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我常到碎舅家玩。我家和碎舅家只一河之隔。站在我家门前的台子上，能看见碎舅家门前活动着的人影。碎舅家门前有个园子，园子里有榆树、柳树、杏树，密密匝匝像片绿盖。麦子黄时，那种诱人的杏子的香味就会傍着河沿飘过来，这时节，你就会从那些盖住院墙的绿树间隐约看到一咕嘟一咕嘟的果子，仿佛一群小孩在招手。
现在想来，碎舅家吸引我的，除了那一园玛瑙似的杏子外，就是窗台上放着的那本残破的《封神演义》了。那是一本黄旧的书，没有封面，繁体字，包在封皮外面牛皮纸上的书名已显得模模糊糊的了。第一次翻开那本书并且立即被它吸引住的时间，大约是在一个安静得可以听见******打翅膀的六月的午后。那时，大人们都下地割麦子去了，我摘了杏子就坐在碎舅家玩，玩着玩着，就看到了那本颜色黄旧的书。那本书立即吸引了我。晚上的时候，从地里回来的碎舅发觉我在看那本书，遂一边洗脸一边问，你才识几个字，能看得懂吗？我笑笑，又低下头去看书。碎舅颇感意外，于是又随口问道，你说说，谁托梦给的周文王？谁在渭河边上钓的鱼？我不屑地说出一个名字，碎舅便大惊。碎舅上下看了我一遍，之后就格外小心地安顿道，不要入得太深，看看故事就行了。
在我们那里，能看得懂《封神演义》，已然就算个知识分子了。碎舅便格外器重我。偶尔地，碎舅还会给我找来一些更加难读的书，如《东周列国志》《三国志》等，从那些书里，我隐约感到了书这种东西隐含的巨大幽秘，以及读书带给人的快乐与尊严。
渐渐地，我也能照猫画虎写点文章了。碎舅知道后并不显得怎样高兴，而是“心有戚戚焉”地说，还是想着干点实际工作吧，写书那个东西，说到底还是个虚的。
据母亲讲，碎舅年轻时很顽皮，因了几个哥哥的护佑，他便常跟着我外祖父走乡串户，玩纸牌。玩纸牌在我们那里叫做“抹金”。碎舅年轻时抹金的技艺十分了得。有关碎舅抹金的传奇，在我们那里是很有些说道的。据说，碎舅抹金可以抹三天三夜。抹牌之前，碎舅会吃饱喝足，在家静养一天，长长地睡上一个好觉，之后就到院里和庄稼地里转悠。转到天黑，他大声喊来我的舅母，以及他那几个儿子，细心地安排谁谁放羊，谁谁犁地，谁谁把园子里的韭菜拉到集上去买。安顿停当，碎舅挥一挥手，他让舅母和我那几个姑舅各自领命而去，自已则像开“三干会”的干部一样，穿戴一新地去赶牌场去了。
一般来说，牌场设在一位可靠的亲戚或朋友家里的。四位高手在毡席上团团坐了，讲好输赢，说过规矩，这就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搏杀。关于抹金的规矩，我曾在一本记录民间棋牌技法的书中看过，那里面是隐藏着诸多的奥妙和机巧的，其复杂程度并不亚于变化多端的象棋或桥牌。在我们那里，能抹得一手好金无疑会赢得人们的佩服与敬重，而碎舅，则已将其挤、碰、过、和（抹金术语）的过程演化得出神入化，淋漓尽致。抹金之前，碎舅会像坐禅一样运气，搓搓手指，紧紧脸颊，然后才开始展头揭牌。碎舅已在事前安排好了家里的一应事务，因而心无旁骛，一上场就进入了良好的竞技状态。碎舅在牌场上的表现，已不是简单的“高手”二字所能概括的。唯一的一个结果是，一场牌罢，其余的人都黑着脸悄悄打道回府，而碎舅则微微笑着，神态自若。他按按饱满的口袋，骑自行车来到附近的集上，买一些家用的零碎，吃一碗羊肉泡馍，然后打着饱嗝，一路摇着铃铛回到家中。
