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日子是一个单调的机械过程，没有表情，没有安慰，没有抵抗的机会，被一截一截地切割，除了每个人脸部的肌肉僵化在零度以下，只允许汗淋淋的夏天来袭断工厂的所有时间表。
我们的体能被刨被削被铣被扭转成各种形状，最后装饰成一把沙滩椅，出口给浪漫的人，热恋的人，喝着啤酒晒着太阳的人。
我们必须接受一切安排，收缴自己的思想和诗歌，每天都在重复，重复失去痛觉的秩序。邮局的汇款窗口检验着我们奔赴理想的进程，虽然很直接也很俗气，但那个年代，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谈婉约和高尚？没有茶香只有酒气，没有琅琅书声，只有呛鼻的烟味，我在他们中间，找不到可以大口大口呼吸的新鲜空气。
只有夜，哪怕是寒冷，胸腔里都能完成快慰的对流。只有通向宿舍朦胧着的路灯，流露着思乡的浅浅温暖。家在远方，心就是悬于天花板上的积尘的灯泡，心情是昏暗且孤独的灯光。打斗的声音不绝于耳，敲诈的传闻天天都有，流窜犯经常会“偶”遇你，收保费的，欺男霸女的无处不在。港片中的江湖在光天化日之下真实地演绎。人心都赤裸着，似禽如兽地赤裸着。
混世，或许是我们民族必然的一种痛，历史体谅这种痛，并执着地认为从痛挣脱出来后才有身心的舒展。
可这种痛是我打工时代烙下的疤。穷疯了的中国，许许多多的人像饿狗从笼子里窜出来，从不问合理性，只要有根骨头就冲上去，主子踹两脚骂几句亦毫无怨言还津津有味。
港台商人和老外来来往往，我忽然明白主子也是打工者，他们是主子的主子的打工者。中国在给整个世界打工，因为穷疯了的中国在当时根本就没有选择！
中国人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是祖辈传下的基因，在厂门口长长的求职队伍，让我感到打工时代的悲哀，放弃个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几乎没有人认为钱是身外物，背井离乡就是为了体面地回家。尊严和屈辱只要与钱发生冲突时都可以放下。
三年后，我毅然离开广东，不想日后愕然回首时——更痛。
嗜烟时代
前段日子，一家媒体请我为某烟草公司写篇关于烟的文章，谈了些名人与烟的典故。我一直回避谈个人的烟史，因为不像长期自我标榜的那个乖孩子。
我在大学时代满怀革命豪情入党，可我愁苦的烟龄远远超过党龄。
烟见证了我青春的叛逆期，那时满脑子是异想，胸腔里有填不平的愤怒，时时憋着要喷发的气流，甚至充满着强烈的破坏意识。
为买一包烟，翻过紧锁的学校铁门，在烟摊上的“大前门”、“太平”、“庐山”和“凤凰”中间，根据口袋里的银两选择一包，然后寒碜地蜷在老师视线之外的某个腌臜角落。此时，烟是一个少年的忧伤，苦涩的味蕾体会着成长的滋味，一支烟里急促的咳嗽，一支烟强熏下来的眼泪，弥漫的烟雾遮挡我的视线，理想忽明忽暗，缥缈着，缭绕着。
自从有了酒，人类在情绪变化中有了倚重，虽然烟的历史并不长，但水火双煞最终牢固地定格在我们的生活里。心灵不时地需要寄托，寂寞、痛苦和欢喜，在我们的修为无法达到茶的高度时，烟酒是宣泄或慰藉情感的工具。
我们是人，我们有着丰富的内心。正如有些男人骂女人为祸水，却又忍不住去苟且；骂烟伤喉枯肺，亦又死不悔改。
领袖不紧不慢地抽着烟，决胜千里之外；文豪一地的烟头，兑换成犀利的杂文；江湖儿郎叼着烟，在枪林弹雨中尽显英雄本色。
这些广为流传的范本让我对烟有了渴望，仿佛烟雾里掩藏的就是深刻和男人的气质。
我是谁？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去哪里时，当然要怀抱雄心活好当下。忽然觉得曾经颓废过我的烟让我不再颓废，可以让我集中心智，吐纳中的烟香伴随我去想象和思考，甚至萌生了从未有过的坚定。
