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一带有唱戏的风俗，不但男娶女嫁、娃崽满月、新屋上梁等红喜事唱戏，而且白事也唱。有时啥也不为，只是闲着，那好，几块木板，一些砖块，戏台就搭好了。二胡、唢呐、鼓、锣都是现成的，拿来就是。片刻，鼓声锣声唢呐声汇成一片，戏就开始了。
七根在那一带唱戏是出名的。
这天，有两家上门请七根唱戏。
一清早，八斤就提着一斤糖、八个鸡蛋上门了。那时的七根还躺在床上。女人喊醒了七根。七根见是八斤，心里一怔，笑就僵在脸上。
八斤没事样笑着说：“你还记恨着那事？咋女人样小肚鸡肠？我这人，大大咧咧的，不管啥事，过后就忘。七根，今晚就劳扰你了。”
七根支支吾吾起来。
八斤问：“村长已请你了？”
七根的女人应：“嗯，村长昨晚就请了。唉，你若在村长前面请了就好，那我就可辞村长。可又都在同一个晚上。”八斤脸上的笑没了，说：“那我只有到外村去请了。”八斤说着就走，女人拿起八斤放在饭桌上的糖与鸡蛋，说：“这个，你带走。”“哪有带走的理？我是高兴的。”八斤女人头胎就生了个带把的，八斤咋不高兴？
此时，七根正洗脸。
女人说：“心里真过意不去。若村长没请你，真不好对八斤交代。”
“我倒希望村长不请我。”。
正说着，披麻戴孝的村长来了。七根忙让座，女人也泡来茶。村长说：“不喝茶了，我立马就走，今晚就要劳扰你了。”
“没事，村长叫，是看得起我。”
村长也没多坐就告辞，七根想问那事，但开不了口，只说：“走好，走好。”
“唉——”七根又叹起气来。
“叹啥气？”女人问。
“女人懂啥？”七根说着，心里嘀咕开了，这戏真不好唱。同一天晚上，两台戏，戏唱得不好，人走光了，自己丢了面子事小，关键的是要得罪村长。得罪了村长，那自己当砖瓦厂厂长的事也准泡汤。若戏唱好了，弄得八斤搭的戏台没人，那就得罪了八斤。得罪八斤一个人是小事，就怕得罪全村人。在乡下，若得罪了众人，那日子就没法过了。给村长唱的是丧戏，给八斤唱的是喜戏。若丧戏压倒了喜戏，那村里人不骂自己缺德？
中饭，七根是在村长家吃的。
吃饭后，就动手搭戏台。
戏台搭好了，村长说：“重搭，搭高一些。”七根正纳闷，旁边一人说：“八斤家搭的戏台比这戏台要高。”
重搭的戏台就高过八斤家的。
天断黑了，戏还没唱，村长家的戏台下就黑压压地挤满了人，七根好感动，想他们准是慕自己的名而来。七根来了精神，这戏一定要唱好，要不，就对不起戏台下的村里人。
这时，八斤家的戏已唱了。鼓声、锣声响成一片。七根对村长说：“开始吧。”
随着鼓点，七根就开始唱了。七根一唱，就博得台下满堂“好”的喝彩声。七根就唱得更起劲。唱完一出戏，就歇息，喝茶润嗓子。村长对七根说：“你的戏唱得好。八斤家唱的戏只有自己一家人看。听人讲，八斤哭了。”七根的心重重往下一坠，竟浑身没点劲。此时，有一娃崽对一妇人说：“娘，我要去那儿看戏。”“不准去，只许你看村长家的戏。”
七根听了，一阵悲哀，也明白这台下为啥这黑压压的一片人了。
第二台戏，七根唱得没精打采，几次没跟上鼓点，还有一回，声调上不上去，闹了满堂哄笑。村长就生气了：“你咋回事？开初唱得那么好。”后来七根几次跑了调，可台下仍黑压压的一片，竟没一个人走。七根倒希望有一半人去看八斤家的戏。
后来，七根故意把声音一个劲往上提，一到高音，就上不了，但仍唱高音。不一会儿，嗓子就沙哑了。七根下了戏台，对村长说：“我再不能唱戏了，嗓子废了。”说话都蚊语一样。
七根去了八斤家看戏。
乡村艺人七根遇到了人生的一大难题：八斤生了个男孩要请七根唱戏，村长家办丧事也要请七根唱戏，七根不敢得罪有权有势的村长只好回绝了八斤。在演出过程中，七根实在看不惯村长的霸道劲，故意唱高音把自己的嗓音毁了。这个“殇”演绎了一个现代权势葬送了传统技艺的故事。这种“双重交叉否定”的“殇”的故事没有简单化地再现生活，而是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我们今天转型期社会的生活热点和难点，它包含的审美信息显得十分丰富和复杂。陈永林的微型小说立意比较耐读的原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这一种“殇”的模型结构有直接的关系。（刘海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