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第2节清初盛世：牛市在青春期到来
未曾有如此数代帝王，持续不断将开明专制政绩保持到如是之久。
——黄仁宇
1717年，康熙皇帝收到了一幅地图。
这幅地图采用经纬图法，梯形投影，比例为1：1400000，其范围东北至库页岛﹐东南至台湾﹐北至贝加尔湖，南至海南岛，西北至伊犁河，西南至列城以西，凡中国各省山水城郭均标于图上。
皇帝将此图命名为《皇舆全览图》，他不会知道，半个世纪之后，他最宠爱的孙儿会将这片已经达到13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再度扩大。而这个以“乾隆”为人们所熟知的皇帝，也使康熙皇帝开创的“康乾盛世”冲到了顶峰。
1745年，34岁的乾隆皇帝开始在圆明园的东侧兴建长春园，至1751年基本成型，后屡有增添。这个园子占地70余公顷，有园中园和建筑景群约20处，景在水中，水映美景。水面面积占到全园面积的2/3，水域的宽度大约都在1、2百米之间，是名副其实的水景园。苏州的狮子林、南京的如园和杭州西湖的小有天园也尽在其中，可说是江南水色的微缩景观。
帝国的皇帝个个都是园林的忠实拥趸，以康熙、雍正、乾隆为甚。乾隆生在了好时候，如果说“康乾盛世”，康熙是开拓积累，雍正是保持势头，到了乾隆御宇，帝国就成了一个真正的阔小子。帝国的财富让乾隆有能力将自己的梦想变成一个又一个现实。他对园林的情有独钟，让从通衢大省和小县运来的金银变成亭台楼榭，竹林树海。皇帝知道，这些用度并不会动摇帝国的根本。黄仁宇先生所言“对大多数的民众而言，这一个半世纪，是一段和平与繁荣的时代。”
衡量古代社会兴盛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耕地面积， 1661年，是清朝入关后的第17个年头，也是康熙皇帝继位的头一年，这一年，全国共有耕地526000000亩；1688年，全国耕地数为600000000亩，27年时间增加耕地82000000亩。1722年，雍正上台，全国耕地书为851000000亩，这是明代耕地最多时的数字。1754年，乾隆十四年，全国耕地面积增加到708000000亩。请注意，这为官方在册登记数，实际全国还有许多未登记造册的新开垦出来的耕地，有人估计，乾隆中期的耕地数超过1000000000亩。
除了耕地面积，人口数量的增加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让我们来看看清三代的人口。1651年，（顺治八年），帝国人口约为60000000，1691年（康熙三十年），人口为100000000左右。1740年（乾隆五年），官方统计的帝国人口为140000000，21年后，这个数字达到200000000。农业发展，人口滋生，税收增加，使帝国的财政收入逐年提升。1685（康熙二十四年），帝国的财政收入为31230000两，1725（雍正三年），为35850000两，1766（乾隆三十一年），为48580000两。
以上数组数字让我们看到，自入关以来，帝国始终处于一个蓬勃的上升态势。套用股市的一个名词，此时的帝国正处于人人争相入市的牛市。乾隆回忆他的祖父，最乐意提起的是康熙皇帝的“永不加赋”。黄仁宇先生指出“及至康熙末年，国库充实，于是诏令全国人丁税以公元1711年尾准则，以后人口增加亦不增税。”这番“浩荡皇恩”，除了康熙的好心场外，更要归功于国家经济实力的与日俱增。国家的现状让皇帝很是满意，一如黄先生所言“皇帝对现局有绝对的自信”。
这番自信自然也出于对外贸易繁荣所带来的好处上，虽然这种“对外贸易”更多来自所谓的“朝贡体系”，但客观上确为帝国的腰包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银两。1684年，帝国收回台湾，解除还禁，海外贸易发展迅速，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贸易更是如此。以日本为例，解除海禁当年，帝国到日本的商船为26艘，4年后，商船达到194艘，增加6倍半，1689至1711年的23年间，赴日商船总计1791艘，年均约78艘。
帝国出口至日本的货物多为，其中以丝绸制品最受欢迎。黄仁宇先生说“生丝及丝织品见爱于日本（自德川幕府初年既如此）”
单到日本的贸易船只数量就有如此之巨，下南洋，赴西洋的船只就更多了，据《清圣祖实录》记载，1716年，康熙皇帝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可知海外贸易之盛。对外贸易的勃兴，也直接促进海关税收的增长。1765年（隆乾二十一年），广东海关的贸易总值比1729年（雍正七年）增长44％；比1740年增长29％；浙江海关比1736年增长22％。这与人们普遍认为的清政府闭关锁国，不对外来往的观念形成鲜明的对比。
事实上，即便是在乾隆中后期至其子孙辈，海外贸易蓬勃发展的势头也依然高涨。1757年至1837年广东海关贸易总额将近4300000000两白银。西洋诸国，以英国为例，1760年至1764年，帝国政府每年对英国贸易额平均为1450000两，贸易顺差为509000两；1790至1794年间，每年贸易额10850000两，贸易顺差为836800两。
综合这些资料，我们实在应该将“帝国的自我封闭”改为“帝国的日益创新”。黄仁宇先生以下指出的众多业绩，也充分说明，在清初三帝的努力下，帝国的日子过得是如此的滋润“这一个半世纪之内，国际贸易对中国最为有利：茶叶行销于俄国，中国的瓷器、地毯、漆器、首饰，与家具使西欧各国首都表现着富丽堂皇。未漂白之棉织匹头称为“南京货”，初行于欧洲，后及于美洲。在工业革命前夕，中国乡镇工业产品仍保持着一种黄昏前的质量优势。中国所赚得的外汇有助益于传统之农村经济，通货虽膨胀但为效温和，在人口增加，耕种地扩大的环境里，也无恶性的后果.”
贸易额连连出超，额外地给帝国带来了一份好处。黄仁宇先生说“由外输入之白银主要来自日本及菲律宾，经常又持久，于是使流通的货币量增多，加上国库及各省区的铜钱铸造，更使流通加速。”1680年到1820年，从欧洲流入中国的白银约在80000000两以上，加上菲律宾和日本的白银，则大约有几亿两之多。白银流入的好处，黄先生已说的分明。
比起后世子孙屡战屡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行径，帝国三个实际上的创业之主有理由为自己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帝国青春期的花样年华，与皇帝本人的性格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句话也可以说成一朝天子一朝国。黄仁宇先生指出康熙皇帝“既仁慈也不乏决断力。他在国内主持大政，也带兵领将驰骋于边疆”。这句评语也可用在雍正和乾隆身上。康熙至其儿子至其孙子，“个性不同，却都富于精力，也都称能干。他们对政局之用心，集体说来也是特出”。正是在这三个“特出”皇帝的领导下，帝国才有如此成就，黄仁宇先生故而有如此之赞“未曾有如此数代帝王，持续不断将开明专制政绩保持到如是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