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每人都有一个“卫生盒”，专门用来放置纸屑、铅笔屑等废物；一旦发现脏物，马上自觉地进行清除。十多年中，学校从不进行大扫除或突击性的卫生打扫，校园中也看不到“注意卫生”、“严禁××”之类的标语，但任何时候都找不到纸屑、果壳或痰迹。文明道德的要求已经内化为学生的稳定的素质。学校教育质量稳步提高，连年被县、市评为文明单位、先进集体。学校还把教育工作向家庭和社会延伸，要求每个学生都成为学校的好学生、家庭的好孩子、社会的好少年、国家的好公民。全校学生无论在校内还是在家里、在社会，都能保持良好的文明习惯，社会各界有口皆碑。这不正是和该校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的结果吗？
可见，所谓“冷门”，其实并不冷，常常只是由于传统观念或思维定势的消极影响而形成的“盲点”，形成暂时被遗忘的角落。而一旦被有识之士发现并加以利用后，可能很快就成了“热门”。可以说，只会有“冷眼”，不会有“冷门”。我们有时候不爱动脑筋，别人没有想到时，自己也想不到；一旦别人想到了，搞出成绩了，马上争先恐后，赶紧去凑热闹。
唯别人马首是瞻，怎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呢？殊不知在许多时候，人弃我取，反而能后来居上。
五、困境奋起式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一口气列举了一大串发人深省的事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他自己也是在惨受“宫刑”之后，创作出《史记》这部巨著的。无耿耿之愤者，无赫赫之功。古今中外皆然。兵书—亡说：哀兵必胜。置之死地而后生。到了穷途末路，无路可走之际，常常能通过反思，卧薪尝胆，“杀”出一条生路，闯出一条新路来。
六、理想实施式
前面介绍的几种模式，多是由当时校内外的客观情况决定的。除这些模式之外，还有一种重要模式：办学主体从主观的办学理想出发，通过办学实践，努力实现自己的办学理想。办学理想主要是指办学主体所构想的一种理想人格模式，并试图使之在办学实践中得以实现。
我们知道，人的实践不同于动物的行动，人在实践之前就可以预见到实践的结果。“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马克思的这段名言，正是理想验证模式的理论依据。
我国第一所女子大学的第一位中国校长吴贻芳生于1893年，在风雨如磐的年代，她饱经国难家难。在姨父陈叔通的鼓励下，她以坚强的意志从巨大的不幸中站立起来。1928年，她在获得美国密执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应聘回国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厚生”二字包含着吴贻芳对人生的深刻理解，体现—厂她的独立的办学思想。在前后数十年的办学实践中，吴贻芳时时处处以“厚生”精神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她以校为家．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到教育事业上。与此同时，吴贻芳也严格地以“厚生”精神要求、衡量师生，使之永久地感召着有志之士献身于社会，献身于人民．献身于事业。金陵女大虽已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停办，但吴贻芳先生亲手培育的“厚生”精神，却长期伴随着该校历届毕业生在我国知识女性中广泛地发挥着作用。到1985年，曾在该校任教的穆思曼博士对此仍有深刻的印象：“金女大学生中有许多人对国家、对社会有强烈的献身精神，将学得的有用的知识，为当时苦难中的国家和人民服务。”
这里再举一个国外的例子。日本教育家小原国芳的祖父是一位受入尊重的私塾先生。在其影响下，小原国芳从小就产生了“想当教师的宏愿”。他在家道中落之后，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先后考入并毕业于广岛师范学校和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教育专业。在几年教育实践中，他对当时日本学校为社会习俗所左右，成为升学预备学校的现象深为不满，同时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理想。1921年，小原国芳参加日本学术协会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大讲堂举办的“八大教育主张讲演会”，第一次提出了全人教育理论，响亮地喊出了人的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要求，同时，在头脑中闪现出一所实现全人教育理想的“梦幻的学校”。于是，毅然决然地排除一切困难，用贷款在郊区丛林中购置了一片土地，创办起玉川学园。1929年4月8日，学园正式开学，小原国芳随即致力于实践他的全人教育理论。半个月后，《东京日日新闻》
