？以往可没听到过外国来访元首这么长的名字。
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天都没心思干活了。下午16点前收工，收工后我把劳动工具让别人帮忙捎回家，一路小跑着赶到离村三四里地外的县城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简装的世界地图。其目的就是为了蒙博托这个稀奇而有趣的总统名字，查看一下他所在的国家扎伊尔共和国在非洲的地理位置，距中国有多远。当我气喘嘘嘘地赶到新华书店时，距书店17点半关门下班的时间不远了，售货员已经开始上窗户板了。我进店后直奔存放地图手册的柜台前，赶紧向售货员说明来意，售货员望着屋外寒风呼啸，眼前的我却满头大汗，满面通红，起了怜悯之心，转身到库房里摸索了好大一会儿才拿着一本布满灰尘的《世界地图手册》走了出来。我如获至宝。命运似乎从那一刻起就把我与非洲的扎伊尔连到了一起。要知道，那时县城的新华书店书架上除了一部分的“红宝书”外就是为数不多的几本描写工农兵高大全形象的小说，如《金光大道》、《艳阳天》、《沸腾的群山》和几个样板戏连环画小书。几乎没有其他读物，而找到一本《世界地图手册》，真是碰到了好运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时一本《世界地图手册》售价1角5分人民币，而我干满一天的工分为八分。一天工值2角钱，少则不足1角。这也是我人生中的首次智力投资，孰料是为多年后远赴扎伊尔所作的“投资”，为将来去支援非洲人民所作的第一份贡献。
劳累了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我饿得头上直出虚汗，身上穿的棉袄是“空心的”（那个年代大多数农村人棉袄里面无衬衣秋衣可穿，只有一件真正的贴身小棉袄，为了防风寒，有条件的在棉袄外面再系上一条人造革宽腰带，无条件的则系一条麻绳或草绳，我当时就是系着这样一条草绳进城买地图册的）。忍着饥饿，冒着寒风，一路小跑回到家后天已完全黑了下来，顾不上洗手洗脸就直奔破旧的灶膛。锅里有母亲给我温的几块红薯和玉米渣粥，就着咸菜，三下五除二就进了肚。这顿晚饭我至今记忆犹新——十六年后，1989年，我被中国政府派到蒙博托总统身边做总统保健医生，陪总统游遍世界，吃美味佳肴，住超豪华五星级酒店国宾馆总统套间时，还时常想起那天为了最早了解扎伊尔、了解蒙博托，穿着空心棉袄，腰缠草绳，饥肠辘辘地买书回来后，在草屋吞食红薯就咸菜疙瘩喝玉米渣稀粥的窘相。
当时我和父母同居一室，劳累一天的父母早早睡下了。那晚临时停电，屋里黑灯瞎火，我摸到火柴盒，点亮了桌上的煤油灯，趴在桌前翻开《世界地图手册》，找到印有扎伊尔地图和国家概况介绍的章页逐字逐句地看了起来，并把与扎伊尔接壤的邻近周边国家的地理位置、国家概况也都大致阅览了一遍。以致由此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听到有哪个国家元首、总统到中国访问的消息，我就取出《世界地图手册》，把将要来访的这个国家的基本概况了解一番。起初也没有什么目的和想法，只是想多增加一点儿有关的世界地理知识，真没想到这一爱好却在相隔十几年后还真的帮了我不少忙。
从《世界地图手册》上了解到扎伊尔距中国很遥远，位于非洲大陆中西部，是非洲当时第三大国，也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最大的国家，领土面积约234.5万平方公里，在非洲仅次于苏丹和阿尔及利亚，当时的人口约2500万（今7000余万）。地跨赤道，气候呈典型的热带型，年平均气温为26度，气候有明显不同的雨季和旱季之分：4—10月份为旱季，10月至次年3月份为雨季。通常雨季天气比较湿热，但雨水丰沛，年平均降水量在1500～2200毫米之间，是世界上降雨最多的地区之一：旱季天气比较凉爽，以首都金沙萨为例，每年2—4月份气温最高，在22℃～32℃之间，6—7月份气温最低，在16℃～26℃之间。
扎伊尔有九个省，首都金沙萨为自治市，即下扎伊尔、上扎伊尔、班顿杜、赤道、东开赛、西开赛、基伍、沙巴、加丹加和金沙萨自治市。其境内有一条著名的大河称扎伊尔河，其支流几乎覆盖了扎伊尔全境。扎伊尔河全长4640公里，自东向西流入大西洋，为非洲第二大河。其流量为4万立方米/秒，仅次于南美洲的亚马孙河。
扎伊尔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矿产资源更以品种多、储量大而闻名于世，素有“中非宝石”和“世界原料仓库”之美称。蕴藏有多种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其中铜、钴、锌、锰、锡、钽、铀等金属矿和工业用钻石的储量最为可观。
由于扎伊尔的气候和环境十分有利于林木的生长，故其国土有一半以上被森林所覆盖，且原始森林较多，80％可供开采，木材品种有150多种，其中非洲乌木、红木、花梨木、黑檀木等多种名贵木材非常驰名。它拥有各种植物万余种。
