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王朝建立的前夕，朱元璋将文武百官请到自己的身边，给大家出了个题目：元朝为什么会迅速土崩瓦解？不久将诞生的新王朝当务之急是什么？请大家各抒己见。高参刘基首先进言：“宋元以来，宽纵日久，当使纪纲整肃，然后才能实施新政。”
朱元璋感到言之有理，也深感大明朝的当务之急应是制定法律，以法治国。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正式颁布了几经修改的《大明律》。《大明律》简于《唐律》，严于《宋律》。
《大明律》对官吏贪污腐败处罚特别重。犯有贪赃罪的官吏，一经查清，一律发配到北方荒漠中充军。官员若贪污赃银60两以上，将被处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命在各府州县衙门左侧设皮场庙（就是剥皮的刑场），贪官被押到这里，砍下头颅，挂到竿子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堂旁边，用以警告继任的官员。
朱元璋对自己制定的法律，带头实行，而且执法相当严厉，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皇帝中是少有的。他的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凭着自己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不顾朝廷的禁令，向陕西贩运私茶。后来河桥巡检司的一位小吏向朱元璋告发了此事。朱元璋立即下令赐死欧阳伦，同时他还发了通敕令，表扬那位小吏不畏权贵的斗争精神。
朱元璋唯一的亲侄、开国功臣朱文正违法乱纪，朱元璋毫不留情废了他的官职。
开国功臣汤和的姑夫，自以为后台硬，就隐瞒常州的土地，不纳税粮，朱元璋也将他依法处死。
朱元璋当皇帝的30年中，还公开镇压了几起大贪污案，其中最大的是郭桓案。郭桓案发时为户部侍郎。洪武十八年（1385年），御史余敏等告发北京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吏李或、赵全德等人，伙同郭桓等人贪污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抓住线索，命令司法部门依法严加追查。这个案子后来又牵连到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杰、工部侍郎麦志德等高级官员和许多布政使司的官员。贪污盗窃的钱折成粮食达2400多万石。案件查清后，朱元璋下令将赵瑁、王惠迪等人弃尸街头；郭桓等六部侍郎及各地方布政使司以下的官员有上万人被处死；有牵连的官吏几万人被逮捕入狱，严加治罪。各地卷入这个案件的下级官吏、富豪，被抄家处死的不计其数。
由于朱元璋出身贫苦农家，不仅深深体谅农民生活的艰辛、物力的艰难，而且他还身体力行，带头倡导节俭。明朝建立后，按计划要在南京营建宫室。负责工程的人将图样送给他审定，他当即把雕琢考究的部分全去掉了。工程竣工后，他叫人在墙壁上画了许多怵目惊心的历史故事做装饰，让自己时刻不忘历史教训。有个官员想用好看的石头铺设宫殿地面，被他当场狠狠地训了一顿。朱元璋用的车舆、器具、服用等物，按惯例该用金饰的，但他下令以铜代替。主管这事的官员说，这用不了多少金子。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惜这点黄金。但是，所谓俭约，非身先之，何以率天下？而且奢侈的开始，都是由小到大的。”他睡的御床与中产人家的睡床没有多大区别，每天的早膳，只有蔬菜就餐。
在朱元璋的影响下，宫中的后妃也十分注意节俭。她们从不乔妆打扮，穿的衣裳也是洗过几次的。一个散骑舍人穿了件十分华丽的新衣服，朱元璋问他：“这衣服用了多少钱？”舍人回道：“500贯。”朱元璋痛心地说：“500贯是数口之家的农夫一年的费用，而你却用来做一件衣服。如此骄奢，实在是太糟蹋东西了。”
朱元璋不喜欢喝酒，他多次发布限制酿酒的命令。他不爱奢华，讲究实际。他命令太监在皇宫墙边种菜，不要建造楼台亭阁。为了让儿子们得到锻炼，他命令太监织造麻鞋、竹签自用，规定诸皇子出城稍远，要骑马十分之七，步行十分之三。
由于他出身贫寒，从小没有读书的机会，自从军后，到称帝晚年，一直保持勤奋好学的作风。作战之余，理政之后，他常常请儒生讲述经史。经过几十年的刻苦自学，他不但能写杂札、军令，还能写诗作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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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把勤政廉政、禁奢倡俭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他“言必行，行必果”，严惩污吏、不循私情的作风起到了极大的威慑作用。他率先垂范，注重节俭，衣食住行十分简陋，自己乘坐的御车也以弃金镀铜代替。
由此我们联想到美国巨富比尔·盖茨，近年来平均每年都要捐献数10亿美元用于慈善事业，而他外出乘飞机却坚持坐二等舱，他的理由很简单：“既然头等舱同二等舱都在同一时间到达目的地，我何必要坐头等舱多花冤枉钱。”可见，节俭廉政既是治家之本，也是安邦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