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读者都还记得，切·格瓦拉有关耽于理想的言辞已经写在本书的前言。的确，他是一个伟大的理想家，而且他的理想颇为宏大。但是我们觉得他还是一个普通人。
我们主人公的理想是什么？他坚持什么原则？—我们在本章将谈论这个问题。
与格瓦拉有过交往的人起码都知道他的主要理想：在我们星球上消除极端贫困和压迫平民百姓。他的女友米尔娜·托雷斯可以证实这一点。
1963年，她在哈瓦那与切交谈时向他介绍了自己一个妹妹的情况，即她妹妹在就读大学的考古学还是医学之间难以做出抉择。“这事与我有关，”格瓦拉对此反映说，然后陷入幻想开始思考并补充道：“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民族解放……是革命。”
当话题涉及大写的革命（外文中首字母大写的词通常为专有名词。—译者注）一词时，理想家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的嗓音变得洪亮，两眼放射出某种特别的光芒。他认为，它与国家政变、与粗暴地夺取政权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是一场真正的、大公无私的革命，肩负的使命不只是改变生活条件，还要改变人自身。在我的记忆中，少校与苏联大学教师谈话时流露的正是这种眼神。
其中一位教师大概想证实格瓦拉有关真正革命的话（我根本没有考虑其他动机）的含意，于是插话说：“我们的十月革命如何？……”切注视着他，两眼透出他那种典型的狡黠神情说：“植根于自己的基础是对的……”然后沉默片刻并十分严肃地补充说：“别怂恿我对朋友做不礼貌的批评！”
在阐明社会革命变革观点的同时，格瓦拉关注的积极方面是，找出其口号用语—“制造革命”。同时证明有人在这些话中看到了对毫无根据且凭空虚构的主动性的召唤，或者进而把“输出”革命强加给其他人，这完全不是实情。在这种情况下，他希望不要将这个问题与古巴有权与美洲大陆的革命力量开展合作并支持它们混为一谈。
作为一个博学多才和训练有素的政治理论家（虽然基于自学），他绝对没有轻视革命进程的主客观条件（我曾不止一次地就这个问题同反对格瓦拉意见的人谈过话，其中就有拉丁美洲的共产党人。他们因为他不顾主客观条件而批评他，似乎他本质上就轻视这些似的。同时，他们还引用了切有关号召点燃解放斗争烈火的“游击策源地”一说。—作者注）格瓦拉本人认为这种独特的“起动器”不是笼统说的，而是指“第三世界”最落后的国家的条件。此外，他也不想把有关“游击策源地”的思想绝对化。他在《游击战》一书中写道：“为革命创立所有的必要条件仅有游击策源地一个推动因素是不够的……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前提条件，它们是通过对具体形势的综合分析得出的。”
在他撰写的《古巴：特殊现象还是与殖民主义斗争的先锋》一文中，他又一次对这一问题做了阐述。文中他再次反对将游击（武装斗争）道路绝对化，认为这跟围绕着改革和竞选打转是一个道理。
几年以后，格瓦拉部长在日内瓦接受了法国记者皮埃尔·西蒙诺维奇的采访，记者对其他问题发生了兴趣：
“通过议会道路发展，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拉丁美洲取得胜利吗？”
“原则上不能，”格瓦拉回答说，“除非是在一个或两个国家。美洲大陆的总的方针是武装斗争的道路。这是帝国主义及其傀儡强加给它的。”
格瓦拉清醒地看到拉丁美洲许多左翼政党领导人明显的蜕化变质，他们试图否认（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自己见风使舵的行为和碌碌无为。
由此看来，三大洲国际会议（1966年在哈瓦那召开）主席台上发出的对拉美左翼的严肃的批评是完全合理的。会议举行时切并不在场，然而却与他的思想一致。为证明这一点，主席台上悬挂了一幅巨大的格瓦拉肖像以及他的语录牌：“每个革命者的职责就是制造革命。”
总体看来，古巴人对各种变节分子向来没有好感。玻利维亚前共产党人奥斯卡·萨莫拉也重视这次会议。他以为，哈瓦那似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变节行为（他先是答应，而后又反对玻利维亚人参加切的队伍）。当不许萨莫拉出席会议，后在饭店遭到隔离，继而又被驱逐出古巴，这使他感到极大的惊讶。菲德尔·卡斯特罗发言时，他的每句话仿佛就是冲着萨莫拉这种人：
“大陆各地到处都有援引马列主义词句的人，他们赞同依附于帝国主义强加的极为暴戾的秩序。”他的战友切像是与他遥相呼应，特别写道：“马克思的革命者（因为不是学者，他自己的著作和预言的一些提法有时超出了历史现实）—陷入这种情况后（拉美左翼所处的情况。—作者注）就要奋起抗争。”
