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他聘请西农园艺教师杨蕴章先生为场长，主持规划作物种植布局，美化环境建设，先后引进各地优良果木品种，计有苹果、桃、杏、梅李、葡萄、海棠果、樱桃等50多个品种，建园面积400余亩；种植良种粮、棉、豆类作物约700亩；繁殖果木花卉苗圃30亩；开辟菜园10亩许，引种外地稀有菜蔬“西红柿”“花叶菜”等品种。由于农场的示范作用，附近群众争种优良品种，尝到了丰产的甜头。农场不定期地派出技术人员，分赴泾阳、三原等地传授栽培技术与管理知识。此外，还选购各地的马、牛、驴、猪、羊良种，开展配种业务，改换劣种，造福群众。
于先生任监察院长，常住南京，为了方便与农场互通信息并加强领导，特设农场董事会。农场共有员工60多人，设农艺、园艺、总务三个组，聘请农园专家分管业务，还开办了三期农技练习生培训班，招收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员，农场供给伙食及文具用品，实行半工半读，学用结合。既给农场积蓄技术力量，又对外输送了农技人才，先后共计毕业学员百余人，大都成为我省农业科技界的骨干力量。其中4人曾在农场任职并获得副研究员职称，均有农技知识专着出版发行，桃李遍西北，为农业建设输送了人才、建立了功业。
于先生回陕返场时，多次拒绝当地驻军沿途设岗护送。当行至临近农场的西秦堡时，即下车步行，沿途不时和乡亲旧知或握手寒暄，或招手致意，十分亲切。一些老工人赞叹说：“你看人家那样大的官，穿得多么平常，对人不摆架子，看得起咱们工人。人家办农场不图一分一文，每年还把出产的粮食，给民治学校几百石做经费呢！你说他办农场图了个啥？”
为表明建场初衷，于右任预留遗嘱刻石铭心：“余为改良农业，增加生产起见，因设斗口农业试验场。所有田地，除祖遗外，皆用公平价钱购进。我去世后，本场不论有利无利，即奉归公家，国有、省有临时定之，庶能发展为地方永远利益。以后于氏子孙，有愿归耕者，每家给以水地六亩、旱地十四亩，不自耕者勿与。”1981年夏天，他的孙子于志桥由美国回来探亲，看到碑文凝视良久，风趣地说：“谨遵祖训，我不能回来自耕，地没有我的份！”这通石碑至今挺立在“斗口村农事试验场”庭院，昭示着一代伟人爱国爱乡的风范和博大崇高的情怀。后来试验场累经扩展为“成阳专区试验农场”、“陕西省棉花试验站”，现为“西北农业大学棉花研究所”，继续发挥着农业科研作用。
（3）修水利为民办事，倾心血解民饥危
三原地处渭北旱腰带地区。于右任青少年时代，就常与同窗好友李仪祉、茹卓亭等讨论如何减除干旱，拯济乡亲，“青年学子各言志，独悯（min）生民遭旱荒”。1919年就任靖国军总司令的于右任在战火纷飞中，即与爱国将领胡景翼等筹措成立“渭北水利委员会”，请水利专家李仪祉担任总工程师，勘测设计泾惠渠蓝图，制作沙盘供各界参观，引起泾阳、三原、高陵一带民众轰动。1929年，先生与当时西安行辕主任杨虎城将军合力周旋，争取各方救灾款，用以工代赈（zhen）形式开工修建水渠。其间于右任不断呼吁激励，亲自视察慰问，民工热情很高，工程进度很快，1932年即开渠放水，浇地60万亩。八十多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加高渠首、扩大蓄水、改造渠系、完善设施，有效灌溉面积扩大到200多万亩，泾、三、高及临潼民众至今仍念念不忘最初倡导兴修泾惠工程的于右任、杨虎城、李仪祉三大功臣。
三原有条清峪河，穿城而过，谷深岸伟。河自西北而下，直冲县城西关南岸，转弯向东，西关大片民房，时有坍塌的危险，遇到洪涝，威胁更大。靖国军时期，于右任就忧虑在怀，和李仪祉现场勘察，制定方案，只是苦于无力施工。1931年，大灾刚过，他即两次捐筹5500多元，委托陕西省建设厅以以工代赈形式修建，120多天即挖断“老虎鼻梁”，开辟新河道。通水之日，万家欢腾，不仅解除了西关居民的危难，且新辟了不少水浇田。人工河岸至今屹（yi）然耸立，河水循道而流。这是一座无字功德碑，像这条清水一样，永远在家乡流传。
