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和美国人理财的经验
什么是财富？财富就其内涵和外延而言，应该有两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我们通常所说的财富主要是指与人们的衣食住行休戚相关的物质产品。这些物质产品所具备的种种使用价值，都指向一个固定的目标——满足处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年龄层面，以及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人类所不断变化着的各种生理欲望和心理需求。金银和货币正是在协助这些物质产品完成交换的过程中，也让自身摇身一变为财富的象征。广义而言，我们所赖以为生的地球上的一切，都可以视之为财富。河流、山川、土地、森林、矿藏、土壤、石块是最原生态的财富，粮食、瓜果、蔬菜、牲畜、汽车、飞机、轮船、计算机、手机等则是这些原生态财富的衍生品。作为衍生品的财富区别于原生态财富的本质是人的劳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贤相和哲人管仲曾说过：“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力毋以致财。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见《管子·八观》篇）而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1623-1687）当年也曾指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因此，构成财富的最根本的要素离不开自然物质和人的劳动。
作为同时是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人们通过劳动或经商获取财富，一方面满足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满足感情、享乐、安全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在一个物质产品极端匮乏的社会里，大多数人对于财富的追求可能仅限于或者主要限于生存需要、感情需要以及安全需要几个层面。这时候，人们往往只要吃得饱、穿得暖，找对象顺利，生儿育女负担得起，感情有所寄托，且老有所靠，就很知足了。而在一个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里，虽然生存需要、感情需要、安全需要依然还是人们的基本需求，但“饱暖思淫欲”，当前几种需要已然得到满足后，享乐和自我实现（提高社会地位、受人尊重等）的需要，则将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
于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和享受，人类围绕着财富所展开的竞争便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而作为这种生存竞争的结果，则是财富无一例外地经由各种途径和管道向富人，向达官显贵，向皇亲国戚等少数统治阶层的财富之窖中聚集。便是放眼当今世界，尤其发达国家，尽管中产阶级的人数一直在扩大，但也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绝大部分财富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这一人类发展史的宿命。而以国家集团而论，占世界人口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富国则掌握了全世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财富……由此想到民族和国家的存亡，历代王朝的兴衰，其实大抵也离不开“两水”的治理。何谓“两水”？一为“自然之水”，一为“财富之水”。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大禹治水”。“大禹治水”所以能够成功，那是因为他比他的前人更深刻地了解到——对于水，你不能一味地限制它、约束它，而应该“因势利导”，给它提供一个可供释放和流动的环境。后来的统治者如唐太宗和他的贤臣们从这里得到启发，于是提出“治民若治水”。然而，若民为“水”，财富之“水”肯定又是“活民”之水，焉能不优先治理？偏偏古今中外每一个王朝的兴起，从王室或皇室开始，总不忘从下层人民手中巧取豪夺，囤积财富，往山上“堆水”。可是，水怎么可能长期在山上“堆”下去，并囤积居奇呢？它的性质本就是要向下流的啊。