抽烟是在错误地判断中开始，在承认现实中继续，在无法自拔中灰飞烟却不灭。
在凡人的生活中，烟是人与人交谈中缩短距离的物件，在人与人的交流中，烟的牌子又是不同阶层的身份符号，名烟和进口火机往桌上一摊，显摆出官人或商人的派。
烟是俗物，是不俗之人有时也躲不开的俗物。递烟是俗世中的习惯，很难说是恶习还是礼貌。
因为我们没日没夜地工作，广东的企业主们积累着最初的资金，也从那时起，烟熏黄了我的食指和中指，烧纸卷烧烟叶烧我那颗无法抵抗的心。“555”香烟继“良友”之后，成了流行的外烟，广东人尤其嗜好，此烟抽后喉咙里无痰，不过我还是热衷于故乡的那些品牌。
我并不想嗜烟成瘾，但在广东超负荷的工作量，加上人在他乡的孤独，烟成了我的一个伴。它温暖了被冷漠包裹的日子，镂空所有的寂寞，剪成一只红肿的眼睛贴在窗户玻璃上，看山峰之外的山峰，看流水之外的流水，一支烟进行着它的思乡。
我习惯把烟盒收集起来，像儿时夹在书页里。母亲曾问我讨要过一些，把每张烟纸对剪，卷成小筒后串起来，制成门窗帘子，花花绿绿的好看极了。
离开广东时，我将烟盒撕碎，看它们在天空中在我的烟雾里飞旋，五颜六色的梦呵，被风带向了远方。
在香港，时尚女性闻烟而遁。我开始忍，要他人尊重自己的嗜好，亦要尊重他人对自己嗜好的感受，逃遁者的鄙视目光远比禁止吸烟的警告深刻，我开始意识到公共场合吸烟已是道德问题。香港大街上的吸烟区围拢在一起的瘾君子多为大陆人，就像胡乱穿行马路的人多来自内地一样，我们的现代文明与世界的距离尚远。
我的生活乐趣中离不开书，走得再远，也要回到书桌上来。这桌面必定有烟和烟缸。喉为囱，作贱肺，以身试“法”的自虐，来完成个人空间的快感。
烟不离我的口袋，是我最贴身的“奢侈品”，请允许这种奢侈，因为我不允许我的思维枯竭，点燃它就刺激起我的脑细胞，灵感即驾雾而至。
食堂时代
关于地沟油等食品安全的话题从未在餐桌上断过，于是我越来越依赖食堂。
这在古代称伙房或膳房，如今也是一个单位不敢忽视却又棘手的事情，原因在于一个成语：众口难调。而我内心一直装着父亲的教导“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也就有了我常说的话，如果连自己职工最基本的安全期望都达不到，还有什么资格谈维护一方百姓的安全。后来，有人跟我讲，弟兄们在你的话后面又加了一句，如果连自己职工最基本的安全期望都达不到，还有什么必要谈调节好机关干部的口味。
我笑了。潜伏在心底的食堂情结又翻腾而出，渐渐洇开。
那时，我们家安置在土黄色的集体宿舍里，房顶是近似窑洞的弧形，大伙称这种建筑为“干打垒”。早晨，厂里的大喇叭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仿佛是催醒开饭的号令，父亲端着洋瓷碗开始到食堂排队。
偶尔碰到父母同时加班，他们就会在饭盒上放好一餐的饭菜票，等我拎着它们到了食堂，有时会遇上好心人帮你打好饭菜，有时要靠自己用手奋力地将饭盒顶进打饭的那个小口，食堂师傅盛好了饭菜，小心翼翼地交到我手上，还会探出头来，再三叮嘱：拿好啰。
一个家庭的财政实力主要是三大块：一是“分币诚可贵，角钞价更高，十元乃大钞”的货币；二是可以用来换鸡蛋的粮票；三是饭票。
食堂曾是大公无私时代的杰作。
红烧肉是一种奢侈，大锅饭是一种纯香，而那些雪白的包子，时时勾起孩子们潜伏的馋虫。低头吃饭前，先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注视贴在墙上的伟大领袖的慈祥笑容，每个人似乎都在念叨：感谢领袖赐给我们食物。
饥饿的年代，安排在食堂工作令人羡慕。不过，对孩儿们来说，吸引我们欢笑的是紧挨着食堂的冰室。炎炎夏日拎着保温瓶，在蝉声不绝的黄昏买上一瓶满满的冰水或几根冰棍，既可以纳凉消暑，又是零食的替代品。
自从少小离家，一直到大学毕业。食堂的杂粮菜蔬填充着我的肠胃，支撑起我的体格，完成了从少年到青年的发育，同时咽下去的也是长期漂泊的孤独。