（即后来的《每日新闻》）以《飘扬着现代教育的异端旗帜，以劳动为基本原则的玉川学园》为题，报道了该校崭新的教育模式。经过20年的惨淡经营，到1947年，玉川学园已成为一所拥有师生8000余人、占地11880万平方米的从幼儿园到大学的综合教育机构。
在玉川学园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小原国芳全人教育理论更为丰富、完善。所谓全人教育，不是平均发展的教育，而是“完美的人”的教育、“全人格”的教育、人的多方面的和谐发展的教育。小原国芳十分尊重孩子的个性，认为孩子的个性是他自己独有的、连宇宙也代替不了的独立世界，教育就是要帮助孩子们发展他们的独立世界，使他们对人类、对世界、对宇宙做出独一无二的贡献，否则，将永远给人类、世界、宇宙留下一个谁也弥补不了的缺憾。小原国芳的全人教育由学问教育、道德教育、艺术教育、宗教教育、体育、生活教育等六个方面组成，就像有六枚花瓣的大波斯菊一样。为此，小原国芳总结并制定了五大教学原则：尊重学生个性的原则，学习自主性和独立性原则，充分重视学生自学的原则，动手实践和劳动体验原则，师生亲密、身教重于言教的原则。小原国芳还是一位“教师决定论者”，他认为教育是“全人”感化、陶冶“全人”的工作，理想的教师必须臻于“全人”。他也这样要求自己。常有人问他：“你是教育家，又是宗教家、事业家、政治家、书法家、画家，你到底是什么家？”他的回答是：“我什么都是，所以才能实现全人教育。”可以说，小原国芳的教育思想是一个以尊重儿童个性为核心，以教师为主导，使受教育者在真（智）、善（德）、美、圣、健（体）、富（劳）六个方面得到全面和谐发展的新体系。它不同于以儿童为中心、无视教师作用的进步主义教育，也有别于以教师为中心、无视儿童个性的传统主义教育，在日本乃至世界教育界独树一帜。
小原国芳的全人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不仅在日本享有盛名．而且在世界上有较大的影响。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官员和教育工作者，到玉川学园参观过全人教育。小原国芳本人获得过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大学或学术团体授予的荣誉称号，获得过丹麦国王和墨西哥总统授予的勋章。197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日本召开世界新教育会议，小原国芳以会长身份主持会议。随着小原国芳国际声誉的提高，日本当局亦受殊荣，于是逐步改变了原来对小原国芳的压制、打击甚至迫害的态度，几度授勋，肯定他对日本教育的贡献，并于小原国芳1977年辞世后追授勋一等。今天，小原国芳的教育事业正由他的长子小原哲郎继承并在玉川学园继续发展。
事实上，一所学校的特色，常常是多种模式的综合效应的体现。学校特色的形成也不止上述这些模式，每种模式还可能有几种变式。这些模式尽管是从众多学校的办学实践中提炼出来，但仍处于不断的修正和完善之中。新的模式也将会在实践中不断出现。
如何进行学校品牌的宣传与推广
一所学校的特色能够像植物的种子那样，通过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自然地得到传播。例如，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早年留学于美国的康奈尔大学桥梁系，该系有—个规定，学生在拿到硕士文凭后．要去桥梁公司学习绘画、设计、金工、木工、油工等全部造桥技术。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给茅以升以深刻影响，并在茅以升后来任校长的唐山路矿学堂得到发扬，唐山路矿学堂因此获得了“东方康奈尔”的美称。但自然传播的力度与效果，都比不上自觉地推广。任何一种学校特色都来之不易，都需要校长和广大教师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甚至付出毕生的精力，都是校长和广大教职员工心血的结晶，都是一种独特的办学思想资源。加强对它的宣传与推广，才能最充分地发挥它的社会效益。
一、学校知名度的价值
