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的发展状况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又具有各自的规律性，如经济发展的突变性和文化发展的相对稳定性等。其次，经济与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还始终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在某个时期或某种情况下，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会出现不平衡状态，如落后地区的嵌入式经济模式和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的某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却相对落后，以及经济较为发达的某些地区，其文化发展却相对滞后等。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任何社会的文明程度，往往体现在经济与文化的双重水准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还必须从文化的发展程度上最终体现出来。正如叶朗所言：“国际上一些知名学者早就发出警告：如果忽视或者轻视人文学科，必然导致整个民族精神水平的下降，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庸俗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除了要有经济的和物质的追求，还应该要有精神的和价值的追求。这对于一个民族增强自己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对于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所谓“科学的发展观”，必然是包涵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和谐发展理念。
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的《中华文明史》一书总绪论写到：“文明可以分解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方面，这三方面对应着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人类的社会组织方式，以及人类的心灵世界（思想的、道德的、美感的）。前两个方面是具体可感的人类生存方式，是文明的外部现实。第三个方面是文明的另一种现实，即无涯无涘的思维的想象的空间。当然，精神文明也常常外化为物质的或政治的现实。人类正是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中，在处理自己和自己的关系中，在发挥自由想象的过程中，创造了文明。这三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物质文明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又反过来推动或阻碍着物质文明的进步。文明的进步有时是这三方面同时推进，有时是某一方面或两方面领先，而其它方面相对滞后。”有学者指出：“政治文明是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人类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传统、政治结构、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有益成果。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民主发展的积极成果。人类社会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形态的有机统一体，人类文明也是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构成的统一体。”“政治文明作为整个社会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在改造社会、实现自身完善和提高的过程中，创造和积累的所有积极的政治成果和与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政治进步状态。”“从现代的意义上理解政治文明，我们可以有以下三个角度：一是，政治文明意味着一种得以产生并具有持续生命力的政治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有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也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当然也有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二是，政治文明意味着社会政治领域的进步，因为所谓文明通常可以与进步同义。在这里，所谓政治进步的问题，主要是指人类用和平协商的办法，解决政治难题以及摆脱政治困境的有效性的程度，包括制度的发明以及技术的设计等等。三是，政治文明更意味着政治的发展。文明本身也是一个代表着发展的概念。与经济的发展情况一样，政治也有一个发展与不发展的问题。研究政治发展的学者一般认为，所谓政治发展，大致上可以有以下一些评价指标：（一）有关民主、自由、法治等现代政治意识和政治观念已经在社会形成广泛的共识，并成为指导人们从事政治活动、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二）政府结构及其功能的专门化以及政府治理社会能力的提高；（三）社会政治参与渠道的扩大以及民众政治参与的普遍性和有效性。”“强调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特殊性并不抹杀其中的普遍性因素，因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只有在对人类千百年来政治文明和发展成果，如人民主权、代议制、普选制、权力制约、责任政府、法治、人权、政治公开等，加以继承和扬弃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我们既不能跳出国情建设政治文明，也不能以不适合国情为由拒绝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研究国情不是为了排斥普遍原理，而是旨在把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
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不但对经济的发展以及反腐倡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有着根本性的作用，同时对中国文明的发展和民族艺术文化的复兴也将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文化价值与人文信念
1918年9月20日，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第一次发表演说时即指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曾在大门柱子上贴有对联：“升官发财请往别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写到：“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中华民族文化之承传与复兴，必当有一代视文化为人生终极价值体现之信念持守者的出现方可有望也，岂非当世诸多视文化为攫取权力和金钱之工具者可以承载之业矣。文化之发展当与一代文化人之人文精神与人生价值观密切相联。民族精神之承传，当为文化承传之第一要义。