格瓦拉有关赢得古巴革命的思想证明他并不支持草率总结。这在他的一篇题为《古巴与拉丁美洲》（1961年）的时评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他在这篇文章中直接指明了革命前夕这个国家出现的特殊条件：
“北美帝国主义已经走入歧途，从来不会估计古巴革命的可能后果。垄断组织已着手考虑由谁取代巴蒂斯塔（他们知道人民都不满意他），如何使新的忠于他们的‘自己人’上台……他们以怀疑的眼光打量我们，但是并不害怕我们。”
诚然，这场革命的领导人与最初阶段的特殊左派并无区别，他们的行为和声明不是这种政治“误解”或是研究的对象受到歪曲的最后原因（至少是在美国统治集团对古巴的改革做出挑衅性的反应之前）。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记得卡斯特罗于1959年在纽约记者协会上的发言，他指出，古巴革命“不是红色，而是橄榄绿色。”（像起义部队军装的颜色。—作者注）
格瓦拉在上述提到的一篇时评中也谈到古巴革命进程中另一个特点？：
“资产阶级大部分都正面理解反对暴君的革命战争……甚至一些大庄园主也对起义者持中立态度。”（公正地说，应当指出卡斯特罗本人在三大洲会议上的发言“修正了”前面提到的格瓦拉对资产阶级作用的评价，尽管是以间接的方式。—作者注）
与此同时，切号召在日常工作中养成正确对待由于革命的良心和道德出轨而背弃原有信念者，正确对待明显而公开的叛徒。他单纯从自我批评角度讲到了革命中的失误，以十分宽容的态度对待这种人。“你们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他对他们所有人说道，“非常感谢。”
分析古巴革命的挫折时，理论家格瓦拉并没有忽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原理（还在青年时代他就了解其中一系列“经典作家”的著作），但他不是不假思索就狂热信奉它的人，或是死啃书本的人。因此，他指出：
“这一理论刚一出现就揭示出许多重要的真相……在古巴，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体现在革命事件中，它不以古巴革命领导人是否了解它们（或是在理论上深入掌握它们）为转移。”因此，在解释自己的这一思想时，切指出，古巴革命者“不是理论家，但也不是对众多的社会现象以及由其决定的法律等问题不甚了了的不学无术的人。”
他以自己固有的直率以及毫不盲目崇拜地写道：
“作为拉丁美洲人，我们可以不同意马克思所解释的玻利瓦尔的作用或是他与恩格斯对墨西哥人状况的分析，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两人所引用的一些种族理论和状况，在今天是不能接受的。”在我们看来，格瓦拉这些话的重点应当还在后面一句：“这些细微的失误仅仅表明，这些伟人也是人，也会犯错误。”
需要指出的是，在自己的全部理想当中，格瓦拉竭力避免对各种空想的“花花点子”和结构高谈阔论，感到为人民利益多做实事更好（这可能与医生本性有关）。当他为形势所迫时（与提出相应问题的战士、农民谈话），他一般的口头语是“美好社会”、“自由王国”、“世界和平”—就像他的传记作者之一何塞·杰卡米里嘲讽时说的那句话—“简直是奇异国里的阿丽丝”。
在格瓦拉革命题材的著作中，论述有关斗争道路和方法的问题占有显著地位。看来，读者都记得青年时代的埃内斯托对自己的朋友米阿尔幻想直接吸引印第安民众参加选举运动建立民主社会所做出的反应。“你疯啦，米阿尔，谁会在不费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将权力拱手相送！”那时还是大学生的格瓦拉说道。这就产生了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埃内斯托是从哪里获得这一理念，竟如此尊敬“拿毛瑟枪的同志”？
我们从遗传学谈起。拉丁美洲男人酷爱武器几乎达到遗传水平。仅仅在数十年以前，特别是在农业地区，很难设想一个“庄稼汉”手头没有武器，尽管他们像古巴农民一样，光脚丫子拿着砍甘蔗的砍刀（即斧子。—作者注）。（在墨西哥人中间还流传着一个笑话。在乡间跳舞时，一个“马乔”请另一个人指给他看，跳舞的是他的妹妹，那个人随即开枪说：“她失节了……”。—作者注）
上述罕见的现象与美洲大陆经常的政治斗争有关。这一斗争始于西班牙征服者来到那里并且迄今尚未停息。甚至地处安第斯地震带高发地区的国家，发生地震的次数竟少于国家政变的次数。每个拉丁美洲人从小就亲眼目睹并坚信，政权只能用武装暴力夺取，没有权能办什么事？齐心协力才能消除（谁去做呢？）贫穷，消除对外国的依赖，消除普通人没有权利与自由。
