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满怀着对土地的欲望，蒙古人的马蹄穿越了大漠、草原和高山，屠杀和灭绝是地广人稀的蒙古人坚定不移的战略性任务，让被征讨的土地上不再有反抗的途径。火把天烧出了窟窿，血把地染成了红壤，人如草芥，蒙古人的弯刀在砍下无数头颅后变得更加锃亮，一个马背民族的内心在无限膨胀。
政治家耶律楚材向成吉思汗推荐丘处机，大汗思贤若渴，下诏书去请已是名满天下的长春子，于是一次惊世的旅行从山东半岛出发。我们为不少先贤们的跋涉而脱帽，李时珍、徐霞客、玄奘，甚至我故乡南昌土生土长的“徐孺下陈蕃之榻”的徐孺子为朋友母亲的去世，不远千里，生刍一簇。而这次丘处机的出发是为苍生百姓，他不忍这世界生灵涂炭，充满杀戮。
他要穿过战争区、无人区、高寒区……，陪同他西行的十八位弟子中没有会七十二般变化的徒弟，随时都会被土匪、暗箭、虎豹、病疾、暴雪、沙尘这一路妖魔鬼怪吞噬，随时都会有一个劫数让他躺成路边的一座坟。他西行的壮烈不是为了取经，而是通过一条漫长的路程去抵达一个人的内心。
谁都没有把握，因为这个人勇敢、坚定、自负、势不可挡，他拥有世界历史上最辽阔的版图，他是当之无愧的普天下第一王者。
丘处机也有同样的勇敢、坚定，他自信，他不畏艰险，用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拯救一个从野性中走出来的战士的魂，让王者找回自己的人性，放下他血淋淋的屠刀。
他行走，向西行走，据说历时四年，追赶着一支日驰千里，夜行八百，无坚不摧的，杀红了眼的，咆哮的队伍。丘处机的救世精神让他在历史这本大书里留下了一个飘逸道长的深深脚印，最终闪烁成一种光芒。我们在这种光芒里站立，站立成敬仰，丘处机完成了一次有效的文化占领，成吉思汗征服了最辽阔的土地，而这位全真教的掌门却征服了可汗那颗强悍的心。他直到现在中亚的阿富汗境内，总算见到一代天骄。整个的交谈过程并没有完整地记录留下来，我们所能看到仅是通报性质的内容，但丘处机送给大汗十二个字：“兵不嗜杀，敬天爱民，清心寡欲”。这个让世界惊慌失措的王者终于等到了他的偶像。
正是丘处机罢干戈致太平的劝说，挽救了无数的生命，也使处处影响我们行为的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道家文化得到广泛的尊重，并使道教在金元之际进入鼎盛。成吉思汗对丘处机极为敬重，专门为他建造道观，也就是今天北京最大的道观、全真教的第一祖庭白云观，蒙古人扫平南宋坐了天下之后，尊丘处机为“神仙”。
丘处机道长为崂山还吟过二首七绝，我把它抄录下来：
崂山诗
一
卓荦鳌山出海隅，霏微灵秀满天衢。
群峰削蜡几千仞，乱石穿空一万株。二
修真恰似上山劳，脚脚难移步步高。
若不志心生退怠，直趋天上接蟠桃。
看来丘道长选择崂山修道，感受是颇深的。空灵的山是绿的，浩瀚的海是蓝的，婉转中藏着浓郁的情怀，青岛的灵性就在山海之间，置身其中，独处时享受到天人合一的妙处。
得此妙处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康有为。
肆
理解康有为是一个艰涩的过程。
康先生把它的魂安放在崂山。我每次都想去拜谒，但无一成行。读中国近代史，康有为是无法绕过的一个人物，他以领袖的姿态彪炳史册，是否他想自己轰轰烈烈的生命完结之后在恬澹之地不受干扰，他的政治敌手慈禧太后的墓被贪婪的军阀掘了，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墓也被掘了，那是在建国后被“闯将”们将他的墓进行了一次丧心病狂的“革命”。
我对康有为的感觉总是怪怪的，虽然不敢遽下断语，但常让我想起培根，有人用伟人中的矮子来形容他们。在史学上钻研甚勤的台湾学者高阳先生有文《康有为“十疑”诗注》，对康有为的为人，特别是戊戌变法前后之事予以露骨的批判，尤其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惊天之笔的《新学伪经考》针对的就是康有为。