水能活人，也能呛死人；水能浮人，亦能淹死人。国家之舟，人生之舟当然要靠财富之“水”才能浮起，但驾驭此舟的当政者或个人，如果识不得财富之“水”的水性，要想顺风顺水驶达彼岸，大约也是“痴人说梦”。世间许多贪官和奸商们的人生之舟之所以容易倾覆，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对于财富的错误的认知：总以为金钱划到了他们或他们家人的存折上，房子和汽车归到了他们或他们家人的名下，那财富便是属于他们的了。殊不知财富之“水”在浩瀚的时空间流来淌去，是不可能恒久地由一个人、一个家族或者一个企业掌控的。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作“富不过三代”，倒是道尽了财富的“水”相。故以贪污受贿的行径敛财，或以坑蒙拐骗的手段致富，这样得来的“财富之水”更是“脏水”和“毒水”，人生之舟航行在这样的财富之“水”上，坐在船上的人难保不一有风吹草动，便心惊胆战，丧魂落魄，结果不仅健康受损，生命打折，“船底”和“船帮”也会加速腐烂。侥幸一些的，也许可以暂时逃过正义的审判，并将财富传给子孙。可我们知道，依靠勤俭致富的“净水”尚且“富不过三代”，“赃款”和“黑钱”即便没有“毒害”到后人，又怎能逃得过“来得快，去得也快”的宿命呢？
周厉王即位三十年，曾经十分贪图财利，大夫芮良夫于是谏之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又说：“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哲人卢梭在《忏悔录》一书中则谈到他只追求“满足生存基本需要”的财富。比尔·盖茨建立了“微软”庞大的王国，赚取了大量的财富，最后还是决定将绝大部分财富捐出去，只留下很小的一部分供他和家人生存所用。他们对于财富的这种豁达潇洒的态度，反映出他们内心深处早已看破了财富如“水”一样流来流去，永远无法专有的真相。
这也让我联想起美国人对于财富的态度。印象最深的是美国人的税务制度，通常收入越高，税务越重，年薪十万以上的白领，缴税会在百分之四十左右。同时，政府也鼓励捐款，明文规定捐款可以抵税。有时一个只有十几万人的小镇，却会自发地运转着几十个慈善组织。善意的中介人，一如市场经济中将资本导向合理项目的中间人，不断地在捐助者和被捐助者之间牵线搭桥。所不同的是，唯利是图的市场经纪人所做的是将财富的“雪球”堆向富人的“金库”，慈善组织所做的却是协助政府将财富的“雪球”化成水，流向社会的底层。因此，社会长期形成一种乐善好施、随缘捐助的意识和风气。包括哈佛在内的一大批名牌大学基本上都是靠民间捐款来维持和运作的。当然，税收的很大一部分也是用来帮助社会的“弱势群体”，建立社会救济、失业金、家庭照顾、残疾人保护等制度，以便保障社会持久的公平、正义和稳定。
美国人的立国精神鼓励人们去创造财富，但从法律的层面也不断地采取措施限制或防止社会的财富过度集中在个别人、个别企业或个别集团手里。《反垄断法》和《反托拉斯法》的推出，就反映出这样一种精神。故美国人在治理财富之“水”方面，还是很有些特别的心得的，甚至还可以说基本上做到了“顺天应道”。而美国立国二百多年来，即便在南北战争和大萧条时期，社会基本上还是稳定的，大概也得益于此。
但我有时又有些怀疑：美国人作为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在处理自己和别国尤其是穷国的财富分配关系时，是否也保持了这样的睿智呢？遗憾的是，美国宪法设想的只是一个专注于保护美国人，而不是利于其他国家人民的有限政府。当美国利益和别国利益发生矛盾时，美国利益从来都是第一优先。可是，设若有一天，美国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狭隘的美国利益又该如何定位呢？
常言道：“大河有水小河满。”当世界经济连成一体，全球化让地球变成一个“村庄”时，如果还有国家试图以强凌弱，从政治、军事、经济和技术各个层面疯狂攫取别国的财富和资源，相信不仅会伤害到别国的利益，同时被削弱的还有这个国家的整体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即便是超级大国如美国者，也不可以依恃全世界的石油日渐枯竭，自家丰富的石油资源尚未开采，就在石油危机到来之时高枕无忧，就可以笑眼相看别国的汽车和坦克都成了一堆废铁，而自家的田间和高速公路上却马达轰鸣，车水马龙；也不能指望金融危机到来时，可以依恃自己超强的军事实力阻止美元贬值、大公司破产、市场信心下滑……所以，在全世界对中国这些年来因改革开放而达成的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大唱赞歌时，在国人满怀憧憬地期待曾经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下千疮百孔的中国，终于可以从经济层面重新“崛起”时，我们似乎还是应该更冷静更清醒地抓紧抓好“两水”的治理。尤其人类已然进入到后工业化的“数字财富”时代，金融财富、网络虚拟财富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数字财富”越来越成为人类财富的主体构成。这一来，财富转移数量之巨大，流速之飞快，流向之变幻莫测都将达到空前的规模，故一夜之间发生“金融海啸”，引致“覆舟”“倾家”“倾城”甚或“倾国”的几率也将越来越大……对付自然界的“水灾”和“旱灾”，我们已经积累了自“大禹治水”以来的历朝历代的经验，可以说颇有心得。但对于“财富之水”的治理，恐怕还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