因此，一个正直的人，甚至是操人道职业的医生也都梦想结束上述谈到的美洲大陆的贫穷。大量统计表明，只有凭借武力才有希望。
年轻的阿根廷医生大概也是这样考虑的。正因为如此，而并非由于他固有的冒险精神和“悲天悯人”（是否记得战斗结束后他如何替受伤的巴蒂斯塔分子包扎伤口！），他才成为用武装斗争道路争取“第三世界”国家，首先是拉美国家生活根本改善的坚定不移的拥护者。
但是，格瓦拉在这里并非是一个顽固的教条主义者。我们重复一遍，他并不排除革命的变革可以通过“和平的道路，甚至通过竞选……尽管这种可能性很低。”
在这方面，埃内斯托·格瓦拉前往纽约期间发生的下列事件颇能说明问题。他去那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一次例会。一个生活在美国的熟悉的古巴女人建议他在罗克费雷罗夫家（他们的远方亲戚）举行晚会，以便同一些“假左派”，即这家的后裔谈一谈。在隆重的招待会进行期间，其中一个人问道：“美国大学生可采用什么方式与卡斯特罗比赛一下，如何在美国开展游击行动？”客人们都惊呆了，大厅鸦雀无声，格瓦拉不动声色地微微一笑，并且令全场人都满意地大声解释说：
“您看见没有，年轻人，这里的形势不一样。我没有想到北美可以成为顺利开展这种行动的场所……”
（在我从事拉丁美洲“研究”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止一次成为错误诠释埃内斯托·格瓦拉真实意图和观点的证人，其中包括上述问题。遗憾的是，这往往被解释为苏联共产党对拉丁美洲“兄弟”党政策的不容置疑的无条件的支持。—作者注）
如果谈到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我们来看一看，格瓦拉与美洲大陆各国共产党是怎样一种关系。我们在谈到危地马拉事件以及古巴起义战争时，已部分触及这个问题。下面我们继续这个话题。
顺便提一下危地马拉事件。格瓦拉对危地马拉共产党领导的立场进行尖锐批评的同时，他来到墨西哥城，在自己的日记中做了以下标注：“在这个国家只有共产党人才保持了人民必胜的信念……因此，我想，就凭这一点，他们是值得尊敬的……我迟早要加入共产党。”
然而，切对玻利维亚那些坚持思想原则的战友的失望却是何等的大（不知有多少倍！）。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玻利维亚”一章中详细介绍。有关古巴起义者与人民社会党（由共产党人组成）领导之间的关系前面已经提到。（1971年，我曾陪同该党的一位创始人访问苏联，他就是布拉斯·罗加，革命胜利后成为古巴政府著名的领导人。十分遗憾的是，他讲了他的党在起义战争时期犯过的严重错误。“我们，”罗加指出，“认为菲德尔是一个有着良好动机的冒险分子，他的战术注定要失败。”—作者注）阿根廷左派政治家乌戈·加姆比尼大概以这种风格撰写了这方面的情况，此人曾在哈瓦那有过多次会晤和会谈。
以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为首的一派共产党人的宗派（实质上是反革命的）活动无助于提高起义部队领导人，其中也包括格瓦拉所在的人民社会党的威信。现在，在起义者取得胜利以后，他们妄想在新古巴获得主要角色（说得坦率一些，是想谋取关键岗位）。实现自己的计划时，他们没有放弃任何手段：在古巴领导人之间进行挑拨，在莫斯科将人民社会党置于不利地位，并试图将部分苏联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拉入自己的派别活动。
总而言之，心地纯洁的正直的阿根廷战士不能将该党的类似勾当视为时代的“智慧、良心和荣耀”。
埃内斯托的个人感受与这些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自己感到自己是什么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对自己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在这里发现有一定的进化。例如，1960年10月，他在回答美国《展望》双周刊记者赖尔·贝尔基斯特提问时说道：
“不，我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喜欢将自己说成是革命的实用主义，我喜欢依照事实的出现分析事实，我不是刻板模式的拥护者。”
他也以同样的方法，回答了第一届拉丁美洲青年代表大会（1960年8月）代表提出的类似问题：
“问及我们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我们是否认为自己是这种人，我的回答如下：如果一个人三番五次地从树上掉下来，那么他因此所做的结论以及基于这些结论，今后可以把自己当做牛顿的学生。”