我曾认为他的人格应该是完好的，虽然他实施过短暂的复辟，沦为保皇的守旧势力。直到读到一则故事，谈的是某寺闻康先生来访，将一件镇寺的古物请康有为先生赏阅，那时的康有为已是名震华夏之人物，可是次日，古物与康有为都不见了，寺院的人慌张追之，终于赶上康有为，他们诚惶诚恐，让康有为归还，有为大笑，遂还与寺院。此段情节，我尚未考证其真伪，但久久烙于心中，这难道就是康先生所为吗？从此关注康南海的为人，不关注则罢，一旦关注这个人物，他的形象轰然倒塌。
有必要？绎维新变法中关于康有为这一章节的头绪。
康梁领导的百日维新，从开始到结束，就充满跌荡、是非和真假。公元1895年，也就是清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之战，以中国战败告终，在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前紧要关头，康梁等维新人士以入京师应试的机会，上书请愿，史称“公车上书”。但历史竟开了个玩笑，在我们脑海中已成定式的重大事件却是个谜，让史学家至今争论不休，而这个操刀者就是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首先争执的焦点是上书的规模问题，一说是一千二百余人，其中的一个依据是康有为自编的年谱：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三十八岁，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会者千二百余人。”一说是三千人，其中也有康有为自己的说法，即他的诗句“抗章伏阙公车多，连名三千毂相磨”，并明文写过“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余人上书”。上书从三百到万人之多，各有人记述。这个问题尚未讨论清楚，一项全盘否认的议题又放到史学家们面前，即是否成书，是否有上书，闻（和）局已大定，群议涣散的说法如若成立，轰动海内外的公车上书只不过是夭折的事件，忙前忙后，风靡全国，只产生了一个结果，把康有为推到了领袖的位置。
就在公车上书真实性尚未彻底破解之时，康有为伪诏事件算是天下大白。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康出逃海外，并公布光绪帝赐给他的两道密诏，其一意思是要康与杨锐等诸同志设法相救，其二是要康迅速出外，设法相救。第一道密诏实际上是光绪帝给杨锐的，而康说成是给他本人的，并且原意是希望想办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变法继续下去；第二道密诏由于康所述密诏文句多变，使人难以相信，而且光绪帝在危急时派人到国外去争取外交支持，远水不解近渴，经不起推敲，也不足信。伪诏之目的，抬高自己并便于在海外活动。康有为欺世盗名之举，被人撕下了不少伪装，我所提到的也只是其中一斑。
南海先生的故居也濒临海边，让我想起死去的海子和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康有为始终都没有从君主立宪的影子中逃脱出来，他抱着一块沉重的石头，在青岛的海边晒着阳光，承受着世人对他的评头论足，但作为一位通博的文化学者几乎赢得了全社会的公认。我猜想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应该是放下了，青岛陪他度过安详闲适的余年，不然，他不会把自己的寓所取名为“天游园”。青岛的海风掀开了康有为那件政治家的笔挺外套，一颗文化灵魂鲜活起来。历史每天都在上演，康有为是有缺陷的伟大人物，就像张大千，他伪造前人古画卖钱，能证明什么呢？难道还能否定“五百年来一大千”吗？
伍
飞机在跑道上加速，跃起的那一瞬，我的心在动，这就算是又一次告别吗？青岛气质依然凝结在我胸口，它天生丽质，更需后天呵护。
妻儿两人已疲惫地合眼休息，我却忍不住俯视：青岛，那个半岛，像琴，怪不得这么美，仿佛没有哀伤的城市，只有心在如缕的琴韵中醉去醒来。她还有一个名字，就叫琴岛。
2009年6月5日夜于拾味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