在广漠的森林、草原地带和东部山区，有400多种哺乳类动物和700多种鸟类出没其间，其中猩猩、大象、狮子、长颈鹿、斑马、犀牛、羚羊、河马、鳄鱼等都是世界保护动物。
扎伊尔是世界上唯一生存有矮猩猩的国度，它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
扎伊尔周边邻国有九个：西面和北部同刚果（布）、中非共和国相邻，东北与苏丹接壤，东与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为界，东南与坦桑尼亚为界，南接赞比亚，西南与安哥拉毗邻。
扎伊尔的边界线总长约1.1万公里，西部有狭长走廊通大西洋，但海岸线的长度却只有37公里。
地图册上的扎伊尔虽然那么遥不可及，但美丽而神奇的非洲大陆却深深地吸引了我，青年人毫无顾忌的梦想之门由此打开，托腮沉思，不知不觉已是深夜，不知什么时候我压在《世界地图手册》上睡着了……或许梦到飞向一个十分遥远的陌生国度，无比炎热而神奇……2
“蒙博托总统圆满结束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访问后离开北京回国。”
几天后，村中央老槐树上的高音喇叭里又一次传来有关蒙博托总统访华的消息。
随着蒙博托总统首次访华圆满结束，那几天我这颗青春年少漂浮不定的心也随之回归到正常生活状态，一切如常的生活、劳作……然而，由此我对蒙博托的名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像着了魔一样，蒙博托总统在中国访问的那几天，我——一个普通村庄的年轻后生，却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他，比如在华期间的行程安排，比如蒙博托总统访华期间每天有哪些新消息。当时外界新闻传到村落的来源有三：一是每日定时或不定时由村中央高音喇叭播放；二是两三天才收到一次的报纸登载；三是收听半导体收音机。但那个年代村里有半导体收音机的人家甚少，基本上仅限于两类家庭：一是家里有人（多半是男主人）在城里工作，有工资收入；二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城市、县城下放到农村的“下放户”和知识青年。
那时我首选的是听广播，包括到有半导体收音机的人家听广播，再就是翻阅迟到的报纸。由于报纸杂志是由县城邮局的投递员骑自行车隔两三天来一次投送到村中小卖部，所以一到中午但凡一有点儿闲空我就跑到小卖部。像外国总统访华这样重大的国际新闻，一般都刊登在报纸的第一版作为头条新闻，并配发大幅图片。例如，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举行盛大欢迎仪式，陪同蒙博托总统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向载歌载舞的欢迎群众招手致意的情景；外交部部长姬鹏飞陪同蒙博托总统和夫人游览故宫，登万里长城的景象；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会见头戴豹皮帽子的蒙博托总统及其主要随行人员，蒙博托总统向毛泽东主席赠送介绍扎伊尔艺术品的画册和一盒扎伊尔矿石样品，并躬下身来向坐在沙发上的年迈的毛泽东主席详细介绍的画面等等。
这些极为珍贵的历史镜头都以显赫的位置刊载在各大报头版头条。
这样，我在看到蒙博托总统访问中国的有关新闻图片报道的同时，也通过报纸新闻稿的字里行间分析，加上《参考消息》的有关评论及世界各国媒体舆论，从而得知蒙博托总统首次来华访问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
1970年代前半期，是中国同非洲国家关系逐步恢复和发展的阶段，中国当时虽然仍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但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对外交往事务已逐步正常起来，先后有二十多位非洲国家首脑访华。其中，有一位非洲国家元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两次来中国访问，他就是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
