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张学良选中在危难之机到齐齐哈尔主政的马占山将军，是一个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
从长相上看，马占山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个子矮，因此人送外号“马小个子”。当时，有一个采访过他的《申报》记者这样描述他：“面颊瘦削，躯干中人，蓄八字须，衬以有光之两目，威凌逼人，盖一神采奕奕短小精悍之丈夫也。”也有的记者在报道中说他长着一副“有特色的泥鳅相”，“具有满洲土生土长的枭雄所特有的风度。”
从经历上看，有记者评论说他“与已故张作霖大元帅酷似”。此话可谓一语道破。
旧社会东北有一句话叫做“不当胡子不当官，不进窑子不当太太”，此时当上了黑龙江省最大的官的马占山就正儿八经地当过一把胡子。在谈到他是如何开始的那段绿林生涯的时候，他的女儿马玉文说：
由于家中贫困，父亲从七八岁起就给一个姓姜的大地主（外号姜大牙）放马。在他18岁那年的一天夜里，姜家崴子村放赌，一个耍钱的偷了姜大牙一匹马。可姜大牙一口咬定是我父亲偷的，说：‘那匹马性子非常烈，一般人近不得前，你放马多年，就你能使唤它，肯定是你偷的。’不由分说，将我父亲捆绑起来，送到了毛城子警察分局。
旧社会的军警从来都是和有钱有势的人一个鼻孔出气的。姜大牙是那一带有名的富户。所以不问青红皂白，就将我父亲两个大拇指拴起来，吊在棚顶大梁上，严刑拷打，非逼他承认偷马不可。怎么打父亲也不承认，他大声分辩说着：‘我没偷你的马，你不能诬赖好人！’‘就是你，你家穷，你想偷马卖钱！’我爷爷就这么一个儿子，急得团团转。他知道，穷人和富人打官司，穷人没个赢。他硬说你偷了，你不承认只有死路一条。老实的爷爷四处磕头，求大家帮忙把儿子赎出来。后来，由我舅爷出头做铺保，用我家仅有的田产：一小块麦青地、一头小毛驴将父亲赎了出来。
令人气愤的是，在我父亲被押期间，姜大牙的那匹马自己跑了回来，但贪财的姜大牙硬是不承认。爷爷怕父亲再遭毒手，只得含冤忍辱，忍气吞声。
父亲回家后，总咽不下这口气。他埋怨爷爷胆小怕事，发誓：总有一天要报仇雪恨。
从那以后，他总想出走。爷爷让我母亲看着他。可怎么能看住呢！一天，他铲地回来，就进屋里躺下了。当时爷爷在外屋，妈在厨房里做饭。做好饭进屋里叫父亲吃饭，一看窗户开了，人没了。出去撵，不见人影。爷爷出去找了一个来月，哪儿也找不着。后来碰到一个相面的老头，他说：‘我看见你儿子了，家里圈不住他，他该出去了，你不用找他了。’我爷爷很迷信，便不再去找了。
后来才知道，为了报仇雪恨，父亲从家出走后，直奔胡匪啸聚之所——哈拉巴喇山落草为寇去了……
马占山就是这样由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被逼成了胡子的。那么，他又是怎么开始由“绿林好汉”摇身一变而为官场中人了呢？他的内侄、也是长期跟随他的副官杜海山说：
“两年后，日俄战争结束，沙俄侵略军撤出了怀德一带。清政府为恢复地方的统治，着手收编散在各地的民团，以及愿意归顺的‘绿林好汉’，充当维持地方秩序的武装。这时，马占山带着他的弟兄们响应改编，成为地方游击队。马占山被委以哨官。当时，这类游击队还不是清政府的正规军，类似民团组织，因此，马占山还算不上是清军哨官。1908年，清政府调提督张勋部进驻昌图府，为了扩充实力，张勋派马瑞麟去怀德改编游击队为清政府的直属部队，并调这支部队驻扎昌图。这时马占山成了名符其实的哨官。从此开始了行武生涯。”
马占山任哨官不久，又调充随军侍卫，常在张勋左右。
当时吴俊升任统领，隶张勋部下。吴与张意见不合，常受张的排斥。马占山在张面前，常为吴说好话。吴心里感佩，很表器重，想遇机提拔。遂于宣统三年，调马占山到其所部第四营。
1913年吴俊升部被改编为骑兵第二旅，吴任旅长，马调任第三团任少校连长。1914年，驻怀德县。
日俄战争结束后，沙俄不甘心失败，挑拨汉蒙关系，制造民族分裂，收买民族败类，策划叛国活动。为消灭蒙古叛匪，马占山奉命前往剿捕。由于他从小为人放马时练就了一身马上强功，落草为寇时又练就了一手娴熟的枪法，因而在激战中，他可在马肚侧面藏身，以惑敌人；又可将头探于马首下，弹不虚发。他屡建战功，深得上司赞赏。
1918年秋，马占山接到家信，信中告知：‘父病危速归。’当时马占山正在追剿一股号称‘好友’的顽匪，战事紧张。他回信：‘上面有令，抓不住好友不许回家。’直到抓住了‘好友’马占山才匆匆回家去，但父亲已经去世。这一年，马占山因剿匪有功，升为营长。
自那以后，马占山便由营长而团长而旅长而师长而军长，一步一个脚印地升到了黑河镇守使的位置，统辖沿江十余县。
1931年10月10日，张学良一纸电令把马占山推到了黑龙江省代主席的位置上。马占山知道，他的这次高升可不比寻常。
摆在马占山面前的出路有三条：
第一、忠实地执行国民政府之不抵抗命令，率军一走了之。这在当时东北军“二十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个是男儿”大背景下，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
第二、像辽宁的臧士毅、吉林的熙洽那样，投到日本人的怀抱里。这样他照样可以“高官任做、骏马任骑”；