（4）体恤民众赈灾情，一生无私留青史
1920年前后，陕西干旱无收，靖国军面临军阀压境，械备不足，粮草短缺等困难，战士每日生活费仅有400文制钱，总部几乎断炊。各路将军建议征放债券（quan），增加捐税。于右任满含热泪奉劝众将：“民众已是挖草根、剥树皮、卖儿鬻（yu，卖）女顾饥，我们军队是解民倒悬，岂能雪上加霜？”他硬是在“千戈饥馑连三辅”的战乱年代，“空手安慰万人饥”。这支军队在缺粮短秣（mo）中坚持四年，抗击北洋军阀，呼应孙中山发动的南方革命，为国民革命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28年开始，陕西又连续两年大旱无收，即“十八年年馑”，百姓冻饿死者达200多万。灾荒牵连着于右任的心，他竭尽全力向社会呼吁，向各界募捐赈济。1929年8月，长子望德结婚，一贯简约克己的于先生一反常态，大发请柬，在上海“一品香”饭店设宴请客。庆贺喜仪完成，答谢来宾，出乎意料，于右任正色沉痛地说道：“本拟早日回陕救灾，只因足疾不能成行，并非留沪待儿完婚。余久抱同家乡父老同生共死之宗旨，各位所赠之贺仪，全作赈款送回陕西，于某代表乡亲，致敬各位，仅以薄酒相谢。语出泪下，来宾无不感动。于右任不等足疾痊愈即回陕西察灾，把贺仪全部捐济家乡。这年冬天，先生在上海继续募筹救灾款，并购回小米100石，在三原南大街，南关西巷子举办“舍粥场”，救济灾民。
年馑刚过，1932年春陕西各地又瘟疫流行。于右任闻讯，立即选购应急药10余箱，委托夫人高仲林、女儿于芝秀回三原防疫救急。高夫人回到家乡邀请县城各医院名医，会商防治方案，在三原、泾阳附近城乡，连续十天，公布医疗处方，注射防疫针，施舍药物，传及相邻各县，大大减轻了瘟疫灾害。
（5）重华夏历史文明护祖国文化遗产
捐珍石，西安碑林添瑰宝民国二十四年（1935），于右任决定将自己收藏的鸳鸯七斋志石全部送归陕西省公有。鸳鸯七斋志石，是于先生所收藏的唐代以前二百多方刻石总称，因其中有北魏时期七对夫妇合葬的墓志铭而得名。所送刻石中，有《汉石经·周易》一方，左思手书北魏孝武帝诏书一方，这两方刻石是金石中的珍品。现在省档案馆还保存着完整的原始资料，记载送归刻石的来龙去脉。
文庙存放了于右任所捐碑石，加之原收藏的历代石刻，渐成“碑林”。新中国成立之后，几经扩展修葺（qi），并不断征集全省范围内石刻珍品，碑林规模宏大，成为中外闻名的石雕艺术荟萃之地。
提议案，敦煌石窟得保护敦煌莫高窟是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cuican）的明珠，是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东方艺术宝库，已载入联合国“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可是，100年前的敦煌明珠，却伤痕累累，布满尘垢（gou），孤苦凄凉地卧在沙漠戈壁中，笼罩着坍塌毁灭的阴影。
1900年5月，道士王圆篆在莫高窟发现藏经洞，敦煌这座久已湮（yan）没的古老重镇，又一次放射出熠熠（yi）的光彩，成为世界考古界、文物界和文化界瞩目的焦点。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沙俄的奥布罗切夫、鄂登堡，日本人吉川小一郎、橘瑞超等人接踵（zhong）而来，他们采取种种欺骗手段，把藏经洞内的珍贵文物劫掠而去，致使敦煌文物散落全球，并在国外产生了一门新兴学科一敦煌学。
当时的莫高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shan），自然更无人去研究与宣传，再加上长期的风沙侵蚀，致使这座伟大的历史艺术宝库，呈现出破败的荒凉景象。更为严重的是，每年四月初八传统庙会期间，赶会者人山人海，在洞内住宿，举炊做饭，烧水取暖；而平时，这些洞窟又成了南来北往的客商、旅人、淘金者的“免费旅馆”，甚至还有牧人常将牲畜赶到窟内养殖。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对敦煌艺术常年累月的人为破坏。