学校的名声，有美名，有恶名；学校的知名度，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这里说的都是前者。一所学校的知名度标志着这所学校办学特色和办学业绩的社会影响，也就是社会对学校办学特色和办学业绩的一种评价，它体现着学校存在的社会价值。学校为社会而办，存在于社会之中。学校一切活动信息，总会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社会，并引起社会一定的反应，形成“口碑”，形成社会舆论。
学校的知名度是学校教育的一种“教育能”。它能发挥一种先声夺人的效应，产生犹如磁场中的磁力线那样的吸引力，支配着潜藏于学生内心深处的向上力，使前来求学的莘莘学子产生一种“前提态度”——在入学接受教育之前，就对这所学校产生直觉的、象征性的理解，并在认知、情意和行为方面形成信赖、向往和接纳的准备性反应，从而为学校教育的实施开辟一条相对顺利的捷径。创建于1895年的北洋大学是天津大学的前身。1914年赵天麟任校长时，以汉河间献王的“实事求是”四字训勉学生，后来固定为校训。该校素以严格著称。
有严整不苟的教学计划，丰富完整的课程体系，充实的实验设备，认真的师资阵容，严格的考勤、考试制度和降级、淘汰制度。它的毕业生如去美国深造，只要持本校的学士学位证书，即可不经考试而直接进入研究院。
我国著名水利工程专家、水电部前副部长张含英先生，曾回忆当年他报考北洋大学的情景：当从亲友处得知当时最好的大学是天津的北洋大学时，“我暗暗下了决心，好！我一定考北洋。就这样，在我中学毕业后，第一个志愿就是考北洋大学，根本没有第二志愿。那时北洋在天津招生，同时也在北京招生，为了达到一定要上北洋念书的目的，我不但在北京报了名，也在天津报了名。结果我幸运地考上了！当时高兴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学校的知名度对于一位学子的感召力，就是这样地难以抗拒。国外也是这样。被历届校友誉为“智商公立中学”的美国纽约市布朗克斯理工中学，以培养出三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两位将军、一位国防部长、一位黑人运动领袖和大量精英人物而名闻全球。其实，该校并无多少特殊之处，学生并不特别聪明，约1／4的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校内也没有豪华的设备，担任该校校长三十多年的米尔顿·科佩尔曼先生说：“唯一特殊之处，是学生们自己选择到学校来。”
该校以自己的知名度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优秀学子，每年报考该校的学生总有7000人左右，而录取的却只有900人。
学校凭借较高的知名度，不仅能吸引学生，而且能赢得社会广泛的支持。抗日战争期间，天津南开大学及中学部遭日寇轰炸，学校变成一堆废墟。抗战胜利后，张伯苓立即在重庆召集同仁，筹划复校工作。张伯苓坚信，凭着南开昔日的声誉，复校工作定会得到社会各界和众多校友的全力支持。他对先行回津具体筹办复校事宜的三位老同仁说：“你们只扛着南开这面大旗去干吧，结果，仅仅半年多时间，复校工作便基本完成。经办者说：“校长给了我们这面大旗，我扛着它真是无路不通……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全亏这些社会人士们、校友们，有出钱的，有出力的，没费什么劲，就把工作全办好了，这不是奇迹吗？”这就是学校知名度产生的奇迹。
二、学校的自我宣传
有一名老话：“酒好不怕巷子深。”受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一些学校做出了成绩，不愿声张，生怕有“王婆卖瓜”之嫌。其实，不用说是今天这样的信息社会，就是早在20世纪初，一些有见识的校长就很注重学校的自我宣传。江苏省常州中学曾于1913年被命名为江苏省第五中学。为使社会了解学生学业之进展，该校从1915年起编印《江苏省立第五中学校杂志》，以学生作文、笔记为主，教师论文为辅，辟有文萃、学术、艺术、译丛、记载等栏目，图文并茂，半年一期，铅印发行。该刊在社会极受欢迎，常常供不应求。为尽量满足社会需要，学校在上海、苏州、南京、杭州等11处设置了分售点。这一做法在信息社会可能算不了什么，但80年前的一所学校具有这样的公关意识，确实是很可贵的。该校的出色的办学成绩随着成功的公关行为迅速为社会所了解，社会上很快流传起“苏南五中，苏北八中（扬州中学）”的说法。解放后，该校与扬州中学、南京师大附中、苏州中学并称省内的“四大名旦”。所有这些有利的公众舆论，是与学校自我宣传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