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鞋匠
他总是准时地出现在那个不起眼的屋檐下，守着他那个补鞋摊，除了雨天。一辆手摇补鞋车，一个装着全部家什的木箱，另外，还有一把板胡。这就是他赖以生活的全部。
他安顿在这里已经有些年头了，周围小区的居民都是他的老主顾。兴许是他的手艺高超的缘故，坐公交车远道而来的老主顾，据说也不在少数。我曾经叫他补过一次皮鞋。皮鞋的线脚脱落了十多公分。他用那看着粗糙又粗短的十指，上下翻飞着，一支烟的工夫就完成了，还仔细地在鞋的周边抹了一圈胶水，才要了我一元钱。和气、公道加上技艺精湛，我想这就是他生意红火的根本吧。
每每有空闲的时候，他就会拿起板胡拉上几曲，都是《洪湖赤卫队》《红珊瑚》《怒潮》这些老电影的插曲。我最初就是被他的板胡声给吸引的，那是一曲《手拿碟儿敲起来》的旋律。他拉板胡的技艺远不如补鞋，有点走调，少音少符的，谈不上悦耳。但那熟悉的旋律还是给我一种淡淡的亲和感，勾起了我对少年时代丝丝缕缕的怀念。
他剃着个板寸头，肤色黝黑，看上去六十多了。岁月的犁铧在他的额头耕出了明显的沟沟坎坎，脸上写满了生活的沧桑。压着琴弦的手指上下翻动时显得很笨拙，但他演奏得很专注、很投入，眯缝着双眼，脑袋一直随着音乐的节拍在微微地晃动。
他用锤子和锥子滋润人们行走的双足，用板胡和乐声滋润自己平凡朴实的人生。
周老师
“砰、砰……”急促剧烈又风风火火，听闻如此个性鲜明的敲门声，我知道那准是周老师。打开门，果然，两道细眉弯成月牙的她站在门外，边递给我用塑料袋装着的两个大番薯，边说：“乡下亲戚带来的，大家尝尝鲜。”还没等我说完“谢谢”，对门已经又响起了“砰、砰”急促剧烈又风风火火的敲门声。周老师那“振聋发聩”的大嗓门就在楼道里弥漫开来。
周老师是我楼上的一个邻居，她其实不是个老师，在学校里是干总务的。就如同在医院里工作的无论是医生还是护士一般都叫医生那样，叫她周老师也只是大家对她的尊称而已。周老师生性宽厚豪爽，天生一副大嗓门，待人接物大气热情，说话干事风风火火。这同她文弱、沉稳、内敛、小鸟依人的长相甚不协调，上帝造人有时候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自我们搬入这新居不久，妻子就同周老师成了好邻居。周老师在乡下有不少亲戚，因此，隔三岔五我们总会收到周老师送来的诸如芋艿、番薯、菜蔬、橘子、黄花梨等农产品。由此，也让我们饱了不少口福。有几次妻子不在，我收了东西道谢时，周老师就一脸严肃址着个大嗓门说：“介些些东西，谢啥西啊。”不等我有所反应，她已经兀自爽朗地大笑起来，嗓音尖锐但很真诚，就像一个快乐的天使。
周老师是个生性活跃的人，一退休便报名上了老年大学，还参加了越剧兴趣班。白天上课学习，晚上就跟一帮越剧爱好者一起排练、切磋演技。排练的都是传统剧目，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追鱼》《前见姑》《红楼梦》。没有行头就各自出钱购置。排了练了总想着演出，先是在社区、农村、小镇义演，后来，想必自认为成了点气候，就在市里租场子演。我问周老师，你们这样演出能赚到钱吗？周老师说，哪能呢，场租费全体演出的人平摊，票子都是赠送的，看的人除了老年的越剧爱好者，再就是来捧场的亲戚好友了。“饭都是吃自己的。哈哈……”她说着说着就大声笑了起来。我明白了，他们图的就是一个老有所乐。
周老师外表看着风风火火、大大咧咧，其实却是喝了磨刀水——内秀，心灵手巧。她会演戏又会拉二胡，还做得一手好绢花。那晚周老师敲开我家的门，递给我妻子一束鲜花，有牡丹、百合、茶花，我以为是她乡下亲戚送来的。妻子说那都是周老师自己做的绢花。我仔细一看，那一片片花瓣镶着银边鲜艳润滑，那一片片绿叶枝繁叶茂、青翠欲滴，尤其是那纤纤巧巧的花蕊丝丝颤抖，真是到了以假乱真的境界。我真不敢相信如此精湛的工艺品是出自周老师之手。妻子告诉我因为周老师做的花精致逼真，索要的人很多，周老师不仅花了很多的时间，而且还赔上了800元的材料费。我说周老师你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她笑笑说只要大家喜欢就好。
周老师是快乐的，但也并非没有烦恼。她有个百岁的老娘由她在赡养。平时细心照料、精心侍候那是没得说的，有个头痛脑热身体不适，她就会叫上我妻子和对门的邻居，用自行车推着上医院。一个70多岁的老太推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这画面看着很温馨又很沉重，但是周老师除了一路“坐好，小心”，还会时不时地哼上几句小调。有一次，一个同唱越剧的伙伴向她借一套演出行头，她二话不说就给了。事后，她得知那个伙伴自己有行头的，只是因为舍不得借给别人，就向她借了再转借给别人。这事着实让周老师很生气，她在向我妻子诉说这事时很气恼。当我妻子义愤填膺地数落那人太过分时，周老师却释然了，她说：“算了，算了，我反正放着也是放着，大家开心就是了。”说完又是一阵爽朗的欢笑。烦恼这个词，在她的人生词典里很难翻阅到。