1941年5月张大千到莫高窟考察、研究敦煌艺术，看到这种景象，极为痛心，认为任其下去，这座千年宝库必将毁于一旦。因此，他曾向当时政府的有关部门多次建议赶快把莫高窟收归国有，设立专门机构，派出专人保护管理。与此同时，他还在莫高窟的空壁（即没有壁画的白墙壁）或空隙中多次题字，以提醒游人爱护文物。然而，他的这些努力，收效甚微。莫高窟依旧处于孤苦无助的风雨中，继续遭受着大自然与人为毁损的悲惨命运。
1941年秋，于右任到西北视察。10月5日，正值中秋节，他一到敦煌，即于当日赶到莫高窟。张大千陪同参观，并向于右任提出建立寓管理、保护，研究、教学于一体的敦煌艺术学院的想法，于右任表示完全赞同。
10月下旬，于右任向甘肃省的党政军要员们谈了自己西北之行的感受，希望他们能重视敦煌这一伟大的文化艺术遗产，并多次约见新闻记者，介绍、宣扬敦煌文物艺术的宝贵，痛陈自己亲眼所见的莫高窟之惨状，再三强调敦煌文物的巨大价值，在新闻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同年11月，于右任在西安发表讲话，大力宣传敦煌文物的重要，大声疾呼须立即行动起来，尽快建立起敦煌艺术学院。于右任还指示陕西省有关机构，召集名画家王子云等人前来商谈，要他们以官方名义组织一个“西北文物考察团”，专门考察敦煌石窟艺术。1941年12月14日，于右任向国民政府呈交一份正式提案，要求尽快建立敦煌艺术学院，以便妥善保护管理和研究敦煌文化艺术。同时，于右任将这份提案全文发表在《文史杂志》上，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
1943年1月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决议：正式设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隶属于教育部；并从即日起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不久，教育部正式行文公告：聘请高一涵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常书鸿任副主任委员，王子云任秘书兼委员，张维、张大千、郑西谷、张庚由、窦景椿等五人为委员。
1943年初，刚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常书鸿被任命为筹委会副主任，经过一番艰辛的准备后，立即西行赴敦煌做筹备工作。经过一年的筹备，重庆教育部终于行文，宣布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于1944年1月1日正式成立，由常书鸿任所长，负责开展对敦煌文物艺术的管理、保护、研究等工作。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对这座文化艺术宝库，终于有了第一个官方保护与研究机构。濒（bin）临毁灭的敦煌艺术，从此得到了解救、保护与新生。同时它还标志着全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敦煌的莫高窟、西千佛洞及安西榆林窟等艺术宝库，从此被正式收归国有。
饮水思源，在今日敦煌已名扬世界，敦煌学已经回归故里，中国的敦煌学艺术研究大放异彩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敦煌的今天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老一辈学人和艺术家，尤其是不能忘记为促进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而奔走呐喊的张大千和于右任两位先生，以及它的第一任所长常书鸿。