回家之后，碎舅并不急于休息，他像生产队长一样倒背双手，这里转转，那里看看。谁都知道，他这是在检查自己临走时安顿过的事情和工作呢。果然，一会儿碎舅就走进了上房。他盘腿坐在炕头，一边往出掏东西，一边就像正式颁奖那样，开始论功行赏，一条背心，一顶帽子，几块糖果。总之，碎舅从牌场上回来的日子，就是大家的节日。大家轻轻欢呼以示庆贺，碎舅则满足地咂咂嘴，踅进上房，在无人打扰的安静中，美美睡上一天。
在我的十几个舅舅中，碎舅排行最末，俗称“老碎”。碎者，小也，既有排位最低之意，又含可爱顽皮昵称。根据辈分的不同，碎舅分别被人称为“老碎”“他碎爷”“碎爷”等等，总之，无论哪种称呼，无不包含了大家对他的尊敬和喜爱。在碎舅家那个只有李姓的庄子里，碎舅的地位显得那样特殊而耐人寻味。
“老碎，来捣两罐罐。”说这话的，必然是我的另一个，更加年长的舅舅，他一定是看见了在庄稼地边转着的碎舅，而想借着喝茶的机会，问一问今年的农事。喝着酽茶，就着干粮，碎舅便将自已的观察和思考一一道来。一般来说，这一庄子的农事安排，基本上就在这一早上的烟熏火燎中确定了。
“他碎爷，今晚上你到我家来，我给你宰个鸡。”一个年龄比他大点的侄子说。当晚，碎舅一定是坐在了那位侄子的炕头，一边吃鸡，一边听侄子讲他近来碰到的烦心琐事。如果是有关后代婚事的，他一定会说“不要嫌人家女子，老先人不是说了，丑妻薄田家中宝嘛。”而如果是夫妻吵架不和的，他一定会说，“家和万事兴，这日子总归是平顺了才过得好嘛。”虽都是大实话，但让碎舅那么一说，却是那样的入耳入理，有滋有味。
还有些家事更为复杂的，那就得碎舅大动干戈了。每逢这个时候，碎舅必然是要动一动家族里的三老四少的。一家子，包括闹意见的双方，齐摆摆在地下的矮凳上坐了，等待碎舅和一干白胡子老者，一一像唱戏走场那样登堂入室。脱鞋上炕之后，碎舅便会虎着脸对闹意见的人说，“现在你们各摆各的道理，我看你们究竟有多少道理可讲。”大有不说彻底不罢休的架势。闹意见的双方，自然是要说一说，闹一闹的，说过闹过了，碎舅就会给他们讲一些与此相关联的早年故事，而这些故事无一例外都是春秋战国，或有出处的。听着这些故事，感受着这种氛围，老者拈须颔首，那闹意见的双方自然也冰释前嫌，早已沉浸在其中了。
我曾经多次见过碎舅为人说事的这种场面。我发现，碎舅为人们所讲的那些道理、故事，大都出自他那些颜色黯旧的书。那些故事简洁，单纯，却爱憎分明。那些堪称经典的故事，一经碎舅那样直白或控辩式的转述，竟产生了一种无可替代的，非常民间化的道德力量。
碎舅家的那个庄子，叫河东李家。在河东李家，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杂姓外，清一色都是本家李姓。李姓是个大姓。据碎舅讲，李姓在历史上就是旺族，贵族，根据老一辈人的追述，这河东李家极有可能就是李世民遗落在西北边地的一个后裔分支。河东李家的人听了，自然就高兴，自足，莫明其妙有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前几年电视台热播连续剧《杨贵妃》，河东李家的人看了，像过年过节一样高兴，晚上吃饭时，家家长面油饼，家家杀鸡炖肉。新闻联播过后，大家就像约好了似的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来到碎舅家看连续剧。看着看着，大家就隐忍不住地要发发议论。
