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董乐山同志神交已久，近十多年常在报纸上看他写的短文，多半是他关于翻译、语言、典故的读书笔记，也读过他的一些有关美国社会文化的感想随笔。
今年春天，应约到香港小住一个月，听说乐山同志也应约去中文大学翻译系讲学，可惜因我不能久留而未能晤面。最近三联书店要把他近十年来所写的长短文章合成一集出版，并要我写几句话，我仍然乐于遵命，就冒昧答应下来。
我同乐山同志一样，也是长期从事翻译工作的，同他一样，过去也学过一点英国文学专业，后来从事翻译，也是“开始是工作需要”，“并非志愿选择翻译作为毕生的事业，享有选择的自由”，读了他在序言中自己所说的话，颇有同感。
我一生也是“在各门学科的边缘上逡巡徘徊而已”，说不上有什么专门研究，自己过去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自嘲，其中有两句云：“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所以同乐山同志的感觉一样，也可以说是一个“边缘人”。不过我秉性疏懒，平常读书也很少做笔记，不像乐山同志下笔勤快，所以他的成就与贡献也比我大得多。重读他的许多文章，第一个感觉就是他涉猎的许多书也正是我过去看过的，感觉非常亲切，如睹故人，令我想起很多往事。
如他提到美国作家巴勒斯的《人猿泰山》长篇系列小说，使我想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我上中学时，在天津的秀鹤图书馆自己也读过不少《人猿泰山》的系列作品，并曾摹仿它，写过一本章回小说《鹰哺记》，现在这本幼年时期写过的小书内容已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最后一回的题目是“几度寻仇，出生入死；一击不中，远走高飞”。这些幼稚时期的回忆，使我不禁失笑。又如他提起英籍匈牙利作家阿瑟·库斯勒的小说《中午的黑暗》，令我想起解放前在重庆同澳大利亚汉学家弗兹吉拉德讨论此书时的情景。
再如他提起郑念的《上海生死劫》，也使我想起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一次中外酒会初次见到该书作者时的情景。她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当时还未结婚，当然更没有日后悲惨的经历。她当时还用她的原名姚念贻（我同她哥哥姚念庆在小时是很熟的朋友）。
再如他提到美国老报人斯东一九八九年去世前的作品《苏格拉底的审判》，也令我想起我初次读到这本书的情景。那是在一九九○年左右，一位好心的德国朋友知道我曾对古希腊文化感兴趣而送给我的。比如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关于英国汉学家白豪士的《北京的隐士》，阿伦·西利托的《长跑运动员的寂寞》，希腊作家卡赞扎基斯的《基督的最后诱惑》等等，这些书都令我回忆起许多往事。
不过在重读乐山同志的读书笔记时，主要的感觉是我对他的文风的欣赏。乐山同志在他介绍或评论一本书，或讨论一个用词、一个典故时，总是言必有物，不说一句空话和废话，不做一点哗众取宠的事。过去毛泽东主席曾写过一篇《反对党八股》，反对当时某些人的文风，但是到了“文革”后的今天，“假大空”的文风反而愈刮愈烈。
出版界虽然十分繁荣，但真正有实际内容、值得一读的好书好文章反而愈来愈少。乐山同志的文章正与此相反。他写的文章一是真实，二是短小精悍，三是言必有物。读他的文章总有一些收获，不像现在有些东西，读完了感到一无所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希望乐山同志能把他的文集一本一本继续出下去，这对目前的出版界的情况大有帮助。拉拉杂杂，只写这样一点个人感想，就此勉强塞责吧。
一九九四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