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以来，北方地方势力整合，逐渐形成了以宣武朱全忠、河东李克用、凤翔李茂贞等三大势力集团。他们以强藩面目出现，拥有相对稳定的地盘和势力范围，能够对唐廷诏命产生制约性影响。随着兼并扩张战争的深入，三强不可避免地就谋求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及地域空间发生矛盾和冲突。于是，李茂贞与朱全忠为首的汴系（后梁）势力、李克用为首的晋系（河东）势力及西南新崛起的西蜀王建势力围绕着争夺朝命主导权及地盘兼并等问题发生激烈的争霸战争。因李茂贞以干政和挟天子令诸侯为核心要务，对立面过多，逐渐在争霸过程中力不从心，势力大衰。唐亡之后，天下形势发生新的变化，开始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岐与晋、蜀结盟，与梁相抗，又呈现出争霸战争的新特点，但李茂贞父子已无力挽回颓势，逐渐走向衰弱。
（第一节）岐晋争衡
藩镇干政是晚唐主要的政治现象，同时代的南衙北司之争也成为藩镇干政的表象和附着物。藩镇干政自然会伴随着强藩之间围绕着争夺干预朝命主导权为主的斗争，如果说之前朱全忠和李克用对抗引发的干政仅仅表现为干预朝命上，而李茂贞与李克用之间因干政则直接刀枪相见，表现为更为激烈的武力对抗。
昭宗即位以来，北方藩镇势力逐渐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即河东李克用、宣武朱全忠和凤翔李茂贞。三人之中，出身老牌藩镇的河东李克用干政最早，早在大顺二年（891）正月，李克用上表言宰相张溶之罪，逼迫昭宗将张溶和孔纬罢相，“这是在朝臣进退上昭宗受制于方镇的开始”。而李茂贞虎踞凤翔雄藩，邻接京师，具有地缘之利；且李茂贞出身神策军将，对朝廷虚实了解颇深，自己又屡建大功，对唐廷恣横跋扈，所以李茂贞也较早地干预朝政，而且为祸更烈。李茂贞和李克用皆得赐姓名，列身宗室，又同为大镇节帅，有自己的属镇和附镇组成的势力范围。当两人俱想左右朝命或扩大自我权益之时，不可避免地就会发生矛盾，以至产生激烈的对抗。
一、岐晋较量
唐乾宁二年（895）正月，河中（护国军）节度使王重盈病卒，军中拥立王重盈兄（王重荣）养子、行军司马王珂为留后，但王重盈之子、陕虢（保义军，治陕州）节度使王珙与之争立，由此发生了“河中争帅”事件。而李茂贞因此进行的干预是在其基本控制关中之后，开始东进向河中伸出势力触角的一次试探，而直接引发了李茂贞与自视河中为其势力范围的另一强藩李克用的权力冲突，从而对李茂贞的势力扩张和干政野心提出了新的考验。这也是李茂贞首次与强藩正面对抗。
由于河中位关中之东，仅一河之隔。此时，李茂贞已经拥有京师周围的凤翔、泾原、兴元等重镇，邠宁节度使王行瑜以及拥兵华州的韩建等藩镇亦依附于他。如此，他从四面对京师已经构成了势力包围。如果能控制河中镇，那他就不仅可以将京师地区完全地合围于自己的控制区之中，而且在地域上还可扼黄河、潼关要冲，拒险而守，防止其他关东藩镇的势力进入关中，这对他实现“挟天子令诸侯”的政治图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盘踞河东的李克用是老牌强藩，势力强劲，统掌的沙陀劲骑更是勇不可挡。对李克用而言，河中坐拥晋（今山西临汾）、绛（今山西新绛）诸州，正是他南下争霸天下的战略要道。若控制此地，即可沿汾水入黄河，渡河即可进入关中，不必再争潼关要地，同样，河中对李克用称霸也具有重要意义。况且，河中长期与河东结盟，在政治和军事上依附于河东，李克用早已将河中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围绕河中争帅问题，双方的利益势必会发生严重碰撞。而争立的双方王珙与王珂，无疑也看到了岐、晋两藩的各自算盘，于是相继寻找可以帮助自己的势力，以击败竞争对手。
