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很久，我才能把它叫做家，我才能习惯这所过于宽大的房子。对于我们这等阶层的人来说，它确实太大了。刚搬进来的时候，我甚至睡不踏实。有时午夜梦回，我分辨不清自己身在何处，总以为是在异乡，甚至连床的方向也弄不明白了。往往愣怔半晌，才一头大汗地清醒过来。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哪儿，这种状态也许是人最为内在的状态。如果我们不用常识和惯性把自己麻木起来，我们很可能就是这种茫然、恐惧的状态。这种状态下适合寻找上帝，适合对生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做一番彻底的思考。
自从1986年毕业来到哈尔滨，算起来我住过的地方（或许也可以称作“家”的地方）有六处，那么我已经搬了五次家了。第一个家是工厂单身宿舍的310房间。那是在1989年，我和老婆旅行结婚回来，没地方住，怎么办？工厂对这些外地的大学生也不重视，领导连孙子的房子都准备出来了，可这些学生真的是没人过问。干脆，和同宿舍的室友说说，让他们去别处吧！一个人本来是哈尔滨人，就为了倒班方便，在宿舍里弄了个床位，也不常住；另一个家在阿城，凭着是铁路职工，可以通勤，也不常住的。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就把宿舍给占了。我们两个脱下灰色西装和红色套裙，一直收拾到半夜。把两张床并到一起，把电饭锅和电炒勺放在另一张空床上。此外什么家具都没有。结婚时，我家里给了我300元钱，就凑合着参加了老婆单位举办的集体婚礼。好在老婆也不嫌没有什么正规的仪式，甚至连个戒指都没有。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我们坐在那里，却感觉一切都是那么陈旧。这么占宿舍的大学生也不仅我一个。房间里有个烟道，一楼是食堂，所以一到夏天，屋子里就热如蒸笼。我就用草编的床垫子把烟道包裹起来，洒上水。那时我年轻，晚上我让老婆先睡，自己把地上洒上厚厚一层水，拿条湿毛巾给老婆扇风，一直能扇到半夜。拼起来的两张床中间有个缝，很是硌人，结果我们就又都挤到其中一张上面去了。冬天倒是温暖，夏天可就过于“热烈”了。由于宿舍的线路老化，到做饭时候，用电器的人多了，老跳闸，市里的消防队来警告过多次了，实属危房。管理员就严格禁止各家使用电器。怎么办？也不能老是去食堂打饭吃啊！于是就用煤油炉子。那时在秋林商店还能买到这种产品。伙计们有认识车间里人的，就去车间里要。我因为熟人少，只能是老婆去她单位弄，有次被门卫抓住，差点儿罚款处分。用这个东西做菜，慢死了，炖汤还成。还记得我笨得把挂面直接放进凉水里，点着了火，结果成了糨糊，为了补救，还往里搅了两个鸡蛋。老婆怀孕的时候，我们把苹果用塑料袋挂在窗户上，气窗常年开着。我下班回家早，有时就给她剥松子，用碗蒸带鱼。还放上一盘磁带，让劳累的她刚到楼下就能看见黄色的灯光，听到温暖的音乐。就在这种环境中，儿子马原降生了。那时的我常怀悲伤，孩子落到这么个贫穷的人家，能有什么好命呢。我们把婴儿放在一张空的单人床上，用枕头挡上，怕他翻身掉下来。有次真的掉下来了，“砰”的一声，孩子只哭了一两声就没动静了。我们惊醒奔过去，发现这小家伙一点儿事没有，居然在地上睡着了。这样过了一年，到1990年的时候，工厂发觉占房子的越来越多，就把女生宿舍腾给了我们。一个房间住两户人家，中间用纤维板和木方子打了间隔。和我同住一室的是对新婚夫妇，没有孩子。晚上马原哭的时候，就能听到那边的人在翻身、叹气。宿舍的房间本来就十几米，从窗户的中间隔开，每家一扇半窗户，加上墙垛子，你想想能有多宽的空间。科长帮我们去厂里材料科批了点角铁、木板。几个同事帮助我搭了个床，用螺丝扭得结结实实的。床窄，我只能侧身睡，和鱼一样。公共厕所老堵，早晨我上厕所要跑老远，就把儿子锁在屋里，有次回来，还没等开门，就听见“喀嚓喀嚓”挠门的声音，原来是马原一脸泪痕站在那里，和猫挠门一样。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家。