最有意思的是，有的报刊也对来访的蒙博托总统的名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给予了我认为是最完美的诠释：蒙博托·塞塞·塞科·库库·恩瓜杜·瓦扎邦加（Mobutu Sese Seko Kuku Nguadu Wazabanga）意谓“扎伊尔河边一位不可战胜的勇士”。这句话若以扎伊尔的民族语言林加拉（Lingala）语音读出来就好比一首动听的民歌。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积极发展同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关系，在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有所改善，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与此同时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日益扩大。
1965年11月24日，时任刚果军上校总参谋长的蒙博托靠军事政变上台，出任总统。1967年5月，他创立了人民革命运动党（M。P。R），自任主席。1971年10月，蒙博托宣布把刚果民主共和国改为扎伊尔共和国，并多次声明扎伊尔不是西方国家的附庸，他不是美国的代理人，强调奉行“不左不右”、“积极中立”的对外政策，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发展友好关系。当蒙博托看到有非洲民族运动元老之称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被誉为“非洲贤人”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非洲大陆唯一君主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希一世以及苏丹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兼总理尼迈里等这些政治观念各异的非洲政治风云人物相继访华并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时，蒙博托心里十分羡慕、又非常渴望。当蒙博托看到中国同这些非洲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和经济技术合作迅 速发展时，便更加迫切地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
1972年3月，蒙博托请访问扎伊尔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他要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6月下旬，蒙博托访问几内亚，安排有关人员同中国驻几内亚大使接触，试探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可能性，并请几内亚总统杜尔从中说合。
此后，中扎之间经过半年的接触和磋商，两国代表在巴黎正式签署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宣布：“决定自1972年11月24日起实现关系正常化。”
中扎两国关系正常化仅一个多月，蒙博托总统便踏上了访问中国的旅途。
1973年1月10日，扎伊尔总统蒙博托乘坐的专机降落在中国北京首都机场时，面对迎接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和载歌载舞的人群，蒙博托感慨万千。当他同周恩来一同坐上“红旗”轿车时，第一句话就是：“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来这里是把扎伊尔人民的和平情谊和善意带给你们。”蒙博托总统告诉周恩来总理，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希皇帝和坦桑尼亚尼雷尔总统都曾以亲身体会对他说，中国是非洲的真朋友，并几次劝他同中国恢复关系。
1月13日下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头戴豹皮帽子的蒙博托总统及其随行人员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时，毛泽东微笑着同他们一一亲切握手，蒙博托对毛泽东深情地说：“我为有机会同您会见感到高兴，我代表扎伊尔人民向您表示敬意！”
毛泽东对蒙博托在中扎两国关系正常化后仅六个星期就来中国访问，表示赞赏。
蒙博托见毛泽东不时打量他头戴的豹皮帽子，赶忙解释说：“根据我们党的决定，国家领导人要戴这种帽子。”并指着他的随行人员头上的豹皮帽子补充道：“我戴的帽子是真豹皮，他们的是假豹皮。”
毛泽东风趣地说：“真豹皮？吓人啊！”大家一下子都大笑了起来。
在友好的气氛中，双方的谈话很快便接触到实质问题。
当蒙博托表示过去使我们分裂的事情一笔勾销时，毛泽东说，历史还是历史，现在两国合作了，你讲和平共处，我也没有法子反对了。
短短数语，坦诚相见，实事求是，十年的问题一下子就说清楚了，释然了。