“如果我们的结论与我们的情势有关—那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我们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同时补充说，“我国的革命借助自己的方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指明的道路。”（实际上，这是对古巴革命首次做出的意识形态评价。也是形势的要求，切承担了这一使命。那时，菲德尔患肺炎躺在医院里，劳尔·卡斯特罗在苏联。—作者注）
类似声明未必能够解释诸如政治摇摆，尤其是无原则性造成的后果。这里试着把读者已经熟悉的美国记者马修（他在马埃斯特腊山曾对菲德尔进行采访并完成了一篇答记者问）的话摘录如下：
“格瓦拉的行为不应当理解为共产主义学说条条框框中的行为……（菲德尔只同意“条条框框”概念和其他一些禁忌，切始终不接受。—作者注）。如果情况有变化，他就不顾情面或理智，参加与同共产党人的论战。”（就像以上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他们犯错误或者反对他的见解，那是毫无疑问的。—作者注）格瓦拉反对各种教条，他的一位友人、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者费尔南多·巴里尔致他的一封信可以证明这一点。他是这样写的：
“她（指古巴革命）用自己的胜利推翻了各种教条，我对此感到喜悦。我明白你对此该是多么高兴……”
尤其是那些试图在真正的共产党人与切·格瓦拉之间制造无法消除隔阂的人，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还有人在干这种事。—作者注）这一点的最好证明就是他不仅是新成立的古巴共产党的一员和被选入党的领导机构（与菲德尔和其他战友一起共事），而且还在于他所持的观点，特别是在培养下一代人方面。
他赋予这种人哪些品质呢？为了培养自己和其他人，尤其是青年人，与具备他所说的“新道德”相适应的精神需要做些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简要地介绍一下埃内斯托·格瓦拉的一些意见和主张，以及十分了解他的一些人的回忆。
肯定地说，在他看来，任何一个人（特别是下一代人）最主要的品德是同情穷人的痛苦和不幸，善于看到他们的苦难，诚心诚意地希望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他自己从他们身旁经过时并非是一个没有情感的观察者：“这种基于荒谬的等级原则基础上的理所当然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埃内斯托在青年时代的日记中大声疾呼。他还补充写道：“我知道，当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将人类仅仅划分为两个对立面时，我将站在人民一边。”
格瓦拉以更为普通的语言同青年人交往。谈到未来人时，他就把自己的目光转向青年。在他看来，青年人应当站在社会发展的最前列，毫不犹豫并愉快地（但不是轻率地—切更准确地作了补充）从每一件好事做起。（我了解他所作的补充，同时也让读者了解这一点。）那时刚成立的起义青年协会（类似于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通过一项决定，要求任何一个青年行动都要唱一首内容可疑、伪装革命的歌曲：
我们—社会主义者，前进，再前进，
谁不喜欢—就让他喝泻药！
切在与协会领导人，被认为是创始人之一且是不公开辅导员的伊格莱西亚斯谈话时，告诉他说，高高兴兴很好，但是“不应当将青年的政治组织与杂技场混为一谈。”(这是伊格莱西亚斯亲口对本书的作者说的。—作者注）
类似见解绝不表明他某种假斯文或知识分子的清高。有时他非常喜欢插话或在写信时夹带骂人话。例如，青年领导人决定对格瓦拉在组建人民警察事业中的贡献而为他举办庆祝会时，少校在给他们的信中写道：
“朋友们，我觉得你们还是不明白我在自己发言和文章中一再重复的内容。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是庆贺，而是工作。为了委婉地答复你们，我用法语说，一切的光荣头衔都不过是‘臭狗屎’。”
对埃内斯托·格瓦拉来说，在培养新人的事业中最最重要的是表明，革命者不是装腔作势的人，不是程序化的机器，而是活生生的会思考的人，能够“从最崇高的同志关系角度体会到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关心家庭和自己的孩子，对世界任何角落出现的不公平挺身而出。”在他看来，重要的还在于表现新社会具体的优越性。