我在旁边看着哈哈大笑的周老师，心想，难得啊，幸福不在于得到的多而在于计较的少，那么快乐也是如此。周老师不是真正的老师，但在对生活、对人生、对幸福、对快乐的态度上，她可是我真正的老师啊。
楼下的房客
我住在二楼，她们就住在我楼下。这幢楼的底层是车库。
长年囚住在水泥碉堡里的生灵，对邻里关系一般都是比较冷漠的。即便你有心热情地想和邻里套套近乎，面对挨家挨户冷冰冰厚重重的防盗门，森严得恍似囚笼的防盗窗，你也会不寒而栗退避三舍。所以，楼下的那三个女人是何时入住的我不得而知。
那天妻子告诉我，楼下换了房客，住进了三个年轻的姑娘。这让我想起，早两天我上楼时和三个姑娘面对而过，她们很青春，长发齐肩，穿着光鲜，一路推搡说笑，还夹带着一股香水味。想必就是她们了。
原先我楼下租住的是一对外地夫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偶尔在楼道相遇，我们会相互递上一个和善的微笑。两厢相安无事。然而，自从住进这三个姑娘后，这个平衡有点破坏了。
首先让我注意到她们的是歌声。那是一个休息天的下午，蓦然，就从楼下传来了《狼爱上羊》的歌声。平心而论，这嗓音比较糟糕，音调更是不准，其间咋咋呼呼的还有人在纠正唱走调的。想来她们是在学唱。这以后，如此的学唱经常发生。而她们的起居更是令我生疑。她们就像喜欢夜行的蝙蝠，白天蜗居，天一黑就出去觅食，待回巢往往是深夜一点多了。在万籁俱寂的后半夜，她们回巢的叽喳声，肆无忌惮打开防盗门的响动声，有时还有“砰啪”的折腾声和“叫你少喝点”的埋怨声，于我是声声入耳。
一天晚饭后我下楼，正好碰见其中一个姑娘挽着一个中年男子上楼。那个男子见我猛然转出楼道，不自然地把被挽着的手臂抽了回去。同他们擦肩而过，我又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香水味。
第二天下午，我闲站在阳台上，看见楼下防盗窗上悬挂着刚洗过的衣裙、胸罩、短裤，有水滴在滴滴答答往下掉，我隐隐觉得那不是水珠，更像是眼泪。
那三个姑娘住得并不久，听妻子说是楼下对门的住户到社区警务室把她们给告发了。
小吃店
小吃店就在我们小区大门的拐角处。小门面，小面积，小桌椅，经营的也是豆腐脑、粢饭、豆浆、煎饼这样的小吃。真是名副其实的小。
但，打理这家小店的主人却不小，特别是那个女主人，一身横肉，膀粗腰圆，一头齐耳短发，就如一个成熟饱满的玉米顶着细细柔柔的穗。他们夫妇并肩往那儿一站，就是冯骥才的一部小说名“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这对夫妇在这儿经营小吃好多年了。记得我迁居到这儿时他们已经在了。早先不是个店，而是个摊，就是在小区大门边的人行道上占个位，两张小桌，几个小凳，一辆手推车。车上装着煤炉、桶、瓶瓶罐罐等开张必需的家什。碰上雨天就扯起简易的篷。城管来了，男人就拖起那车，身高马大的女人就双手夹起两张桌子，小女儿则拎起小凳落荒而逃。有时连钱都顾不上收。他们就如受了惊吓的猫潜伏在远处，待城管消失，他们就又重新开张。一次，我对那男的说，你们真不容易啊！他笑笑说，习惯了。多年来，他们已经深得“游击战”的真传。
俗话说，“和气生财”，这对夫妇也是深谙其中三昧。男的专司舀豆腐脑、豆浆，女的包粢饭和做煎饼。他们的脸上永远挂着谦恭的笑容。记得我第一次去买早点，那女的盯着我，噘起嘴堆出了一脸的笑容，那架势仿佛告诉我别忘了这张亲和的脸。这让我有点浑身不自在，我赶紧付钱走人。他们经营的小吃味道还不错，豆腐脑滑滑的香香的，豆浆浓浓的稠稠的，特别是那粢饭糯糯的白白的，裹进煎饼、油条，粘着青葱，吃起来口感好，味道香。所以周边小区的居民都是他们的常客。
大约是三年前吧，他们终于结束了“游击战”的生涯，有了这个小小的门面。每天早上，小店堂里顾客盈盈，小店门前围满了上学的孩子和赶着上班的路人。有时我路过，能听到他们夫妇欢快地招呼顾客的说笑声。
不久前的一个休息天，我特意上小店去吃早点。男主人看到我，特意把小桌擦了好几遍，招呼我坐下，笑盈盈地端上了豆腐脑和煎饼，见我快吃完了，又特别给加了一勺豆腐脑，我心里暖融融的。仔细端详了一番这对夫妇，岁月的刀剑已在他们的脸上刻上了深深浅浅的皱纹，生活的磨难历练都可以在这些皱纹里找到答案，不变的是他们那永远挂着的笑容。我问男主人，你女儿很大了吧。他说考上了重点高中，准备以后再考重点大学。末了，他总结说，这辈子他们夫妇知足了。说这些时，他的眼睛一闪一闪的，明显带着浓浓的自傲和自得。我也由衷地为这对夫妇高兴。从外地到宁波谋生，风风雨雨、艰艰难难、坎坎坷坷，在生活的洪流中沉浮搏击，现在他们终于将抵达成功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