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西方发达国家正处于经济衰退的过程中，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却出现奇迹，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经济前景一片灿烂。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危机爆发前曾一度是发展中国家的样板。东南亚国家对各自的国家经济非常乐观，为了加快经济增长的步代，它们的政府放宽了金融管制，推行金融自由化，以求成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但是，东南亚各国在经济繁荣的光环下却忽视了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增长不是基于单位投入产出的增长，而主要依赖于外延投入的增加。在此基础上放宽金融管制，无疑于沙滩上起高楼，将各自的货币无任何保护地暴露在国际游资面前，极易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国际游资的冲击。加上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东南亚各国普遍出现了过度投机房地产、高估企业规模以及市场需求等，发生经济危机的危险逐渐增加。
199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莫里斯·戈尔茨坦就预言：“在东南亚诸国，各国货币正经受着四面八方的冲击，有可能爆发金融危机。尤其是泰国，危险的因素更多，更易受到国际游资的冲击，发生金融动荡。”但莫里斯·戈尔茨坦的预言并未引起东南亚各国的重视，反而引起反感。东南亚各国仍陶醉于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奇迹。
东南亚出现如此巨大的金融漏洞，怎能逃过乔治·索罗斯的眼睛。他一直在等待有利时机，希望能再打一场英格兰银行式的“狙击战”。
早在1993年，乔治·索罗斯认为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被低估，他决定拿林吉特作为突破口。他联合了一些套利基金经理开始围剿林吉特。但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却决心维持低币值的林吉特，马哈蒂尔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加强了对本国资本市场的控制，使得乔治·索罗斯及那些套利基金经理无机可乘。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因此免遭劫难。乔治·索罗斯继续等待更好的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南亚各国经济过热的迹象更加突出。各国中央银行采取不断提高银行利率的方法来降低通货膨胀率。这种方法也提供了很多投机的机会。连银行业本身也在大肆借入美元、日元、马克等外币，炒作外币，加入投机者的行列。这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各国银行的短期外债巨增，一旦外国游资迅速流走，将会导致各国金融市场大幅震荡。东南亚各国中央银行虽然也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面对开放的自由化市场却已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而泰国的这个问题最为严重。因为，当时泰国在东南亚各国金融市场的自由化程度最高，秦铢紧盯美元，资本进出自由。泰国经济的“泡沫”最多，泰国银行则将外国流入的大量美元贷款移入到了房地产业，造成供求严重失衡，从而导致银行业大量的呆账、坏账，资产质量严重恶化。1997年上半年，泰国银行业的坏账据估计高达约合310亿~350亿美元。加上借款结构的不合理，更使泰国银行业雪上加霜。泰国银行业的海外借款95%属于不到一年的短期借款。
乔治·索罗斯看准了东南亚资本市场上的这一最薄弱的环节，他决定首先“狙击”泰株，进而扫荡整个东南亚国家的资本市场；
1997年3月，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房贷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问题，乔治·索罗斯认为他的时机到了。乔治·索罗斯及其他套利基金经理开始大量抛售泰铢，泰国外汇市场上泰铢一路下滑，5月份最低跌至1美元兑26.70铣。泰国中央银行在紧急关头采取各种应急措施，动用120亿美元外汇买人泰铢，提高隔夜拆借利率，限制本国银行的拆借行为等。这些强有力的措施使得乔治·索罗斯交易成本骤增，损失了3亿美元。
3亿美元的损失根本无法吓退乔治·索罗斯，他认为泰国即使使出浑身解数，也抵挡不了他的“狙击”。