争立的保义节度使王珙率先发难，发兵攻击王珂。王珂立即向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求救。王重荣生前一直是李克用的盟友，王、李二人私交甚笃，王珂又是李克用的乘龙快婿，自然将求援的目光投向了自己的老泰山。于是，李克用上表朝廷，要求赐予王珂节钺，任命他为河中节度使。李克用的干预，让王珙立即感到了压力，便转而交结李茂贞为首的关中藩镇，声称“珂不受代，且晋亲也，将不利于公”，同时上表唐廷云王珂非王氏子，没有资格承继河中节钺。李茂贞等三帅相约支持王珙，上表要求唐廷任命王珙为河中节度使，并将王珂迁到陕州。而昭宗此时对李茂贞的恣横跋扈早已怀恨在心，不能容忍他再将河中纳人其势力范围，故而借口已先答应李克用，而拒绝了李茂贞的请求。而“（王）行瑜、（韩）建及李茂贞皆为珙请，不能得，耻之。”故李茂贞、王行瑜、韩建三镇随即各将精兵数千入朝兵谏，擅杀大臣，胁迫昭宗收回成命，重新任命王珙为河中节度使，并有废立之谋。
李克用自然不甘示弱，随即打着“勤王讨逆”的旗号，率领沙陀精骑起兵南下，实乃控制河中，入关干政。李克用一路所向披靡，进军速度远远超出了李茂贞的预计。乾宁二年（895）六月，李克用攻陷绛州，杀死支持王珙的绛州刺史王瑶。七月，大军到达河中府，与王珂会合。同州匡国军王行约的部队也不堪一击，与李克用一交锋即告溃败。继而镇国节度使韩建困守华州待援。同、华失守，京师势将不保。李茂贞见势，只得采取留兵威慑，伺机应对的策略，令假子李继鹏率军两千留守京师，为右军，李继鹏担任指挥使；王行瑜则留其弟王行实任左军指挥使。可七月戊午晚，京师突发军乱。李继鹏急忙联络中尉刘景宣“请天子幸右军”，并“连奏请车驾出幸（凤翔）”。而王行实与枢密使骆全瓘却打算将天子劫往邠州。于是，两军发生混战。李继鹏想借机强行将昭宗劫往凤翔，甚至火烧宫门，但劫驾的计划却被驻守京师的“盐州六都兵士”所破坏。岐军兵少，处于劣势，只得撤回凤翔。昭宗则在一部分禁军护送下，出奔南山，驻跸莎城，后转至石门。李茂贞闻讯立即率兵三万进军整厔，王行瑜也统军至兴平，皆欲迎车驾。李克用得知时事突变，遂解华州之围，移兵渭桥，遣史俨率军三千至石门护卫昭宗，又派李存信、李存审会同保大节度使李思孝急攻王行瑜梨园镇（今陕西淳化）。
形势开始变得对李茂贞极为不利，李克用沙陀铁骑无人能敌。邠宁节度使王行瑜困守邠州，朝不保夕；华州节帅韩建已受重创，更是指望不上。李茂贞为求自保，只能向昭宗上表告罪，并忍痛把假子李继鹏当替罪羊，斩李继鹏以自赎。
唐昭宗为迅速平乱，下令暂赦李茂贞，并力征讨王行瑜。戊戌日，诏削夺王行瑜官爵。癸卯，诏以李克用为，那宁四面行营都招讨使，保大节度使李思孝为北面招讨使，定难节度使李思谏为东面招讨使，彰义节度使张鐇为西面招讨使，全力进剿王行瑜。九月，李克用指挥各路大军，急攻梨园寨，王行瑜求救于李茂贞。李茂贞虽然深恨王行瑜搅局，与自己争夺中枢主导权，但他也知唇亡齿寒之理，便采取了支持王行瑜以应对李克用的策略。他首先派兵一万进屯龙泉镇（今陕西旬邑东），自己率兵三万屯咸阳之旁，以策应王行瑜，成犄角之势。十月，梨园镇失守，王行瑜又以精兵五千固守邠州要塞大门——龙泉镇。李茂贞以兵五千救之，营于龙泉镇西，结果为晋将李罕之所败。十一月，穷途末路的王行瑜退守邠州，李克用大军攻克龙泉，进围其城。王行瑜只得在城头之上泣称：“行瑜无罪，昨杀南北司大臣，是岐帅将兵胁制主上，请治岐州，行瑜乞束身归朝”。但事已至此，为时已晚，王行瑜仍摆脱不了覆亡的命运，在他弃城北逃庆州的路上为部下所杀，传首京师。