（6）八十功名风两袖，一箱珍藏纸几张
布衣大臣，自奉节俭于右任先生生于农家，家世贫寒，自幼丧母，依靠亲友抚养。用浓重的乡土情分滋养，有深厚的中华优秀文化陶冶，先生一生克己奉公，生活十分俭朴。所居家宅系父亲新三公所置。房屋是极普通的坯墙瓦舍。民国初期，先生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次长；民国八年反袁入陕，任靖国军总司令；民国十六年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一日起连任监察院长31年，先生先后担任国民政府要职五十多年。无论居乡、住城，在大陆，到台湾，穿着一直是布衣、布鞋、布袜，吃家乡饭食，尤其爱吃锅盔、宽面，红豆小米稀饭。晚年在台湾，每逢生日和陕西乡友聚会，总是会餐关中小吃。先生数十次回乡探亲，从没有警车开道、岗哨林立，亦不见前呼后拥、门口警卫。每次都在三原南城外下车，步行进城，与亲友边走边谈；碰见熟人、老人主动招呼，一路互问不止。高龄后腿脚不便，便坐在马车辕口，拱手向乡亲问好。晚年在台湾，生活拮据，所住的台北青田街寓邸（di），是向一家公司借用的。每天的饭菜单，他亲自核阅询价，不准奢费。冬天取暖用不起电热炉，搭的是柴炭火盆。有一年冬，蒋介石、宋美龄发现后过意不去，从“总统府”拨专款支付，从此才用上电热取暖。先生身在台湾，心系大陆，1962年后心劳体衰，常常闹病，但无力住院治疗，总是门诊就医。按规定作为“民意代表”，可获优惠贷款新台币4万元。1964年夏，先生贷款4万元，其中以1．5万元接济了同盟会老友遗属，以2万元偿还了借副官宋子才的部分欠债。8月12日，国民党“行政院长”蒋经国来探病，见情力促并亲陪先生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
一生为官，两袖清风先生一生不爱、不要不义之钱，不贪不占公家之钱，不攒不留私财。中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当政，敦请于右任当总统府顾问，允月送银三千，颁赠一等勋章。于右任不屑一顾地说：“我不要官，也不要钱，这些勋章都是狗戴的。”
于右任是近代书法大师，他的书法在海峡两岸极受欢迎，人们以高价竞相收购珍藏，可是于右任写字是他的终身嗜（shi）好，向来不收润笔。上海富商周湘云逝世之后，他的家人求于先生为之写墓志铭，因花的时间多，遂送来一笔可观的笔墨钱，先生坚决不受。后改送一套文房四宝，于笑而受之。有时求墨宝者带一些土产，先生往往笑而不谢。先生最喜欢的是索书的人带一罐墨汁，但必须是人工磨成的，因为他没有时间磨制；但如果是市上买的，绝不接纳。
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大选。由于于右任在上海办过多种报纸，倡言革命，又办过几所大学，本人生活淡泊，清正廉明，上海的国大代表都主张选于右任为副总统。竞选十分激烈，竞选人使出了各种解（xie）数，李宗仁给支持他的代表各供一辆汽车跟随服务，而且包了几个大旅舍免费住宿；每日用餐，席设各大酒楼，美酒佳肴（yao）尽其享用。孙科、程潜也是天天宴请代表。而干右任只在南京简陋的寓所设两张桌子，一张桌子为来访代表写字，一张桌子放着他签名的照片两千张，每张上有各代表的名字，由代表们自己签取。选举采取淘汰制。结果，第一天投票，于右任得票493张，被淘汰了。许多代表愤愤不平，国人议论纷纷。到了第二天，第二轮选举，于右任准时出席，风度飘逸，全场起立鼓掌达十分钟之久。人们对他涵养功深，得失不介于心，异常钦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