1997年6月下旬，乔治·索罗斯筹集了庞大的资金，再次“狙击”泰铢，各大交易所一片混乱，泰铢狂跌不止，交易商疯狂卖出泰铢。泰国政府动用了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150亿美元的国际贷款试图力挽狂澜。但这450亿美元的资金相对于无量级的国际游资来说，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7月2日，泰国政府再也无力与乔治·索罗斯抗衡。泰国不得不改变了维系13年之久的货币联系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泰铢更是狂跌不止，7月24日，泰铢已跌至1美元兑32.63殊的历史最低水平。泰国政府被国际投机家一下子卷走了40亿美元。
乔治·索罗斯初战告捷，他没有因此而满足，他要扫荡的是整个东南亚。当时被媒体称为“索罗斯飓风”的乔治·索罗斯和他的量子基金及其追随者的国际套利基金机构很快就扫荡到了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家。印尼盾、菲律宾比索、缅元、马来西亚林吉特无一不是大幅贬值，银行破产。
扫荡东南亚的“索罗斯飓风”一举刮去了百亿美元之巨的财富，使这些国家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所积累的财富化为灰烬。
由乔治·索罗斯发动的针对东南亚国家货币的“狙击战”此时也不再只是局限于东南亚，整个亚洲乃至拉美和东欧的外汇和证券市场都被波及。巴西、波兰、希腊、新加坡、台湾等国和地区的外汇和证券市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动荡，货币与证券价值纷纷下跌，这些国家政府不得不动用国库支持本国货币及证券市场。许多国家政府财政官员和元首到了谈“索”色变的地步。乔治·索罗斯在金融市场上的“狙击战”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贸易逆差激增，各国开始加强金融监管，时刻防范乔治·索罗斯，这也使乔治·索罗斯的行动变得不再那么容易了。
扫荡完东南亚，乔治·索罗斯决定“捎带脚”“狙击”掉香港货币——港币。
1997年7月中旬，港币遭到大量抛售，港币汇率受到冲击，一路下滑跌至1美元兑7.7500港币的心理关口附近。香港各大银行门前挤满了挤兑的人群。香港金融管理当局立即入市，强行干预市场，大量买入港币以使港币兑美元汇率维持在7.7500港元关口之上。
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干预在刚开始的一周时间里，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效果。但不久，港币兑美元汇率还是跌破了7.7500港元的关口。香港金融管理局再次动用外汇储备，全面干预市场，将港币汇率重又拉升至7.7500措元之上，显示了强大的金融实力。乔治·索罗斯第一次试探性的进攻在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有力防守中失败。
乔治·索罗斯开始对港币进行大量的远期买盘，他试图以此方式迫使港币成为另一个英镑和泰铢。但这次乔治·索罗斯的决策的依据缺乏一个关键因素——香港主权已为中国大陆政府所收回。而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外汇储备有2000多亿美元，加上台湾和澳门的外汇储备总额估计不少于3740亿美元。如此多的外汇储备，可不是英国的英格兰银行、泰国等东南亚诸国所可比拟的。乔治·索罗斯要“狙击”掉港币，他的“弹药”储备和补给线能支持他完成这个任务吗？
就香港而言，维护固定汇率制是维护港人对港府和其主权所有者中国大陆政府信心的一个保证，一旦固定汇率制在乔治·索罗斯等所引领的国际游资的冲击下失守，港人将会对香港政府及其背后的中国大陆政府失去信心，香港也必将步泰国后尘。在这个政治背景下，保卫香港和维持香港的货币稳定不能不说是一场生死之战。香港政府只能不惜一切代价抵抗任何对港币的进攻。
1997年7月21日，乔治·索罗斯新一轮的“狙击”开始了。当日，美元兑港币3个月远期升水250点，港币3个月同业拆借利率从5.575%升至7.06%。次日，香港金融管理局开始反击。香港政府通过发行大笔政府债券，抬高港币利率，进而推动港币兑美元汇率大幅上扬。同时，香港金融管理局对两家涉嫌投机港币的银行提出了口头警告，使一些港币投机商出于对香港监管当局的畏惧而退出港币投机队伍，这就从客观上削弱了乔治·索罗斯的力量。当港币被继续投机性抛售时，香港金融管理局则以大幅提高短期利率，香港银行间的隔夜贷款利率暴涨。在香港金融管理局一连串的反击下，乔治·索罗斯并没有能占据上风。
中国政府不断地强调，将会全力支持香港政府捍卫港币稳定。必要时，中国银行将会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合作，联手打击乔治·索罗斯的投机活动。这对香港无疑是一种强心剂，但对乔治·索罗斯来说却只能是一个坏消息。素罗斯所听到的“坏”消息还远不止这些。
1997年7月25日，在上海举行的包括中国、澳大利亚、香港特别行政区、日本和东盟国家在内的亚太11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会议发表声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良好，彼此要加强合作共同打击货币投机力量。这使乔治·索罗斯感到“狙击”掉港币已无可能。
“狙击”港币失利确实给了乔治·索罗斯一个教训，不要将“狙击战”变为“阵地战或“突击队的冲锋”，否则“狙击手”与“突击队”的优势会因为其非集团军种作战且缺乏海空的掩护而将自己的位置暴露无遗，同时“狙击枪”的“弹药”单位时间发射量和重机枪的发射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即便是技术再高超的“狙击手”在暴露位置的情况下也难逃密集的“枪林弹雨”的“射杀”。