与此同时，切很少谈建立这种社会的肤浅概念。在自己与劳动人民的频繁联系中，他孜孜不倦地强调，这是一项繁重而紧张的劳动，要求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其中包括苏联得到广泛传播的物质刺激的主体思想与之格格不入。同时，他甚至批评上述国家“过度”尝试将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相结合。在传奇式的战友死了10年以后，卡斯特罗要求再次提出有关刺激因素的问题：“设想社会主义可以借助物质刺激建成是错误的。”切的逻辑推理十分明显而清楚：依据定义，只要是新社会，就应是一个有高尚道德的社会。如何才能建成新社会，走其他道路（即便是临时的）就与这种道德主张有所不同。“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生产；不仅要生产商品，还要生产新的生产者。”格瓦拉坚持说。
埃内斯托·格瓦拉认为上述原则具有决定的因素，特别是在民主传统不发达的国家。数十年来，拉丁美洲人民就是在“首领”或“部族酋长”思想下受的教育。因此，他要求领导人“谦虚谨慎、质朴无华和主持正义；不要以为自己是唯一掌握真理的人；要经常学习和正确理解批评：真理不会因此而变坏。对不遵守这一切的领导人应当罢免。”
切坚持认为，正是在欠发达的国家里，它们的未来不应当只是在经济上执行绝对命令的成果，而是要遵守现实存在的客观的因素。他补充指出，凡是主观因素起特殊作用的地方，那里不仅要与贫穷作斗争，而且还要与旧社会的习惯意识作斗争。
因此，他向领导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格瓦拉在志愿劳动这样重大的事项以及他高度关注的对此事的宣传方面，也为领导人留下了“例外”的榜样。有人认为，这不是偶然的“健忘”。由于自己的过分谦虚，他不喜欢“过分强调”“星期六义务劳动领导人”这个话题，看来是担心对它的理解不正确。
然而，他想停止参加义务劳动是事出有因。前面已经提到格瓦拉患有痼疾—哮喘病，不到半小时，就得更换自己的呼吸器（否则就会呼吸困难和剧烈咳嗽）。但是这不妨碍他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去收割甘蔗，或是前往港口，同码头工人一起为停泊在哈瓦那港的干货船卸货。（我把这件事讲给在哈瓦那工作的一位苏联专职医生听，他惊讶万分，明确断定：“他是在自杀！”—作者注）
在授予格瓦拉“志愿劳动突击手”工会奖章时（是否记得他将这枚奖章赠给了学习优异的大女儿？），他腼腆地对记者说，这是一种“误会”，因为领导人应当无须任何鼓励在所有方面做出榜样。
当话题涉及普通劳动者时，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相当“宽容”的。格瓦拉意识到，志愿劳动的思想是那么新鲜，那么不习惯，但在古巴的条件下却是高尚的社会觉悟。因此，他在衷心拥护这些思想的同时，反对在其实现过程中人为地拔高，更反对对不理解的人加以制裁。在听到一个企业经理由于未能成功尝试进行星期六义务劳动而抱怨后，切心平气和他说：“没有搞成的地方就不要搞了，表明条件不成熟……”
格瓦拉在宗教问题上的立场，可以成为他灵活和有分寸地对待体现建设新社会思想的又一范例。
拉丁美洲各国是天主教传播和影响极为重要的地区。天主教在这些国家的作用十分明显。同时，要是认为教会在拉美人的生活中，尤其是在大城市的生活中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那就错了。这一点特别涉及知识分子和青年人。
格瓦拉一家的孩子都受过洗礼，但这只是天主教的仪式而已，并且到此为止：叫埃内斯托的谁都不进教会，他本人也不去，长大要和他的父母一样。如果对此作补充的话，那就是日后当医生的他所研究的自然科学通常与宗教教义相抵触，那么画面就变得非常清晰—切并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埃内斯托本人对宗教，尤其是教徒多少有些不能容忍呢？绝对不是。例如，我们看到他尊重他们的感情，理解他们信教的自由。其中能证明这一点是切首创在起义部队中设立随军牧师一职，并且邀请具有民主倾向的古巴神甫萨尔丁亚斯来到部队。后者不仅为起义者服务，因为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信教的农民，而且也为开展游击活动地区的当地居民服务（而且免费！）。例如，他给孩子们洗礼，其中切本人还应孩子父母的请求当“十字架神甫”，也得接受洗礼。
