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富贵险中求，在乱世之中更是如此，能在乱世中打出一片天的大多数都是性格坚韧、不畏艰险、有亡命徒特质的政客，阎锡山虽然如今在民国也算有了名号，但是他的名号却更多是通过投机和算计得来的，而在民国这样的乱世，光会算计是远远不够的，到了要劲的时候，还需要以命相搏。从来没有一个政客能够在不经历阵仗的洗礼就能获得至高地位，尽管乱世之中有很多机会可以通过斗心眼、耍手段来获得一定地位，但是投机取巧并不足以保证地位的稳固，只有能够在战场上击败竞争者，才能真正确立自己的权威——而打仗则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阎锡山从北洋时代混到如今，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在战场上取得了什么功业，即便在北洋这个最易产生英雄的时代，阎锡山也都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如果不是北伐，阎锡山可能还将继续他的这种政治隐身。阎锡山太稳健了，他只有在具备足够把握的情况下才会出手，但是政治本就是瞬息万变的舞台，局势变化捉摸不定，阎锡山纵有心计，也无法完全参透玄机。
扛起反蒋大旗，似乎是阎锡山为数不多的没有太多成算的政治冒险，但实际上与其说是他主动寻求与老蒋的交锋，还不如说他是在老蒋咄咄逼人的气势下被迫应战。在桂系和冯系相继遭到老蒋镇压之后，他的晋系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老蒋的眼中钉，阎锡山虽然很不情愿与老蒋真刀真枪地干仗，但是他也不能束手就擒，况且，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高调发表了一番反蒋言论、并将盟主之位坐实之后，阎锡山大概认为老蒋以一敌三，难免力绌不支，因此也就有了些底气，而初期的顺利似乎也证明了他的判断，但是，一场大规模的战役怎么可能一直都是同一个调调呢？当旋律变奏之后，阎锡山终于原形毕露，他终究不是一个真正经得起风浪洗礼，顶得住雨打风吹的硬汉，他不过只是一个虚张声势，心怀忐忑却强自支持的软蛋。
李宗仁和阎锡山都是属于有城府的人，看起来也都同样的沉稳，但是李宗仁骨子里是个赌徒，在关键时刻能豁出命去，不计成败。而阎锡山呢？他的骨子里渗着的都是平稳而无波澜的血脉，他没有关键时刻的爆发力，任何时候他都只愿意规避风险。所以，阎锡山的性情缺乏张力，虽能守成，但终不能乱世称雄，一个理智永远战胜血性的人终究不能创下万世之功。
讽刺的是，就在阎锡山遭遇了老蒋的连续重拳试图宣布退赛之时，冯玉祥却是杀得兴起，他看到老蒋集中兵力在津浦线上对晋系展开围攻，作出的选择是继续加强在陇海线的进攻，试图以此牵制老蒋，缓解晋系压力，如果可以，拿下徐州，围魏救赵。从这个层面来看，冯玉祥才是真正的军人，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妥协，以暴制暴，可惜的是，老冯虽然悍勇，他的盟友却着实不上路，他在那拼死拼活地准备一锤定音，而阎锡山考虑的却是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冯玉祥想做大事，奈何所托非人，阎锡山这个盟友并不是能跟他开创大场面的角色，所以当他孤注一掷准备最后一搏之时，却发现自己终究是一厢情愿。阎锡山非但没有能在津浦线呼应他的猛烈攻势，反而在战略性撤退，甚至连僵持都没有做到，蒋介石迅速重夺济南，晋系退回黄河以北——而倒霉的冯玉祥则被孤悬在陇海线上，彻底暴露在蒋军的炮口之下。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制订的计划正在逐步实现，他已将主要对手西北军的盟友晋系清理出了擂台，接下来要做的无非是与西北军决战。在8月中旬重夺济南后，老蒋于9月月初发动了总攻令，蒋系与西北军决战的序幕正式拉开。西北军虽然勇悍，但是无奈孤立无援，虽然仍然力战不退，但已是颓势尽显。阎锡山的无间道还不算完，就在冯玉祥指挥部队在陇海线奋勇杀敌之际，老阎突然玩了出釜底抽薪，将原本归属冯玉祥指挥的晋绥军调离了前线，老冯的境况愈加艰难。
主战场不顺，那么在两湖的分战场上情况又是如何呢？遗憾的是，情况似乎也不是很妙。早在李宗仁绝对挥师北上、进取两湖之时，黄绍竑便对该战略不甚感冒，因为这个战略过于冒进，也同时将自己的命运交到了别人手上。桂系终究是个敲边鼓的角色，三板斧打好了或许能够有一定的进取，但是终究强敌环伺，自己实力有限，如果得不到冯玉祥的有效呼应，桂系在两湖燃起的星星之火很快会因为温度不够而彻底熄灭。局势的发展也正是如此，在桂系简装轻骑奔袭两湖稍有所成之后，后劲不足的问题就迅速暴露，冯玉祥没有能够在夺取河南后南下与桂系合攻武汉，而是东进陇海线，试图与不靠谱的晋系合围徐州，而在后方，黄绍竑又未能及时攻取衡阳，此时的桂系真算是一支孤军了。