尽管，乔治·索罗斯“狙击”港币失利，但是并不影响他作为世界上的头号投资家。从他进入国际金融领域至今，他所取得的骄人业绩，几乎无人与之能比。
乔治·索罗斯的薪水至少要比联合国中42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高，富可敌42国。乔治·索罗斯也从不隐瞒他作为投资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他曾说：“投机货币只是为了赚钱。在交易中，有些人获利，有些人损失，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我并不是损害谁。如果我对在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任何人都不存在负罪感，因为我也可能遭受损失。”
索罗斯的35条启示
1.乱局即大局
书评家马德瑞克曾经说过：姑且不论华伦、巴菲特及索罗斯的个人天赋，他们所处的时代，对于能在金融市场赚钱特别有利。也就是说造成赚钱有利的原因是因为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初期不预期的通货膨胀的结果，以及过去20年国际市场资金的戏剧化、混乱的扩张所致。
索罗斯的一项重要能力就是在凡人眼中的一场混乱，他却能辨识混乱的类型。一个长期追踪避险基金绩效的华尔街公司的领导人李伯说：他以全球的角度观察大势，他极了解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因此他清楚的何处可以运用杠杆操作，不论是知识性或金融性的杠杆。
索罗斯说过：金融市场天生就不稳定，国际金融市场更是如此，国际资金流动皆是有荣有枯，有多头也有空头。市场哪里乱哪里就可以赚到钱。辨识混乱，你就可能致富；越乱的局面，越是胆大心细的投资者有所表现的时候。
一项情形变的越遭，就会向上弹的越高。跌的越深，市场越乱就越可能出现大行情。很多情况常常是：市场乱，投资人跟着一起乱。所以我们常常可见到恐慌性卖压，投资人奋勇追高等新闻标题。乱局对冷静的客观投资人来说，正是天赐良机，因为这可能是大捡便宜货的机会，也是财富重分配的时候。
2.见坏快闪
认赔出场求生存是索罗斯投资策略中最重要的原则，那么眼明手快，见坏就闪就是求生存最重要的方式。
政治上：1987年索罗斯基金会在中国大陆设立分会，并以改革开放为名，资助中国的民主活动；但1989年时，在大陆的分会遭中国政府监控，索罗斯见局势不妙，便结束分会，至今尚未在大陆复会。
1974年，索罗斯在日本股票市场建立极高的持股比例，一日下午，东京某位营业员打电话告诉他一个秘密，内容是告诉他日本人对陷入水门案件丑闻的尼克松总统反映欠佳，当时正在打网球的索罗斯毫无犹豫地立即决定卖出。
由此可见眼明手快是许多基金操盘人的必备功夫。
大部分投资人充斥一种舍不得的情绪，上涨舍不得卖，下跌也舍不得卖，看了难过，杀了手软，出手往往是波段最低点。
3.昨天的历史，明日的走势
索罗斯成功的预测1987年的崩盘，秘诀为何？
经济危机的爆发，往往是累积长期不稳定的情况所酝酿而发生。历史的经验往往可以预测未来，因为历史是会重演的，所以以史为镜不失为预测重要方向。
1929年及1987年崩盘类似之处：
1929~1987短期货币市场利率走扬，造成股市资金动能不足，大量美元流入他国中央银行，美国联邦理事会没有注入等量货币造成资金流动性不足，下跌幅度36%与1929年相似，每日价格的波动与1929年相似，胡佛总统对股灾之初发表谈话，里根总统在股灾发生之初发表谈话，内容与胡佛相似。
4.别人话中话，我见财上财——解读能力
一些平淡无奇的话，在索罗斯听起来，可能就是重要的买进或卖出的信号。这样的启示说明了索罗斯一项重要的能力，就是解读。
各国重要领袖、甚至政府领袖、商界人士的重要谈话，都隐含了相当重要的内涵在其中，而差别在于听者能听懂几分、又能执行几分。
1992年德国央行史莱辛革的一次演说提到：如果投资人认为欧元是一篮子固定的货币的话，那就错的离谱了。当年总统为了经济问题，一再提高马克的利率，使得马克变成强势货币，而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德国及意大利不得不跟进，但是英国及意大利的经济情况不理想，因此苦撑汇率之下，对德国抱怨连连。索罗斯听了史莱辛阁这番话以后，认为其中别有文章，他话中的涵义可能影射虚弱的意大利里拉。事后索罗斯与史莱辛阁谈话，问其是不是喜欢以欧元作为一种货币。史氏回答，他喜欢欧元的构想，但是欧元这个名称则并不喜欢，如果用马克的话，他会比较容易接受。读出弦外之音的索罗斯便立刻放空意大利里拉，大赚三亿，并借了一大笔英镑，改换成马克，又大赚十亿美金。
5.小心，明牌就在你身边
小心懂的判断、听的懂事件的涵义，明牌就出现在报纸、新闻、电视、广播、甚至口耳相传的小道消息上。
1972年，有一天晚上索罗斯听到了国民城市银行招待证券分析师吃晚饭的消息，这是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虽然索罗斯不在受邀行列之列，但他却敏锐的认为其中必有不寻常的事情要发生，他立即主张买进经营品质较佳的银行股，他的联想是银行业可能要公布利多消息。果然索罗斯买进的股票获利五成。
6.仙人打股有时错，错误为投资之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