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第5节买公田：贾似道破解金融难题
买田的地区限于平江（苏州）到嘉兴的六郡，也就是今日江浙间长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地区。所买的田地为每户二百亩之外的三分之一（即八百亩须卖官二百亩，一千四百亩须卖官四百亩）。付价根据一个复杂的公式以纸币杂以金银僧道度牒（可免税也可转卖）及告身（荣誉头衔的文凭）。
——黄仁宇
1275年9月，因战事失利而被贬为高州团练使（相当于武装部部长）的贾似道，在途经漳州时，被监送官郑虎臣处死。
对贾似道来说，这大概是个意外，他或许从未料想过，自己会以这种方式死去，但对郑虎臣来说，他的这一行为，正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使他青史留名，“为千古读史者所传诵”。《宋史》列举奸臣15人，以贾似道为“殿后”，以此显出著史者的道德立场。黄先生为我们指出当日的情形“在野士人包括中等以上的门户都已痛恨他入骨”。
贾似道是个为千夫所指的罪人，郑虎臣为民除害，理应褒奖。贾似道确有令人切齿的地方。他虽为进士出身，但仕途进位，却多为裙带关系。1238年，贾似道的姐姐因貌美专宠于宋理宗赵昀，而升为贵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贾家也不例外。贾似道很快被提拔为正四品的军器监。这等于大学毕业没多久就坐上了司局级干部的位子，44岁就做了副宰相。之后出将入相，成了一代权臣。
如果有谋划之能，具理政之术，做个权臣倒也无妨，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权臣才能以强势整合各方资源，统合于一处，以固邦本。但贾似道并不是这等人物。他的头脑更多的用在了如何将斗蟋蟀玩得更好，以及如何将太平粉饰得更好。黄先生说他“晚年尚起楼阁水亭榭与诸妾都蟋蟀为戏”，为此他还赢得了一个尴尬的外号“贾虫”。
对贾似道的上级领导和他的同僚来说，“贾虫”玩蟋蟀这等事情完全可以视作小节，导致他众叛亲离，连太后都牙根痒痒想要唾其面，最直接的导火索还数“买公田”一事。对当时人来说，这是这位国舅爷最不能饶恕的大错。贾似道把能得罪的人全都得罪了。
南宋实行国有土地与私有土地并存政策。宋政府掌握的国有土地，多为从犯事官僚、逃户、绝户中收回的土地，以及江河淤积的沙田，军队开垦的营田，称为“公田”。1127年，宋高宗赵构即位初年，金兵压境，军费不足，有大臣建议，将公田卖给私人，赵构采纳了这一建议，在短时间内得以融资成功。这项政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在一定时间与范围之内，减轻因战争而给百姓带来的税赋压力，这是刚刚建立的南宋获得更多人拥戴的一个好办法。
不过这项政策在具体实行中，出现了两个问题。
其一，由于土地价格高，普通农家无力购买，而多为高官豪强所得，这些有钱人不屑贫瘠或中等的田地，专挑上等富饶的公田，这些公田土地肥沃，产量高，富户就有能力提升粮食价格，导致许多城市贫困人口因无力购买而成为流民，高官豪强因有权力与资金做依靠，趁机吞噬一般农户的家田，使得土地兼并日趋严重。
其二，由于高官豪强只对富饶田地感兴趣，剩下的一般的田地无人问津，便被政府搁置。这些没有卖出的公田，由于贴着“出售”的标签，使得农民不敢承租，这部分田地实际上就被撂荒，政府原本能从这些土地上获得的各种收益白白流失。以现在说来，就是国有资产遭受损失。
从宋高宗实施卖公田至宋理宗，时间已过去了整整100年，这100年间，除了上述两个问题越发严重之外，还有一个弊端也日益显现，几乎导致南宋政府的信誉破产。古代社会，土地就是命脉，于国于家都是如此，即便是在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宋朝也不能例外。由于土地多集中在豪强地主手中，若想满足军队粮食所需，政府就需要出钱向“种粮大户”购买。由于军粮需求急迫且量大，政府财政有限，故而在收购时就只能打“白条”。“白条”可以再市面上流通，带有纸币的功能，称为“造楮”。这种措施实际上与“强抢民财”没什么区别。由于南宋始终面临着北方强敌的侵犯，于是就陷入这样一个怪圈：战争就得要军饷，军饷就得要军粮，要买到军粮就必须“造楮”，“造楮”一多，势必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其结果就是导致南宋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
黄仁宇先生指出：“南宋初年米一石值三缗为常情，一百年之后有提到三百四十缗，七百缗及一千缗一石的文字，其货币贬值已超过三百倍。”极端情况下，120斤大米需300000元人民币，这数字骇人听闻。在这种情形下，百姓的日子过得如何就不难想象了。基层不稳会导致统治基础的松动，这个道理南宋政府也是明白的。减少“造楮”，保证物价稳定和军粮充足就成了南宋政府最紧迫的政治任务。
这个重担落在了实权人物贾似道身上，因为他首先提出，要解决国家危机，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恢复公田制，向大官僚和大地主买回公田。黄先生指出“贾似道买田的方案行于1263年，距元军入临安也还有十三年。”贾的方案，黄先生为我们勾出——
“买田的地区限于平江（苏州）到嘉兴的六郡，也就是今日江浙间长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地区。所买的田地为每户二百亩之外的三分之一（即八百亩须卖官二百亩，一千四百亩须卖官四百亩）。付价根据一个复杂的公式以纸币杂以金银僧道度牒（可免税也可转卖）及告身（荣誉头衔的文凭）。”
从田亩数上我们即可看出，拥有上百亩乃至千亩田地的，绝非普通百姓，贾似道的矛头直指那些寄生在土地上的高官地主。贾似道知道，这么做必然会引起这些人的反弹，于是他以身作则，将自家的1万亩田地卖给政府。从政策本身来看，是个科学的办法，也可看出贾似道也有一颗“爱国之心”。但很多事情，想法很好，做起来却变了样。贾似道为了突出业绩，将买公田视作一场运动，将任务打包，包干到每一个地方官员，地方官为了政绩，就把买公田当成了一种形象工程。
贾似道规定每户人家200亩之外的田地才按量购买，但地方官却连百亩之田也收购；这倒也罢，最让田主气不过的是收购价。都说粮贱伤农，土地贱价，人家也不干。土地收购价低到何种程度呢？按规定，亩产2石的值200缗，1石的值100缗，但实际情况是，地方官对亩产1石的土地只给40缗。这等于是变相抢劫。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们当然要哇哇大叫了。
这还不是买公田产生的最大问题，黄仁宇先生指出，最严重的还是“买到这些田土之后，官僚机构无确切的办法掌握管理，以坐收成果。”也就是说，南宋政府面对这些买回来的田地，不知道如何经营，买与不买竟然成了一回事。
虽然效果不尽如人意，但南宋政府还是勉强支撑了12年。贾似道到死也没有想到，他的“买公田”政策直到明朝，都是皇帝最头疼的事情。退也不是，自己用也不知怎么用，最终还导致黄先生指出的“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