我们曾在前面提到过一个姓强的女农民，在她的回忆中保存着这样一个故事。进城之前强向格瓦拉诉说了自己的担心—巴蒂斯塔的飞机会来轰炸她的房子。少校（他没有任何圣像）为了安慰信教妇女，答应她在她不在时在她住宅门口上方固定“一个圣像招贴”，原来是古巴解放者兼诗人何塞·马蒂的像。房子得以完整保存下来。回来以后，心满意足的强久久地对着肖像祈祷……
几天以后，强与指挥员的下列谈话就不是偶然的了：
强：少校，您相信上帝吗？
格瓦拉：你看见没有，强，我不是信徒，我是共产党员……
强（在自己一生中只听过有关共产党人狰狞可怕情形的谈话者很快站起来，一边在身上画着十字一边解释说）：不，不，圣母玛利亚保佑……您不能当共产党，因为……（女农民沉思了片刻）因为您是大善人……
切笑了一会儿，然后通俗易懂地向老妇人解释她的误解。
埃内斯托·格瓦拉的书信遗产使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英雄游击队员”的理想和观点。应当说，由于他固有的组织性和对人特有的尊敬，切没有对一封来信是不给回信的，尽管他自己永远“时间不够”，但还是爱动笔，特别是给亲朋好友和亲人写信。他说，信件可以提供更多的意见表达的自由。的确，他的信件没有任何“官腔”，笔法轻松，充满土生外族人的幽默。
古巴唱片厂的工作人员给他这位工业部长寄来了自己产品的样品，他留给他们的便条虽小但却有很高的价值：
“……至于挑选的音乐，我无权表达哪怕是无足轻重的意见，因为我是这方面的门外汉—在360度中不过273度而已。”
切身处这样的关键岗位，虽然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哈瓦那精神病医院还是像对待医生那样给他寄来了一期印数超过6，000册的专业期刊，切向院长表示：
“古巴没有那么多医生（至于精神病医生更不必提了。—作者注），怎么能印那么多的专业期刊。这一疑问会使我患上‘神经经济’精神病。我想，或许老鼠会利用杂志提高自己精神疗法的知识和填饱肚子，或许医院里每个患者的枕头底下都塞有一本这样的杂志！
“在任何情况下，3，000份杂志就够多的了。我请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认真对待，那么杂志就会变好，请相信我，因为科学的‘怪人’总是讲真话。”
格瓦拉善于使用幽默和土生外族人的风格与自己信件的内容相得益彰，其中有许多致菲德尔的公务信函，开始都是代表集体和爱舞文弄墨的人写的，用切自己的话说，这些都是“三尺童子般的信和未曾对卡斯特罗产生过任何影响的信。”而最后是他在离开古巴前夕写的一封告别信作为结束的。后者的内容（经过压缩）在上一章已经引用过。前面提到的另一封信请大家读一读：
“菲德尔·卡斯特罗少校同志：
起义部队的全体官兵理解当前形势以及由此提出的要求，大家都想表达感激之情，战士们对您的这种感情是因为您帮助领导战斗并直接参加战役亲身感受到的。
我们请求您不要拿自己的生命作无谓的冒险（用切的话说，菲德尔有时的冒险要比应该冒险的次数多。—作者注），因此，不要将我们由于武装斗争取得的成功以及我们用革命胜利巩固的成功置于危险之中……当我们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们是出于对您应有的爱戴和尊敬之情，出于对祖国，对我们的古巴以及对我们的理想的热爱之情。
您没有任何自命不凡的感觉，应当明白落在您肩上的责任，还有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代人对您所寄予的夙愿和希望。认识到所有这些，您就应当考虑我们的请求，这种请求有着命令的性质。或许这种做法看来过于放肆和颐指气使，但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古巴。我们期待您还有更多的自我牺牲精神。
您战斗和理想的兄弟们
1958年2月19日于马埃斯特腊山”
切在写给他的另一位战友—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的信中也充满了同志式的关爱之情：
“我感到高兴的是，菲德尔让你主持军事学校工作，因为此举使我们能够在今后获得优秀的士兵。然而你打算到我的部队（在前线作战。—作者注）却一直令我不快，尽管你在历次战斗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们继续需要你，古巴还将需要你做更多的工作，因此我们的巨人（指菲德尔。—作者注）做得非常漂亮，好好珍重自己。”（革命胜利以后，卡米洛·西恩富戈斯迅速乘一架小型飞机飞抵埃斯卡姆布赖省，在那里主持镇压反革命暴动的工作，返程时飞机在海洋上空遭遇大风暴，与飞机的通信联络中断，也没有发现黑匣子。每年这一天，哈瓦那人都要从马勒康岸边向大海抛撒鲜花，以纪念这位革命英雄。—作者注）