毛泽东还赞扬蒙博托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办事爽快，处理台湾问题这件事快得很”，“你到中国来，比哪一个都快，只有几个星期，一个半月嘛，说来就来了，我们欢迎”。
事后，蒙博托对周恩来总理说，“我很欣赏毛主席坦率的性格”，“能够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从毛主席的智慧源泉中汲取教益，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领袖像毛泽东主席那样具有这么丰富的生活经验、执政经验、斗争经验和胜利经验。”毛泽东独特而传奇式的革命斗争经历和无比深刻远见的思想，使他成为20世纪世界上独领风骚的伟人。所以，蒙博托总统所讲的的确是肺腑之言。
双方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会见结束时，蒙博托向毛泽东赠送了一本介绍扎伊尔艺术品的画册和一盒扎伊尔矿石样品，并做了解释。毛泽东连声夸奖：“这个礼品好！”
蒙博托访华期间，中扎两国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协定，中国决定向扎伊尔提供2亿人民币（当时约合1亿多美元）的无息贷款，并同意向扎伊尔派遣医疗队和农业技术人员。
在短短几天里，扎伊尔总统蒙博托访华取得圆满结果。他在同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的交往中深深体会到：同中国的合作更有特色，更富有成果。因为同“中国进行合作时，没有其他考虑，没有不可告人的用心，也不唯利是图”。
从此，中扎关系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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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博托总统初次访华受益匪浅，硕果颇丰，取得圆满成功。
有一位虽微不足道但因扎伊尔总统蒙博托访华而打开眼界，放眼世界，增长了不少见识的中国人——那就是我，一个极普通的中国青年农民，一个起初只对蒙博托总统那长长的一连串名字感兴趣，进而查世界地图、看报纸、听广播，时刻关注蒙博托总统在中国访问期间的一切行程及活动安排的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人。
自从扎伊尔总统蒙博托访华后，我不仅熟记了蒙博托长长的名字，还初步了解了扎伊尔这个非洲国家的大致概况，包括人文地理、风土人情、自然风光、人物历史等都略知一二。由此引发了我对非洲来华访问的国家元首、总统、总理名字的广泛兴趣，至今一提起那个年代非洲某个国家的领导人的名字，我都能不假思索地随口说来，并能说出该国在非洲的地理位置、人口数量、国土面积等。这充分印证，那时我已对遥远的非洲大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早早地就与黑皮肤的非洲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个不解之缘，竟然在我后来成为扎伊尔总统蒙博托随身保健医生前十六年就早已结下了（我三十三岁那年有幸成为蒙博托总统的保健医生）。
从报纸上看到了蒙博托总统访华的图片，后来在《新闻简报》短纪录片中也曾看到过蒙博托总统及其他来访的非洲国家元首的身影，但广阔的非洲大地上，普通的黑皮肤的非洲人是什么样子，他们与我们黄皮肤的中国人有什么区别吗？到哪里才能够看到这些普通非洲人的照片和某种来自非洲大地的实物样品呢？
一筹莫展之际，猛拍脑门，嘿！想起来了，邻村有我一位中学女同学，她父亲当时正在非洲参加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建设。那时候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中如有一个人在国外工作，况且又是中国援建的项目，尽的是国际主义义务，那在周围三乡五里都会引起不小的震动，虽说只是一个一般的铁路建筑工人，那也不得了！读书期间，我的这位女同学常以此在班里炫耀，有时还从书包里掏出一两样其父亲托人从非洲捎回的小小纪念品显摆显摆，令同学们刮目相看，更令我们这些家庭穷困的男生们羡慕至极。
中学毕业后各奔东西，大多数人回乡务农，这位女同学凭借援外家属子女这一待遇在县城找到一份临时工作，跳出了“农门”。