“这个女人，可是把咱老李家害苦了。”说这话的人正喝着茶，由于愤怒，他往下咽茶的时候喉结竟咕噜动了一下。
“就是，要不是这女人，咱河东李家说不定在西安城正占着一块地盘呢。”一个年纪大点的响应道。
“也别光怪人家，要怪就怪咱老先人，堂堂一个皇上，把个女人始终顶在头上，不倒霉不垮台才怪呢。”碎舅的儿子说。
听了这话，碎舅终于忍不住而把烟锅猛吸了两口，“屁的个话，要是按你刚才说的，你就应该把你女人好好管一管。”
碎舅的儿子嘟囔道，“没办法，老先人把头安偏了嘛。”
大家一阵大笑。
看到最后，还是要碎舅出来总结总结的。碎舅倒一罐罐酽茶，说说唐朝，说说李世民，说到最后，自然又要追述一番李家的根基而使大家快活高兴。
河东李家的人就是这样简单而没有城府。
河东李家的人还爱耍钱。这自然还是与碎舅有些关系的。早些年，碎舅嗜好抹金，砍牛腿，河东李家的人便跟着抹金，砍牛腿。近几年，碎舅爱上了打麻将，砸金花，挖红四，河东李家的人就像着了魔一样开始研究学习。但无论哪种玩法，碎舅永远都领着风气之先。
碎舅说，“人一辈子连个钱都不会耍，那你就算是在这世上白活了。”
听了这话，你会觉得这河东李家的人或许跟赵匡胤也是有些关系的。
前些年，我因为拜年每年都要去舅家一次。去了也不怎么受人欢迎，烧了香，磕了头，偶尔地只几个姑舅忙里偷闲过来搭讪几句，其余时间我基本上是个食客，看客。因为过年过节时，其他庄子的人总要聚在一起，喝喝酒，或唱唱社火。而河东李家的人人老祖辈就只有一个爱好：耍钱。舅家的庄子几乎家家都设着耍钱的摊场。
后来，我也学会了偶尔耍点小钱，碎舅知道后异常高兴。
碎舅说，“这就对了，人其实还是有点毛病的好，人一点毛病都没那是最没意思的。”
碎舅还说，“你不要小看了这个简单的耍钱，啥人啥耍法，在赌场上，那是最能表现一个人人品和智商的高下的。”
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年都去碎舅家，一去就成了碎舅家最受欢迎的座上宾。
得知我要来的那天，碎舅会特意让人组织组织，买两盒好烟，邀几个有头有脸的人，他本人也会推掉所有的赌局而整整陪我一天。碎舅坐在我旁边，一边打牌，一边不停地提醒关照我，生怕我因为赌技不精而输得太惨。我也因此躲过了好几年给舅舅舅母们磕头拜年的烦琐。
有一年大年初二，我一到舅家就被几个热情高涨的姑舅包围了。还没吃饭，他们就三下五除二摆好了摊场，邀我砸金花。
我故作为难地说，“我还没给几个舅舅磕头呢。”
碎舅说，“你耍你们的，磕头拜年嘛，那都是些虚套套。”
得了允许，我于是就放开了赌，结果一赌就赌到了大年初三。回到家不大一会儿，我的几个等我磕头的舅舅却不干了，他们联手纷纷找我母亲来兴师问罪。
舅舅们说，“你要把你儿子好好管教管教，还是个国家干部，过年连个头都不磕，一来就知道耍钱。”
母亲说，“还不都是你们河东李家的事，我儿子从来不耍钱，咋一到你们李家就耍钱？我还没找你们的麻烦呢，你们倒找我来了。”
我的几个舅舅无话可说，于是又转而去找我的几个姑舅们。
姑舅们说，“那是他碎爷的事，本来人家是要磕头的，可他碎爷挡着不让，说磕头拜年嘛，那都是些虚套套。”
我的几个舅舅听了，无可奈何，因为他们知道，在讲道理说事情方面，他们根本不具备跟我碎舅辩驳较量的能力。
在我的十几个舅舅中，我最喜欢的，还是我的碎舅。碎舅瘦高个，黑脸，笑一笑，白白的牙齿间就会露出常年吸烟留下的斑渍。碎舅走路时不紧不慢，很悠闲的样子，鹅行鸭步的外八字，使他看上去永远都处在平静和安祥的状态中。他喜欢在外衣外面再披一件外衣，出门时抖一抖，很有点脱产干部的味道。