一张写给朋友米阿尔的便函很简单，信中问他从哪里得到切想去解放多米尼加共和国人民的消息，他同时补充道：“你就借口说，我是一名解放者。不，是老爷子。大量统计表明，‘解放者’是不存在的：人民自己解放自己……我理想解放所有无权的老百姓是另一回事。我的理想没有地理边界。我喜欢理想。当我的理想没被子弹终止时，我就不停地想这些……”
有一次，一位名叫玛丽娅·格瓦拉的西班牙女公民致信格瓦拉，询问他们一家人是否与他有亲属关系。对这样一封信，当时身为部长的少校还是回了信。他写道：
“说实在的，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祖辈出生在西班牙哪个地方……我没有想过我与您有近亲关系。但是，（如果以另外的方式结束写信，那就不是切了。—作者注）当世界上出现不公正，您能感到震撼和愤慨，那么我们就是同志，这比什么都重要。”
对于老熟人、老乡，他不能不给予更多的关心。格瓦拉访问匈牙利前夕得知那里生活着他童年时代的朋友费尔南多·巴里尔。抵达布达佩斯以后，切不管日程安排如何紧张仍在寻找他。在没有找到时，他给匈牙利女翻译留下一张便条，其中一部分是这样写的：
“你所认识的哮喘病患者和个人主义者，现在只留下哮喘病了……我现在有两个（指当时。—作者注）孩子，虽然我仍然继续热爱冒险。诚然，他们现在追求的是公正的目标。向你致以兄弟般的拥抱。切，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名字。”
细心阅读格瓦拉信件的读者不会漏掉像新社会人们的道德这样重要题材的内容。当战斗还在马埃斯特腊山打响时，他替伤员包扎和治疗，但他的思想已经在考虑上面提到的问题。切触动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顺便说一下，他并没有在后者利益上打转。他指出，集体主义不应当被理解为社会利益占统治地位，而是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格瓦拉反对个人主义，对挥霍公共财产的人深恶痛绝。早在革命胜利以后，他在给母亲的一次回信中是这样说的：
“很抱歉，夫人。我不得不对您谈起这件事（我知道我的话一定会刺痛您），但是，如果您的儿子不这样回复，那他就没有履行自己的革命职责，就应当受到处罚，因为他犯下大罪—侵犯了人民的财产……”
可以说，从埃内斯托·格瓦拉的声明、演说以及信件能够看出，他的思想“形象”已经逐步形成。他的战友以及意识形态的敌人都了解这一点。一份世界报刊在革命第一年就称他为“古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1960年8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出版的一期封面上就印有格瓦拉的照片，其中附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文字：“切思考彻底打碎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说明美国人对古巴起义者的思想了解很肤浅，因为菲德尔·卡斯特罗早在“格拉玛”号游艇起航前就曾投书墨西哥刊物，发表了自己类似的思想。—作者注）
因此，我们再次将思路拉回到切对领袖和领导人作用的看法上。他认为这种作用不只是因为责任重大而最为困难，而且还由于必须“将热烈的情绪和冷静的头脑相结合，并且采取会招致内心痛苦而不导致丝毫惊慌的解决方法”。
依照格瓦拉的想法，希望并着手了解所属人员，帮助他们认识问题或面临的任务远非是终极的要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极大的宽容心和自制力。如果涉及青年，尤其是孩子，所有这些要求都要达到加倍的程度。
“青年是我们事业的重中之重，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我们要培养他们，让他们接过我们的旗帜。”他多次重复过这样的话。
格瓦拉认为，领导者的所有这些品质都应当与虚怀若谷的精神“结合”起来，他本人时时处处做出了榜样，以下是其中的几个例子。
“剧情”发生在革命后的奥连特省的一个小城市。一个不大的食堂里摆了一张时髦的桌子。人们都在等待西班牙客人马科斯·安诗人的到来。陪同他在那里共进午餐应当有埃内斯托·格瓦拉和他的母亲塞莉亚。格瓦拉部长想了解食堂为常客和当地工人准备了什么饭菜。
“通心粉加罐头焖肉。”食堂主任回答说。
“很遗憾，客人不来了。他来晚了，就带他去饭店吃酒席了。现在给我和也不是客人的妈妈上通心粉加罐头焖肉。”切吩咐道。