到了沈阳开始习惯北方人的面食，一个大馒头或大包子，一碗清粥配上咸菜，足以补充晨练后消耗的体能。他们的地窖藏着冬天里单调的胃口，大白菜是永远不会取缔的主菜，好在黑土地上生长的东北大米油腻，三四两米饭满足空空的胃绰绰有余。
只是抢座成了大学食堂的一道风景，时常导致口角，偶尔还会斗殴，而安于一旁的回民食堂显得规矩得多。同学们也不时抱怨食堂的卫生，但比起我中学时期的食堂，仅算是小巫而已。
中学时代在学校里寄宿，有一段时间伙食不好，蔬菜是煮的，小炒也没有什么油份，特别是糙米饭，常有沙粒硌着牙。恰巧父母来探视，我把盒里的饭菜摊给他们看：“读书有多苦呀！”父亲说，红旗下的孩子怎么这样娇贵，够幸福的啦，革命战争年代，炊事员背的锅里只有野菜、草根，还要煮皮带，你们这些孩子没上过山没下过乡，插队的滋味你们没尝过，珍惜吧。我傻傻地听着千篇一律的训词，肚子顿时饱了。
等我跟随着打工热潮南下广东工作，所谓外企的工人食堂才称得上真正的大巫。
在汗臭味弥漫的食堂内，像猪猡们在槽前拱食那样拥挤，没有桌凳，尽管饭是碎米，菜是煮出来的，只有零星的油分，站立的工人把抢到的饭菜迅速往口里塞，尤同汽车加油一般。接下来他们还要争分夺秒超负荷地出卖劳动力，兑换成人民币，寄回贫困的家中。
有一幕至今都在蹂躏着我的情感，大桶的残羹剩饭竟被某些衣衫褴褛的工人洗净食用。
作为集团公司的高管，我用餐的地方在小食堂，面对精致的粤菜，故乡的菜肴相比之后略显粗糙，在没有辣椒的日子，我的舌尖充满着深切的思念。
前些年，我曾应邀到过这样的食堂就餐，无论富贵贫贱一律排队，皆为粗食素菜，一律免费，皆不允剩一粒饭一根菜；一律各就各位，皆不准喧哗、坐姿不整。不错，正是寺院会食之所，仿佛让我回到了食堂的过去。也让我想起古希腊城邦斯巴达的男人们，包括国王、权贵和普通公民聚集在公共食堂，吃同样粗简的食物。
食堂，这个词汇对于中国的某一段历史具有标签意义，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没有父母庇护的日子，食堂决不会给我们娇嫩的嘴挑食的机会。
适应，是生存的基本法则。
烟囱时代
那年，我请命指挥炸毁砖瓦厂的烟囱，轰然巨响之后，天地间的格外安宁中喷涌出莫名的伤感，步入烟囱坍塌的废墟，内心还荡漾着余震。
我意识到烟囱的倒塌里，当年感性的冲动已沉静成一个民族的理智。
烟囱代表过乡野的美丽，代表过工业时代不可缺失却自残的伤痛。
有些被冷藏的事物在温暖的记忆中悄悄融化。烟囱这个词汇将思绪的鼠标指向遥远的田园时光。居家在山坳坳里的日子颇为幽凉，黄昏时分挣脱母亲的呼唤，一口气奔跑到高处张望，家家户户的小烟囱飘扬出袅袅炊烟和落霞交融在一起，美得让少年的我落泪。
徐光耀的《小兵张嘎》占领了我这一代人顽劣的心灵空间，村里的娃儿们受片子的影响，也去堵烟囱。我尾随他们又把堵物取掉，倒不是为了做好事，只是怕破坏这一片美景。
离家以后，炊烟成了永远挣脱不了的父母的期待，这弥漫在胸腔的乡愁，让我苦闷和忧伤。想着炊烟就想着亲人，想得泪眼花花。
平房和干打垒将巨大的烟囱陪衬出一种直插云霄的伟岸，每天都要从旁边走过，它的霸气和不可一世每天也严重地压迫、威慑着我们的渺小。铺天盖地的宣传画上的烟囱。隐喻着不可战胜的无产阶级的强大和工业的欣欣向荣。
它是一代人赶英超美的寄托，它是一群人抓革命促生产的象征。烟囱也时常醒目地贴上铿锵有力的标语，在一个特定时代的广告词里烟囱也被特定成了更高耸、神圣的符号。
只是工厂里那擎天一柱的烟囱，却有奋不顾身的人爬上去，虽然他爬得那么高，仿佛我已淋到了他的唾沫，看到了他青筋的裸露。因为工厂已经发生纵身跳下，摔得血肉模糊的“失足”事件，所以工友们焦急地把他哄下来。等到一部警车呼啸地把他带走后，我听见有人隐隐约约在说，这根烟囱就是他设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