碎舅是个农民，却不怎么下地干活。小时候，碎舅常跟着外祖父到处抹金，耍钱，成年后又当过多年生产队队长。队长自然是用不着下地出苦力的。后来，包产到户，这下该轮到他下地干活了吧，可他的几个儿子却已轰隆隆长大成人，他自然又不必下地干活，照例当他的甩手掌柜。一个农民，一辈子不怎么下地，而日子却过得不温不火，游刃有余，这也是需要一点透悟人生的玄机的。
碎舅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都已娶妻生子，分家另过。由于都是农民，三个儿子均老实本分，不生一点事端。当初老大成家时，碎舅让另外两个儿子出门打工挣钱，安顿好了老大，再安顿老二，同样的办法，三个儿子很轻松地就成了家。这在河东李家也是为人所津津乐道的。
前年五月，碎舅突然得了一场大病，病来得非常迅猛而蹊跷，事前没有一点征兆。等一家人不得不下决心住院治疗时，当地的乡镇医院已是毫无办法了。
一家人浩浩荡荡来到了市里。
三个儿子左呼右唤，就是住不进医院，医院需要许多手续，三个儿子没一个念书识字的。万般无奈，碎舅就托人给我打了电话。我和妻子闻讯赶到医院，托人找关系，总算安顿了下来，结果一检查，左肾坏死。也就是说，如不尽快做切除手术，那剩下的一个肾也要被感染坏掉。一家人一下子傻了眼。
碎舅说，“算了吧，不做了，我这人把生死二字看得很开，人活百岁也是个死嘛。”
三个儿放声痛哭，说，“你再不要胡说，我弟兄三个就是拉也要把你拉回来。”
接着弟兄三个分别拉住了我，说，“哥，我们不识字，跑路都跑不到地方，你只要把看病的人找对，我们就是拆房卖院也要把他老人家救活。”
其情其景，令人落泪。
我赶忙点头答应一定竭尽全力。
第二天，三个表弟左挪右借凑足了手术所需的两万元钱。
在等待住院手术的几天里，我几乎每天都和碎舅在一起。碎舅显得很忐忑，一会儿在院里转转，一会儿又躺在床上长吁短叹。他显然是第一次如此认真地开始考虑起了自己的生死大事。
碎舅说，“我这人说起来也没啥本事，就是勉勉强强完成了任务，老人抬埋了，儿子成家了，说起来也没个啥遗憾的。”
转了一圈儿又说，“要说遗憾嘛，还是有些，就是三个娃娃都把书没念下。”
折腾了几天，碎舅面黑如铁。
很快地，我和妻子托人找关系找到了一位专家。专家在看了所有检查的资料和亲自问诊后说，“这个手术嘛，暂时可以不做，那坏掉的一个肾，其实是几十年慢慢干掉的，留下并不会造成另一个肾的感染。”听了这话，我们就像犯人听到了赦免令一样群情振奋。
碎舅说，“回家吧，快点回家。”
三个儿子麻利地办好了出院手续，当天下午即打车回家。
回到家里的第二天，来探病问询的人络绎不绝，一拨连着一拨。碎舅一边给人们讲解病情，一边就畅谈在城里这几天的切身感受。
碎舅说，“城里啥都好，就是空气没咱河东李家好，人情也薄。”
碎舅还说，“人在生死面前都一样，就我这么刚强的人，一进医院还是七上八下，心里到底没有个着落。”
说了一会儿，碎舅忽然按住一个小孩子的头说，“狗儿，不要成天想着耍钱，还是要好好念书呢，耍钱那把戏，说到底也不是个啥好营生。”
现在，河东李家照例年年耍钱。碎舅也耍。但对后辈晚生们的耍钱，碎舅显然是没有以前那样喜爱和热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