到邻村有三里路，不知人家上下班时间，估计着有可能休息星期天，算好时间，我就贸然赶到三里外的邻村女同学家。敲门喊话，应声的正好是在家休息的老同学。开门的瞬间，女同学有点儿发愣。因为当时正值寒冬腊月，临近春节，我穿了一身黑粗布棉袄、棉裤，破旧的黑色棉鞋泥了吧唧的，头戴一顶如同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反面人物“小炉匠”式的旧棉帽，一侧帽翅还耷拉下来，为了防寒，腰间还缠着一条粗草绳，因条件所限，粗布棉裤棉袄外面根本没什么外衣可套可罩，这身打扮儿很是滑稽可笑。女同学在门里发愣的同时，我自己在门外站着也感觉此装束面见老同学有点儿脸红，不好意思了。
（时过境迁，三十年后当我已担任过非洲刚果（金）三任国家总统的保健医生，回国后在一次中学百名同学和老师的联谊会上，西装笔挺、皮鞋锃亮的我再见到那位女同学时，双方都感觉整个与三十多年前那个寒冷的冬日星期天，在那种滑稽的打扮下见面时的情景大相径庭了。她，包括其他绝大多数同学和老师都万万没想到我会作为非洲一个三任国家总统的保健医生而出现在他们面前，共叙三十多年前的师生友情，这是后话。）老同学很热情地招呼我进了房间，其母亲正在外屋忙碌着收拾屋里屋外，准备迎接春节的到来。
我简要向老同学说明了来意，就是想看看其父亲从非洲寄回来的上面有和黑人朋友在一起的照片。老同学很爽快地告诉我：“你来得真巧，快过年了，我爸爸托回国轮换休假的人员带回来了几封信，然后从北京寄过来，每封信里都装有几张照片，还有从北京出国人员服务部给我买的小手表和其他稀罕物品。”说话间，她找母亲要了屋中柜锁上的钥匙，打开柜子，取出了刚寄来的信和照片及其他物品包裹（因刚寄来，照片还没来得及往墙上镜框里放，暂放在柜子里）。她把这些珍贵物品一起摆在炕头上，并把墙上的几个装有他父亲在非洲工作的照片也一同摘下来放在炕上，说道：“看吧，每张照片后面都有照片简介，不明白的，我就给你讲讲。”说罢同学就把信封内的照片掏出来摆在了我面前，我俩仔细地一张张地端详起来。这是我长这么大头一次看到中国人和黑皮肤的非洲普通人在一起工作、吃饭、跳舞、休息等各项活动的照片。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除了皮肤黑黑、头发卷卷以外，非洲人与我们黄皮肤的中国人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那些照片大多是在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现场工地上拍的，所以以非洲原野为背景的大自然风光一览无余，尽收眼底。我边欣赏照片边感叹道：“真美呀——非洲！”
我这位女同学上中学时口才极佳，能言善讲，因我对非洲非常感兴趣便不断发问，她都耐心一一回答，一问一答中使我更加开阔了眼界，丰富了想象力。比如，那时的援外工程劳务人员去非洲援建工程建设项目，根本不可能像改革开放后来去乘飞机，直飞或转机只需十余个小时或二十余个小时即可抵达目的地，而是要在天津港或上海港乘万吨货轮前往，几百人或上千人一起走太平洋，穿印度洋，绕道好望角，进入大西洋，顺风顺水了一个多月可抵达，赶上台风就得在邻近国家临时停靠避风，有时需两个月才能抵达目的地。在闷热暴晒颠簸的船上漂泊几十天，其感受可想而知。当时我们年龄尚小，根本不懂得此中的无比艰辛，只觉得来来往往去非洲工作乘的是万吨巨轮，跨过几个大洋，绕半个地球，挺好玩儿，能到那里工作，去援助非洲人民的中国人伟大得不得了。
女同学眉飞色舞地讲着，我在炕沿边边看照片边洗耳恭听，不觉天色渐暗。同学的母亲已做好了晚饭，挽留我一同吃。尽管我早已饥肠辘辘，但还是婉言谢绝了同学母亲的好意，执意在天黑前赶回家去。临出门，女同学如同恍然大悟地喊了一声：“唉呀！忘了告诉你了，老同学，我刚看了这次来信中的一封信，信中我爸说他再有半年就该轮到他回国休假了。等那时我父亲回来了，我一定捎信找你，让我爸好好地给你讲讲非洲和非洲人的故事……”我当时就兴奋得不得了，连声答道：“一定来，一定来！好好听听你爸爸讲讲那非洲的故事。”挥手告别了老同学和她母亲，我迎着冬日夜黑前的刺骨寒风，紧了紧黑粗布棉袄外的草绳，一路小跑回家。
那一夜，是我有生以来过得最漫长的一个冬夜，一躺下就觉得有点儿失眠，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满脑子装的尽是非洲的事儿——蒙博托总统、扎伊尔、坦赞铁路，黑黑的皮肤、卷卷的头发、雪白的牙齿，说不清、道不明的非洲人非洲事，乱哄哄理还乱。不知不觉已是后半夜了，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却又做起了梦，断断续续直到天亮。天呀！我真的梦见了蒙博托总统，梦见了遥远的非洲大陆上的扎伊尔，梦见了那些黑黑的非洲人……俗话说“梦想成真”——从此，这个同样的梦，我时断时续做了十五年，直到有一天来到梦魂牵绕的神奇非洲大陆，我成了非洲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的保健医生，走遍了扎伊尔的山山水水，也踏遍了广阔的非洲大地，飞遍了大半个世界，绕了地球无数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