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第4节波折的荣誉：《万历十五年》现象
1970年的夏天，黄仁宇全家迁到麻省的剑桥，进行为期9个月的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历史研究。在这里，他结识了费正清教授。黄仁宇的研究课题原定为整个明朝的盛衰变化，以税收制度的演变为主要内容。费正清教授给了他很好的建议，让他舍弃了在近300年历史中耗费大量精力描述基本的事实，而将所有注意力集中于16世纪，黄仁宇最终将这个课题定名为《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费正清教授虽然是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对黄仁宇的研究工作也帮助良多，但两人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一直和睦下去，随着课题研究的深入，两人陷入了研究方法的冲突之中。一个偏重于某段具体历史的分析，而后者则更注重大历史观下对千年的历史进行纵横交错，以理出历史本身的演进过程。
为了将《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顺利完成，黄仁宇废寝忘食地工作。每天除了必要地休息时间，黄仁宇每天几近工作12个小时以上。至，1971年初，书稿终于完成。黄仁宇将稿子复印了一份寄给了英国剑桥大学，希望能在这所大学的出版社出版自己的著作。对方很快回复了消息，表示很看好这本书的出版前景。与此同时费正清教授也表示出对书稿的兴趣，但他更愿意将书稿抽出一部分内容出版，黄仁宇回信说自己无法将书稿进行分割，因此这本有关16世纪明朝财税制度的书最终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此书的出版使黄仁宇在历史学界的名声大振，加上参与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课题，以及撰写《剑桥中国史》明朝部分的荣誉，使黄仁宇的学术影响进一步扩大。此时黄仁宇已在纽普兹大学任教10年有余，无论是在外人还是自己看来，黄仁宇的学术和生活都充满了无限的希望。然而中国有句古话“否极泰来”，好运连连的黄仁宇在遇上了他人生中最大的挫折——1979年3月27日，他被纽普兹大学解聘了。
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在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名声在外，受人尊敬的黄仁宇会遭受如此待遇，即便是被同一时间解雇的教师不曾想到。这一年黄仁宇62岁。失去工作的黄仁宇也想过为自己维权，也去找过新工作，但都不如意。与失去工作一起带给他沉重打击的是《万历十五年》的出版过程。黄仁宇的这本书，是通过一个朝代的横切面来展示明朝潜伏的危机，照射出这个帝国有盛转衰的必然性，可以说是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只是手法上，为了便于普通读者能对历史产生兴趣，而采取了通俗的演绎方式。只是这样一来，《万历十五年》便出现了一个奇特的问题。
在学者看来，本书过于强调通俗性，表现手法上过于轻率，立场上偏重于私人情绪，使得这本书缺少严谨的学术态度，而在出版商看来，这本书没有惊险的冒险，缺乏故事性的叙述语言，尤其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这是一部历史著作而非通俗读本，美国的出版商不愿意冒这样的风险。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所写的那样，商业出版商担心“妨碍资金的流通，迟滞今后业务”，大学出版社则“顾虑学校的信誉与地位”。
黄仁宇将希望寄托于英国方面，但对方看到美国同行的反应后，也婉拒了黄仁宇的出版请求。无奈之下，他想到了中国。他以最快的时间将书稿译为中文，希望能得到在中国出版的机会，但是当时中国动乱的余波尚未完全过去，他对此并不抱过多的希望，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
1978年，黄仁宇长沙临大时的同学余哈维从美国前往中国探亲，黄仁宇便将书稿交给余哈维让其带往中国。同学的中国之行给黄仁宇带来的好消息，余好哈维告诉他，他的妹夫，当时颇为有名的漫画家、作家、书法家黄苗子愿意玉成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黄苗子又请廖沫沙出山为此书作序。当时廖沫沙刚被平凡，身份贤重。黄苗子当时尚不知廖沫沙与黄仁宇是“年轻时的患难之交”。世上的事情就是这般奇妙，转来转去，都是一场机缘。
经过黄苗子的热心推荐，中华书局同意出版这本在国外遭受冷落的书稿。经过出版社的文字润色，及返回给黄仁宇审定，1982年5月，《万历十五年》正式出版，两年后又再版，至21世纪的头10年，已不知这本书到底再版重印了多少回。
大陆版问世后两年，台湾的食货出版社在台出版《万历十五年》繁体版，到1992年，这一版本的《万历十五年》已再版了25次，2版后，又有印刷50次的记录。从这一数字上可知此书在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西方的出版界亡羊补牢，也很快使黄仁宇的这本代表作成为畅销书，而且还成为几家大学的历史教科书。
时至今日，即使不是历史的专业人士，对“黄仁宇”这个名字也不再陌生，而在几十年前，一般的读者对这个人还是相当的陌生。《万历十五年》将黄仁宇从一个美国式的历史研究学者提升为一个具有全球知名度的著名历史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