桂系面临的情势是粤军陈济棠部尾随而至，而鲁涤平、何键以及夏斗寅三部则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向桂张盟军袭来，眼看老蒋部下的口袋阵就要套住桂系。此时桂张联军进无可进，只能商议放弃两湖，向南突围，攻取衡阳再做计较。但是攻取衡阳也非想象中的容易，粤军之顽强远超桂系预料，最终在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代价之后（有三名师长在此战中阵亡），桂系终于将衡阳攻下，但是此时的桂军已经无力北望，只能狼狈地退回广西。
桂系先赢后输，西北军独抗强敌，阎锡山首鼠两端，反蒋同盟已经名存实亡，而老蒋也走出了早期的不利局面，开始逐渐占据优势。阎锡山似乎觉得这么不明不白地输掉而不留下些纪念很无趣，因此，他也正在酝酿筹备一个政府。一般来说，当造反派开始想要称王称帝之时，基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确实天下大定，造反派终于翻身当上了主人，另一种情况是基本败局已定，在最后时候过把瘾。阎锡山组建政府的心思显然属于第二种情况，如果没有外力的助推，反蒋同盟的失利似乎已成定局，而阎锡山在这种时候当然也想过把老大瘾。
于是，阎锡山选择了一个比较吉利的日子，在1930年（民国19年）9月9日晚上9时，联合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诸元老，在北平成立了国民政府，这就是所谓的“四九小朝廷”。但是九九不久久，阎锡山的老大也做不了多长时间了，历史可不会因为你选择了久久的谐音就对该政府另眼看待，一个没有军事胜利作为保障的匆忙组建的政府只可能是个玩笑。这就相当于当年吴三桂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宣布登基称帝，不过就是最后的疯狂，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在该朝廷成立之日起，反蒋同盟就已经对外宣告了自己的失败。当然，失败有名也得有实，反蒋同盟中尚有西北军顽强抵抗，不过这种抵抗将因为老蒋打出那张底牌而宣告终结，那么，这张底牌到底是什么呢？
致命底牌
民国在北伐未几就又重启战端，在经历了蒋桂和蒋冯的前哨战之后，老蒋与异己势力的决战终于打响，整个民国在经历了以乱战为标志的北洋时代之后并没有立即走向和平，相反，本次中原大战的规模甚至超过了民国此前的历次战事。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只要没有达到这个标准，那么战事就依然还会继续，目前的民国即是如此，老蒋虽为名义领袖，但是政不出东南五省，国民党内依然山头林立，群雄纷争，试问，如此局面又怎会有和平？
大乱方有大治，譬如治病救人，需得将病人毒素全部激发，才有望彻底除去痼疾，当时的民国要迎来和平，就必然出现中原大战这样的戏剧冲突。乱世之中，需得有个铁腕人物来结束一切纷争，至少在目前看来，蒋中正仍然是最有希望结束中国乱局的那个，不幸的是，他似乎很不讨巧，中原大战本是他收拾乱局的标志性事件，最后却被历史评价为军阀混战的产物。事实上，所谓军阀混战又岂是为战而战？恰恰相反，中原大战看似军阀混战，实际上其价值正在于为不战而战。
战斗是乱世之中政客的宿命，而苦难同样是乱世之中民众的命运，因为乱世这个称谓本身就意味着这些东西，要想真正结束乱世，需得打出个黎明。历史总是会在某个节点赋予一些人特殊的使命，就比如如今的蒋中正，他具备了削平国民党各山头的条件，他有可能将民国导向一个更为明朗的局面，因此他就必须承担起历史赋予的责任。由乱而治，这本就是中国历史的主旋律。
中原大战进行到此，老蒋已经让人看到了民国实现实质性统一的曙光，最起码反蒋势力在经历此战之后必定会元气大伤，甚至一蹶不振，现在唯一的问题仅仅是如何将优势化为胜势，并将胜利装进口袋。优势是毫无疑问的，在南方，桂系在实力折损过半的形势下狼狈地退回广西，而在北方，阎锡山已经将自己的部队通通拉到了后方，而唯一在进行着顽强抗争的只有陇海线上孤军奋战的冯玉祥。但是，以老蒋的能力，要在短期内便结束这场规模空前的统一战争也并不容易，阎锡山虽然怯战，但实力未损，冯玉祥虽境况不佳，但困兽犹斗，要想全盘收拾局面虽然谈不上旷日持久，至少也得花些时日。因此，如果这出四国大战的好戏继续如此下去，可能老百姓还得再忍耐些时日，但是，不管是劣势的反蒋同盟还是优势的老蒋都不满足于现今的局面，他们同时将目光对准了一个人。
他就是我们许久没有提到的东北少主张学良。奉系这个称谓虽然伴随着东北易帜已经永远成了历史，但是东北军却依然是股不小的势力，尤其是在如今中原大战的局面下，张学良的态度将决定民国的走势。张学良在易帜之后便紧守门户，不问外事，所做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清理门户，除掉了杨宇霆，而对于老蒋与其他几派势力的纷争，他始终未置一词，一副自扫门前雪的架势。而如今，他再想继续沉默已然不太可能，因为全民国的政客和百姓都在等着这位少帅为本次大战画上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