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的发现和发掘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县南兴镇北。这里有一条称为马牧河的古河道，北岸的阶地形似月牙，叫做“月亮湾”。南岸原有三个大土堆，故称“三星堆”。就是在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星”、“月”之地，演绎出了动人的考古佳话，把人们引入了一个神秘而崭新的文物天地。
第一个发现三星堆的农民燕道诚全家合影。约摄于1928年，图中戴礼帽者为燕道诚，他左手边为儿子燕青保，背后站的为孙子燕明良，右边二妇女为儿媳、孙媳，三小人为曾孙。现这一家人除右边小人外均已谢世，曾孙燕开政也已50多岁。
1929年春天，世代居住在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祖孙三人，在清理水沟时，意外地在沟底挖到了一坑玉石器，有璧、璋、琮、钏、珠、斧、玉料等300多件，他们深夜取回宝物，秘而不宣。三四年后，宝物逐渐流传到社会，“广汉玉器”在古董商手中炒得炙手可热。1934年春天，由华西大学博物馆（现四川大学博物馆）林名均和美籍教授葛维汉带领的考古队第一次到月亮湾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玉、石、陶器残片等600多件。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在看到出土器物的照片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广汉发现的器物“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解放后，四川省文物考古部门先后在这一带进行过调查、清理和发掘工作。
1929年，燕道诚首次在这条水沟里发现了三星堆玉器水沟，而今已整修一新。
20世纪70年代末，三星堆附近建起一个砖厂。每天，浓浓的黑烟就冲出高大的烟囱弥漫在古遗址的上空，轮窑则如饥肠辘辘的汉子，贪婪地吞噬着三星堆的黄土。于是大量的陶片、陶器和石器暴露出来，部分取土的断面上文化层清晰可见，这些现象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1980年5月，四川省文管会和广汉县文化馆派人共同进行试掘。由于这次试掘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经研究决定成立专门的发掘领导小组，扩大规模继续发掘。
1980年11月中旬，由四川省文管会、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联合组成的发掘队伍进驻了三星堆。他们选取三星堆中部一堆的东侧作为发掘区，首先按坐标法将发掘区分为A、B、C、D四个区域，而后从中心基点向四周布了44个5米×5米的探方，总面积达1100平方米。在发掘中，队员们发现发掘区西南部的耕土层下有厚薄不等的文化层堆积，尤其是最西南靠土堆顶部边缘处，文化层特别厚，包含物也十分丰富。从这里出土了大量的罐、高柄豆、圈足豆、鸟头把勺、盉、圈足盘、平底盘、瓮、碟、瓶、杯、壶、纺轮等陶器，还有一件形似蚕茧的陶网坠。出土的石器主要有斧、锛、凿、刀、杵、纺轮等。遗址里还出土了动物牙齿37枚，经成都地质学院古生物教研组鉴定，全系鹿牙和猪牙。根据所出文物（主要是陶片）的性质、种类和纹饰以及确切的地层关系，文化层大致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据放射性碳素断代等方法测定，距今约4500多年；第二期距今3700多年，约当夏商之际；第三期距今3200年，约当商代中晚期。
除了陶、石器等遗物以外，发掘人员还发现了一些遗迹，包括3个灰坑、4座墓葬和18座比较完整的房屋建筑遗址。房屋建筑遗址的发现，着实令发掘队员兴奋了一些时日，毕竟，这是四川首次发现4000年左右的建筑群啊。
发掘不断获得新进展，这极大地激发了队员们的工作热情，1981年11月第一次发掘结束后，从1982年到1985年，他们又在三星堆和月亮湾多次进行了调查和发掘。结果，他们在三星堆找到了更晚的文化层——第四期文化遗存，它距今3000年，约相当于商末周初，类似于最早发现的蜀文化的新繁水观音遗址。同时，队员们还认识到月亮湾和三星堆乃是同一文化内涵的遗址，其分布面积达10平方千米以上。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调查和发掘，1984年又在三星堆发现了人工夯筑的城墙。
1986年3月1日，三星堆考古发掘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拉开序幕。他们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共发掘了53个探方，总面积达1325平方米，发现了2.5米深的文化层堆积，从中发掘出大量的房屋遗址，众多的陶片、玉石器和漆器等遗物。根据土色土质分析，地层可划分为16层，1~6层分别是现代耕土层到东周层，8~16层分别是从商末周初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其间第7层是一个厚20厘米~50厘米富含水分的淤泥层。这些文化层的存在成为蜀文化5000年的一个发展标尺，它还告诉我们，西周时期的古蜀国可能遭受过一次特大洪水，这不由得使人想起那个有关杜宇的传说，这次洪水是否就是杜宇束手无策的那一次……
古老的三星堆遗址以丰厚的发掘成果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来了，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来了，考古界的专家也来了，他们纷纷发表意见，有的说它是研究古蜀文化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遗址，有的说看见它就看见了巴蜀文化……
然而，更令人惊讶的发现还在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