李克用击破王行瑜部之后，还军屯于渭北，遣掌书记李袭吉面君谢恩，并密言于上：“比年以来，关辅不宁，乘此胜势，遂取凤翔，一劳永逸，时不可失。臣屯军渭北，专俟进止。”要求乘胜击灭李茂贞，以绝后患。但唐昭宗却没有同意李克用的要求。原来，饱受藩镇干政之苦的唐昭宗此时对哪个藩帅都不信任。就在不久前的大顺元年（890），唐廷与李克用大战于沙苑，唐军惨败，次年正月李克用曾上表言宰相张溶之罪，逼迫昭宗不得不将宠信的张溶和孔纬罢相，贬出京师。因此，在昭宗眼里，李克用也并非忠臣，与李茂贞并无二致。依附李茂贞的大臣也趁机上言：“若太原尽殄邠、岐，必人关辅，京师忧未艾也”。于是，唐昭宗延续了唐末以来“以方镇制方镇”的藩镇制衡战略，没有让李克用率沙陀劲骑继续进军，将跋扈的李茂贞杀之而后快，深层次的原因乃是对李克用心有余悸，恐李茂贞之后，李克用为祸更甚；而且李茂贞地近京师，而李克用远在河东，有事不济，凤翔在地域上的优势不得不考虑。昭宗遂以“自朕出幸以来，茂贞、韩建自知其罪，不忘国恩，职贡相继，且当休兵息民”，并以李茂贞已斩子自赎为由，诏令李克用罢兵河东，与李茂贞和解。李克用见朝廷对已起疑心，只得罢兵东归，并扬言：“不去茂贞，关中无安宁之日”。果然“克用既去，李茂贞骄横如故，河西州县多为茂贞所据”。但不得不承认，因为李克用的插手干预最终导致李茂贞挟天子令诸侯的图谋破产，扩张的势头遭到了暂时压制。这也是李茂贞与李克用两强之间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较量。
李茂贞与李克用为干政引发争夺朝命主导权的战争，最终在李克用武装干涉的情况下以李茂贞的妥协告终。分析双方冲突，有意思的是，李克用和李茂贞始终没有正面交锋，这次直接遭到李克用打击直至灭亡的是王行瑜兄弟。但仍不可否认，这次战争的主体仍然是李茂贞和李克用，而性质则是围绕着干政为主题的争霸战争，是晚唐藩镇兼并战争中的简单对抗。
李茂贞虽然给王行瑜派兵增援，但李茂贞并没有走到台前，还没有与李克用直接兵戎相见。在昭宗赦免李茂贞的情况之下，李克用就失去了假天子之名征讨李茂贞的名义和其他藩镇部队协助之利。而且，李茂贞有强悍之名，岐兵以逸待劳，兵力和地利上俱占优势，沙陀骑兵适合快速突击和机动野战，若真要在凤翔打起攻坚战来，李茂贞并不是没有与李克用一决的资本。这次战争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的结局，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时局之下，李克用还不具备兼并李茂贞的实力和条件。而最终昭宗藩镇制衡政策的得逞，也反映了双方直接武力对抗以至兼并的时机还不成熟。而李克用似乎并没有“挟天子令诸侯”的政治计划，他推行的是“奉唐割据”的战略，这也是导致双方战争不可能走向极端的另一原因。
二、结盟抗梁
随着宣武朱全忠实力的不断壮大，凤翔李茂贞与河东李克用逐渐感受到了生存空间上的巨大压力甚至覆亡的威胁。尤其在昭宗天复年间（901-903），朱全忠先后重创李茂贞与李克用，不仅围困凤翔，夺走大唐天子，还大败晋军，差点攻破晋阳。在环境和外力的作用与推动下，昔日在干预朝政和地域争夺过程中发生过矛盾对抗的李茂贞与李克用开始走向和解和合作。昭宗东迁和朱梁代唐最终促使凤翔和河东结成政治军事同盟，走向抗梁的统一阵线。笔者在下节《岐梁对抗》中以李茂贞为主线，详细考证了岐晋合作抗梁等史实，今不赘述。
（第二节）岐梁对抗