这样住到1992年，我评上了中级职称。单位终于给我们分房子了。我这人天生不爱求人，走后门的事是打死也干不出来的。有同事风言风语地说，反正我们这批学生里会有分不到的。我一听就来气了，我就不信：我不去求人，就敢不给我房子！我往床上一躺，让别人爱怎么跑怎么跑去，自己和没事人一样。结果呢，照样不也是给分了一间。那原来也是集体宿舍，20世纪50年代的老房子，三层红砖楼，大走廊。我是在二楼，挨着公共厕所。这回算正式有房了。我刷墙的时候，戴着手套还把手烧出了泡。内弟用旧磁带给墙粘上了一圈墙围子。地上铺了地板革。门口隔出一小块，放锅碗瓢盆和煤气罐。上面是吊铺，有个带唱机的音响放在上面。屋子靠窗户放了岳母给的铁架子床，一张给我母亲睡的长沙发，还有一个从原来宿舍偷出来的小床头柜。我请木匠在床边靠墙打了个架子，放我一些常用的书，其他的仍然放在纸箱子里。做饭仍在走廊，有时也用电做饭。但这里的线路一样已经老化，有时看电视正高兴，断电了。四岁的马原就拿个笤帚去捅电闸，那家伙在黑暗中直冒蓝火星子，非常吓人。房间里没有上水，我们就早早起来，用塑料桶去厕所里接水。厕所里有个锈得很厉害的大管子，接下来的水必须放上一天才能用，桶里满是棉絮样红色的东西。也许就是吃这样的水的缘故，我落下了腹泻的毛病，到现在也没好。老婆和我正相反，便秘，也是到现在都没好，吃啥药都不管用。换煤气需要去很远的工厂二号门。我请车间的朋友给做了个铁钩，就用破自行车驮着。后来自行车丢了，就租三轮去换煤气。家的周围环境倒是不错，对面就是十三职业中学，一座红屋顶的老建筑。在另一面，约一站路的地方就是工厂文化宫，号称“大白楼”。那是苏联式老房子，木结构的，非常漂亮。我的《秋天的下午听某职业中学文艺汇演》和《电影院》里，就有这两所建筑的影子。往北过了友谊路，就是江边九站码头了。有时下着雨，我也会打伞去江边散步。冬天早早起来，一直散步到接近公路大桥的地方。许多诗就是散步回来后写下的，比如《小慧》。那时条件虽然仍很艰苦，日子倒也过得很自在。有时朋友们结伴而来，一进屋就脱鞋上床，有的就坐在窗台上。多的时候会有十几个人。记得有一次麦可来坐了一天，中午喝完酒，话也说没了，我们就沉默地坐在那里。我歉疚地说：“也没啥事，让你浪费了一天。”老麦就说：“和这样的朋友待一天值得。”当时朋友们都很穷，每次来都各自带点儿菜来，也有人自愿动手做饭。有时想想，还真怀念那段日子。那时最盼的就是动迁，等真的盼到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1997年。
1997年春天动迁了，我们就搬到了内弟在锅炉厂宿舍23栋的房子里。这回比较正规了，虽然只是十来米的一个屋，可有厕所，有厨房，还有煤气管道，再不用大老远的换煤气罐了。就在这间房子里，我一个冬天译完了毕肖普的诗全集，写出了《论客观化写作》的论文，编辑了后来台湾出版的诗集《以两种速度播放的夏天》。我高兴地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我动迁了。可就在不久后的一天深夜，老婆的二哥突然敲门，告诉我我妈走了。老人自父亲去世后一直一个人过，我一直渴望能有个大点儿的房子，把妈妈接来一起过。现在这个心愿永远地化成了飞灰。这不能不是此生最大的遗憾之一。1998年年底，眼瞅着房子就要盖起来了，手里的人民币根本连进户都不够。怎么办？走，去北京！于是，1998年的最后一天和1999年新年的第一天，我就是在列车上度过的。1999年秋天重新回到哈尔滨，我已经分到了动迁的房子，是移迁，没有在原地。原地现在盖了望江花园，房价是哈尔滨最贵的一个地方。我们从一类地区被移迁到四类地区，也没有一分钱的补偿。我要了八楼顶楼，有45平方米。因为老婆和孩子上班上学太远，一直没去住。我们把房子粉刷干净，租了出去。然后用租金在动力区又租了一个32平方米的一室半，一直住到了今年5月底。
现在我是坐在明亮的新房里写这些琐碎的往事。我咬牙不让马原受我所受过的上无片瓦之苦，就贷款8万元买了这个足够舒适的房子，作为儿子将来的根据地。这就是我真正的家了吗？未必。自从信靠了主以后，我就知道，我们在尘世的家永远是临时的，我们真正的家是主的怀抱里。常怀这种信念，我们方不致黏滞于物，我们方能了悟，我们一无所有而来，也将一无所有而去。这样想的时候，果真会有“万古长空，一夕风月”的澄澈心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