直到今天，在古巴还流传着有关切的谦虚、朴素以及真正淡泊金钱财物的趣闻轶事。起义军少尉埃贝利奥·拉斐尔特介绍了中央银行行长格瓦拉偕同夫人从巴伊雅莫飞抵哈瓦那的历程。由于气候原因他们不得不回到起飞机场。这时夜已深，阿莱伊达请驾驶员借给租住旅馆的费用，因为切身上从来不带钱。
革命胜利以后，格瓦拉被邀请前往哈瓦那大学讲课。恩特拉尔戈教授给他寄了书面邀请函，其中告诉他（这是这所大学的常规）讲课将得到一笔汇款，切回了一封礼貌的但语气却十分尖锐的信：
“我与您，”他对教授写道，“在理解领导人的行为该是什么样子时刚好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上……在我看来，为某项工作向党或国家的活动家提供金钱酬劳是不可思议的。至于我个人，我得到的全部酬劳中最有价值的是古巴人民的权利。这种权利不能用比索衡量。”
可能有人会说：“多么奇怪的一个人！”但是在我看来，古巴诗人费尔南多·雷塔马尔的观点是正确的。他写道：“恰恰是切的‘古怪行为’是我们对他充满强烈情感的重要因素之一。”
有一次在公路上，他开车轻微碰了一位老人的旧摩托自行车，老人坐在排水沟边调整车把。
切（走近坐着的老人）：您怎么样？有没有碰伤？
老人：是您无意碰着我的吗？
切：（叹了一口气）不幸得很，是我，请原谅……
老人：（认出了格瓦拉）哪里的话，这能算是不幸吗？我现在马上就去告诉全村人我碰上谁了。我今天骑上自己的旧车是多么幸福……（格瓦拉陷入回忆并有些担心，老人却开始吻他，久久地摇晃着他的一只手。）
切：把您的摩托自行车给我，我把它送到厂里修一修。
老人：您怎么啦！我将把这辆摩托自行车给所有亲戚看并告诉他们，我是怎样认识切·格瓦拉的……（过了几天，全村人都来看格瓦拉部长派人给老人送来的新摩托自行车。—作者注）
因此，人们就像向往清澈的泉水源头一样向往他。这毫不奇怪。
马埃斯特腊山一个村庄的农民霍亚金·波索告诉作者一件事：
“切出名后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重要人物’。我们有多少这样的人，得到职务后就傲慢自大起来，因为他们没有学会正确把握自己……少校是一位真正的伟人，但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许多东西……”
下面是在切手下打过仗的另一位农民西蒙·佩尼耶的话：
“凡是他（指格瓦拉。—作者注）指挥过的地方，没有一个士兵调皮捣蛋，谁能和这样的指挥官调皮捣蛋呢！”
格瓦拉的一个朋友（也是一位诗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这个大写的人是我们的骄傲，同时也是我们的耻辱，因为每一瞬间他都会提醒我们，人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我们大家是什么样的人。”
最后一点。埃内斯托·格瓦拉仿佛出生在古巴一样：喜欢开玩笑，逗人和“出洋相”，而且是在性格轻松、愉快的古巴人认为阿根廷人讨厌的情况下。
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部长在与记者谈话时回忆说：
“出差后，我们与多尔蒂科斯总统一起从圣地亚哥返回哈瓦那。我们的飞机不知什么原因延误了起飞，应当在那里换乘另一架切的小飞机，这架飞机通常由他本人驾驶。
“格瓦拉建议我们同乘一架飞机走，但却遭到谨小慎微的多尔蒂科斯的拒绝，说是大飞机飞得快。尽管我们起飞早，但切却比我们提前15分钟降落在哈瓦那，并在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将舷梯推向我们的飞机。当我们出现在机舱门口看手表时，埃内斯托严肃地指出‘你们飞慢了……我已经等你们两个小时了！’我问切在这儿干什么，他开玩笑说：‘你们这么急着赶回来，那我就决定尽快给你们送舷梯……’”
综合埃内斯托·格瓦拉的观点、演说、理想和行为，只能做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他牺牲后所做的结论：
“我说过，很难有人同他这一类的人相提并论，而且实际上不会有超越他的人！”
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是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不仅是战士，而且还是建设新社会的理论和实践的创立者。他论证并制定了“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革命者行为规范全面而深入的构想”。这使菲德尔·卡斯特罗将他称为“有学说的人，有伟大思想的人，能够制定出无疑是建设新社会最重要的规章制度和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