1932年，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一文中云：“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所昭示者也。”1943年，陈寅恪又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一文中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陆建东在《陈寅恪最后20年》一书中写到：“历史已证明陈寅恪的中国文化的视觉比起那些要摧毁、清算旧世界者或抱残守缺者都有着本质的区别。比起后者，陈寅恪多了一种放眼看世界的文化心理磨砺；比起前者，陈寅恪又多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宽容。”而“陈寅恪五十年的学术活动，俱洋溢着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生命热情，并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期待其终必复振为宗旨。”陈寅恪的文化观无疑对于当代中国艺术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加强当代中国人对于民族文化必将复兴的信念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真正的艺术家必然应是将精神与思想放在第一位的人，克莱夫·贝尔曾说：“如果艺术家所表达的不是自己的感觉而是别的东西，他岂不成了谎言家了吗？他身上岂不是没有真实而言了吗？如果失掉了灵魂，即使他得到了世界上所有的财富，对他又有什么益处呢？他深知，在他心灵深处有着比任何物质的存在物更重要的东西，而物质的存在物只不过是为达到心灵深处的这种东西的一种手段而已。只要他可以感受到并表达这种东西，那么生活对于他就是美好的。除非他能够感受到并能表达这种最美好的东西，否则他勿宁死去。”
当代学者王富仁在《文化危机与精神生产过剩》一文中指出：“我们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论怎样崇高评价和借鉴中国古代的或外国的现成文化学说，但我们的思想基点却都应建立在我们自己的人生体验的一种坚不可摧的社会愿望上，它不是在别人的文化学说中得到的，而是在自我的、民族的、现实的（现实生活或文化生活）中建立起来的，没有这种确定不移的真诚愿望（不论它是大是小），我们的所有文化都必将是软弱无力的。再广博的知识也救不了我们中国文化的命。”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具有民族情感的愿望与良知比知识更为重要。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应是那些仅仅将知识资本作为谋取利益的手段的人，而首先应该是社会正义与良知的代表，并且应具有独立的思想和健全的人格，同时也必须具有为维护民族尊严（包括文化尊严）和正义、良知、思想及人格而付出代价的勇气。中国文化的复兴及现代化的发展固然有着种种条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所谓人文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的成熟却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正如学者所说：
人类的发展，需要有一个精神目标，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需要有人批评；人类的文化遗产，需要得到保存和发扬光大；也许这些并非狭义的现代化的直接目标，但却是人类文明得以生存和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现代化能否真正给人类带来全面发展的幸福的先决条件。人文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就在于他能为这些基本条件的产生与完善做出特殊的贡献。人类不仅需要丰富的物质，也需要丰富的精神。人文知识分子也许不能直接参与物质财富的创造，但他却应该给人类提供精神的智慧。有了智慧的指引，物质文明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而不是空前的灾难……人文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价值，恰恰在他能认同自己的社会角色，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通过自己在精神文化领域创造性的工作，使中国现代化过程永远充满健康发展的内在活力和动力。
（五）独立精神与学术民主
1915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指出：“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惟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1929年，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着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1953年，陈寅恪在给中国科学院的复函中又重申了这一理念：“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陈独秀和陈寅恪的这些言论可以说是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精英的精神自白。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的理念得到了诸多学人的共识与阐发。王元化曾指出：“过去写五四思想史很少涉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倒是表现五四文化精神的重要遗产之一。”有学者指出：“这种意识（指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与学者的主体性密切相关，中国学者主体性意识在泛政治化的年代丧失了，学者一度丧失了自信与自尊。曾几何时，在权势与学术观点发生冲突之际，许多学者包括一些知名的大学者按照权力的意志修改学术观点，而不是率直地告诉世人，它自身的结论是什么。改革开放之后，学术虽然有了去政治化的趋势，但学者的独立意识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尚有差距。一些学者仅把治学作为一种职业上的选择，而不是作为一种志向选择，学术对他们而言仍是一种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汪晖在《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一文中指出：“独立地思考，这是现代思想和精神的最重要的特征。思考的独立性意味着思考者个体意识的觉醒，它怀疑存在着可以用来最终解释一切的惟一的、权威性的范畴。现代文化思潮的复杂性、矛盾性、多元性与旧秩序的统一性、稳定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统一的意识形态的笼罩下，人们在稳定的情况下用统一的观念体系去解释一切对象，而现在，正如一位哲人说的，这种稳定性与统一性已不复存在，我们所处的社会或许是有史以来惟一能容忍持续不断的认知增长的社会。当代思想界的混乱、文学界的逆现象恰恰隐含了对历史和现实的多元性的思考和情感体验，从不同的方面分别地趋近探究对象。面对现代思想的多元品格，任何单一的、无所不包的解释性理论都无一例外地呈现出它的梦幻性或宗教性，正如阿尔都塞说的，人们在这样一种权威性的意识形态中表现出来的东西并不是他们的实际生存状况即他们的现实世界，而是他们与那些在意识形态中被表现的生存状况的想象关系。这种关于世界的梦幻只能阻碍我们按照现实去看待现实。”我认为，惟有文化之积累，惟持真诚之信念，惟依良知之驱使，才能言及独立自由之意志，也才能言及做一个真正的中国文化人。民族文化复兴之日，当为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光大之时。而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之培育，却有赖于学术民主之理念和相应机制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