在晚唐五代藩镇兼并扩张的背景下，汴（梁）系的朱全忠和晋（河东）系的李克用父子之间的恶斗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并贯穿晚唐至后梁始终。而盘踞在关中西部的李茂贞经过扩张，逐渐走向割据，一度与梁、晋成三足鼎立之势。而李茂贞与朱全忠之间的对抗在晚唐五代多元政局中也占有特殊地位。两者之争明显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晚唐时期，李茂贞、朱全忠两个强藩为争夺天子主导权而导致的争斗；二是后梁立国后，岐、梁两个政权为生死存亡而发生的对抗。虽然从表象来看，李茂贞似乎一直处于下风，但形势也多有反复。唐亡后，李茂贞曾一度占据主动，联合晋、蜀，对后梁进行侵扰。而后梁一直视晋为最大劲敌，对李茂贞大多采取守势，对之也无可奈何，又呈现出晚唐五代时期政权纷争中有趣的一面。
一、争夺天子
（一）缘起
作为强藩，李茂贞、朱全忠二人在地域兼并的同时，必然要求权力上的扩张，史书就称：“时朱全忠、李茂贞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东都，茂贞欲上幸凤翔。”可见李茂贞与朱全忠之间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了。
其实，朱全忠与李茂贞的角力，早在干政问题上就展开了较量。自乾宁之后，强藩与朝中奸宦、佞臣相勾结，干政谋逆的政治图谋日益明朗化。其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李茂贞、王行瑜、韩建和朱全忠四人，而王行瑜、韩建二人实际又依附于李茂贞，所以，明争暗斗主要是在岐、汴两家。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角逐背后比拼的是双方的实力和政治影响力。
他们之间首先围绕着争夺朝政主导权与培植代言人展开较量。景福二年（893），李茂贞率兵赴阙，逼杀宰相杜让能，宰相崔昭纬依附李茂贞，成为其盟友，很快就在打压朱全忠的斗争中见到成效。据《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昭宗景福二年十二月条就记载：“朱全忠请徙盐铁于汴州以便供军，崔昭纬以为全忠新破徐郓，兵力倍增，若更判盐铁，不可复制。乃赐诏开谕之。”朱全忠没有占到便宜。
而此后南衙北司日趋激烈的斗争也与李茂贞与朱全忠的较量紧密联系在一起。天复元年（901）正月，在李茂贞的支持下，枢密使韩全诲、凤翔监军使张彦弘被任命为左、右神策中尉。南衙的领袖崔胤只得寻求朱全忠的支持，而朱全忠正需要在朝中寻找一个代言人，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迅速结成同盟。之后，北司宦官夺得三司，掌握了财政大权。崔胤在劝说昭宗诛杀宦官无效后，招朱全忠率军入关铲除北司力量。朱全忠早就想加入到“挟天子令诸侯”的争夺中，他在中原战场上已经取得了对晋战争的绝对优势。此时又有崔胤在朝中作内应，于是十月戊戌，朱全忠亲率汴梁大军进至河中，杀奔长安而来。朝中韩全诲为首的北衙宦官在得知崔胤招朱全忠起兵入关的消息后，和李继筠果断决定，将昭宗劫持到凤翔。
如此，朱全忠人关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已不再以简单地诛戮宦官为目的，而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李茂贞，争夺天子的主导权成了两者较量的唯一动机。由温和干政的唇枪舌剑直接演变成了兵戎相见的战场厮杀。
（二）过程
1．河中之争
天复元年（901）正月，朱全忠进军河中，这是他进军关中、争夺天子的首要一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