第三、奋起抗日。但“反思我兵力单薄，兵器不良，抵抗决难持久”。
马占山到底没有辜负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吴大帅对他的期望，更没有辜负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的重托。在痛苦的思索之后，他下决心“要为国家争国格，为民族争人格，到省后，不管有何困难，必与日本一拚。”
10月11日，马占山乘大兴轮船由黑河启航，经哈尔滨改乘火车赴省城。19日晚，他到达齐齐哈尔，20日举行就职仪式，正式走马上任。
马占山此时面临的是一个乱摊子、险摊子——
敌情：日军自占领辽吉后，诱惑洮辽镇守使张海鹏，许以黑龙江省主席，令作前驱，张海鹏昏庸无知，甘为傀儡，10月11、12两日，日军运军火数列车交张使用，省城绅士赵作人等赴洮南迎接……张逆气馁，不敢前来，日本遂调兵遣将自行出马矣。
财政：仅接省政府存款八万余元，并有未发行之黑龙江省纸币200万元，押在哈尔滨各银行。
公务员：多自动离职。
市面：钱法毛荒，本省纸币，哈尔滨已不通用。商户多闭门迁避。
兵力：江省全部兵力，约两万余人，另有精锐之国防军两旅，开往关内未回。目前可用者，仅驻在省城之卫队团、炮兵营、工兵营，2500人。
几乎就在马占山到达齐齐哈尔的同时，日本人的威胁恫吓也接踵而至了。
10月25日，日本驻黑龙江省领事清水照会马占山：奉本庄司令官之命，请将军将江省政府和平让予张海鹏。奉吉两省已经与日本合作，谅黑龙江一省之力，决难抵抗，如不愿合作，张海鹏曾托本庄代说愿出500万元请将军出国游历。
马答：“马占山决不能出卖黑龙江，你回去告诉本庄，他如想得黑龙江，可拿血来换，不要瞧不起中国人，拿钱来迷惑我。”
10月26日，日军二十九联队进占四洮路全线。
10月27日，日本驻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向马占山下战表：限黑龙江省在一周内迅速修复江桥，如果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完成，则以后由日方修理，并视情况对工程进行实力保护。
28日，接洮昴路局报告：“日本多门第二师团及满铁守备队约一千多人乘兵车开到洮南。多门让路局转告黑龙江省政府将军队撤出洮昴路外。”
29日，清水向马占山下通牒：“洮昴路系满铁借款铁路，且于交通运输有重大关系，如长此放任，华方的自行修理桥梁认为绝对不可能。故与有密切关系的满铁立即派人着手修理，希望黑省军队断勿妨碍，并予以适当保护。倘妨碍修理，则日本方面将采取适当的措施。”
马对此的答复是：“南满铁路局对于洮昴路仅有借款关系，债权者不能代债务者修理工程，且洮昴路并非江省省政府所属，不能代为承认由满铁兴修，可由江省政府代为通知洮昴路自行修理可也。”
30日，张海鹏在日本人操纵下召集军事会议，部署攻黑事宜。
11月2日，日军送来最后通牒：“1、嫩江桥不得为战术上使用；2、至11月3日正午止，南北两军各由桥梁撤退10公里以外地点，至修竣为止；3、不承当上述要求或妨碍修理者，认为对日军有敌意，即行使武力。”
接到最后通牒后，马占山迅速召集军事会议。会上，以赵仲仁为代表的一大帮人哭着喊着说，日军来势太猛，我们库空如洗、兵力不够。因此请马主席“顾全地方，和平应付”。以参谋长谢珂为代表的一些人则认为，江桥阵地非常坚固，应该利用其对来犯之敌进行痛击。还有一些人以张学良曾经指示要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而吱吱唔唔地不置可否。
这些人在会上七嘴八舌，吵吵了半天也没有个结果。实际上，在这种形势下，这种会议也很难由大家讨论出个谁都满意的结果来。
现在也只有马占山站起来“拍桌子定案”了：
“我是一省长官，守土有责，决不能将黑龙江寸土尺地，让于敌人。我的力量固然不够，他来欺负我，我已决定与日本拚命，保护我领土，保护我人民。如果我打错了，给国家惹出乱子，请你们把我的头割下，送到中央去领罪。”
马占山刚一说完，他的卫队长徐宝珍就拔出手枪向大家说：“在座诸位再如有主张议和者，便以汉奸论处。”
就这样，会议通过了抵抗的决议，同时进行了相应的军事部署。
11月3日上午，日军两辆铁甲列车开到江桥。百余名满铁工人在日军士兵和飞机的掩护下强行修桥。日军飞机炸伤我士兵9名。当夜“用探照灯向我阵地照射，炮击我大兴站阵地……，敌彻夜向南岸增兵。”
4日，日本人又弄新招：向我步兵第三旅参谋长石兰斌提出要一同到前线正在对峙的双方军队对话。石信以为真，于8时随其过桥，日本人马上迫使签字承认撤退事实，并迫其立即下令火速撤退。
石不允。
日方乘我不备，捕去3名士兵。
下午3时，日本人再次约我方人员同去视察江桥。途中，专车遭日军飞机轰炸，我方一副官受伤。
在这种情况下，“占山等于无可如何之余”，“严令将士只准防御，不得攻击。”
可别小看“只准防御”这几个现在看来只是很平常的四个字，这在当初却是马占山胆大包天违抗中央指示精神下的一道命令。虽然在这几个字的后面还带着一个不太协调的尾巴——“不得攻击”，实际上这根本无法做到，但它毕竟是破天荒地宣布中国军队终于得到了可以抵抗的命令！
日军节节进逼，我军寸步不让。江桥附近的形势就象一个已经点燃的炸药包，爆炸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