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诞生数以亿计的中产者是支撑社会走向繁荣、富强、民主的唯一路径。带着贫穷标签的工人、农民曾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先进力量”，今天领跑的应当是追求国家富强、社会繁荣稳定、个人生活幸福的中产阶层。最后，对个人来讲通过股市、房市、黄金的投资理财开展得越早越好。
提要
工资就是劳动力的成本，涵盖衣、食、住、行、赡养老人、抚育子女、医疗费用及养老储备。少了劳动者活不了，多了企业活不下去。所以，工薪族的宿命就是空手来空手去。想让自己的人生不那么惨淡，一定要争取获得财产性收入。
20世纪初，中国产业工人数量仅有几百万。但他们脱离了小农生产方式，投入工业化生产，成为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先进势力。今天，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的应当是中产阶层。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民主富强完全取决于能否将“愤青”升格为中产阶层。
做有心人，尽可能早地开始理财，把握正确的方向，工薪族完全有机会成为富裕的中国人士。投资股市可以让自己的剩余财富与社会经济增长同步；投资房产不仅改善了生活质量还能让财富沉淀下来；在世界经济部分地回归金本位的关口，手中的实物黄金可以成为价值之锚，因为“政府不能印黄金”。最后，如果财力较强、心脏也好的话，可以拿些小钱冒大些的风险，给创业者投资。
导读
市场经济就是以价格为信息载体，对供给、需求进行双向、连续地调节，使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制度安排。任何产品，比如大蒜，高企的价格都会在刺激供给的同时压缩需求：农民会多种蒜，消费者和餐馆会压缩食用、减少浪费。而当供给过剩时低廉的价格会刺激需求、压缩供给。比如2008年，大蒜批发价曾经跌破0.2元/公斤，2009年的种植面积必然巨幅减少。于是，2010年大蒜创出天价。这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市场“显灵”。“价格密码”中承载了市场供求关系的过去和现在，也决定了未来的走向。
一、如何定义中产阶层
关于中产阶层的定义众说纷纭。用工资额或不动产划分，“被中产”者总有天大的委屈：月薪不低但没有安全感，有房有车但都抵给了银行……其实，应当以收入结构来界定中产。开工厂、办公司，占有生产资料的是“资产阶级”。他们可以亲自打理自己的产业，象征性地给自己开50万元年薪，也可全盘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以工资为全部收入来源，即使年薪百万也是“无产阶级”。因为年薪百万只是说明这个人的劳动力贵，但“卖不出去”也得饿肚子。“财产性收入”与薪酬收入各占一半的是“中产阶层”。
马克思早已说过，工资就是劳动力的成本。所谓劳动力的成本包括衣、食、住、行，赡养老人、抚育子女、医疗费用及养老储备。少了，劳动者活不了，多了，企业活不下去。比如在北京，打工者每月房租就要1000元，食品、交通、通信等要500元，生活用品和最低额度的文娱活动也要500元。也就是说，2000元是绝对底线，再少的话劳动者活不下去。反过来说，企业也会事先测算人力成本，如果觉得北京、上海贵，就会到其他地方落户。企业的客户在讨价还价时当然也考虑到人工。假如一单生意，客户测算你用2000元钱请人，你却支付给工人每月3000元。除非老板是经营天才，否则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就会有问题。
二十多年以前，住房是分配的、医疗是免费的、学校是企业办的……最好的西红柿才3分钱一斤，企、事业单位的平均工资也只有几十元。现在，一线城市白领工资过万者比比皆是，但蔬菜已经到了三四块钱一斤，房子是高价的、看病是自费的，连幼儿园都是“贵族”的。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会承认自己“中产”了？好在生活成本与工资是“互动”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达了，工资水平提高了，那个地区的物价、房价才会随之水涨船高。据说微软总部所在地的房价就高于周边地区，而且每到微软派发年终奖时房价上涨更甚。反过来，企业在制定薪酬规划时也要充分考虑所在地的生活成本，支付的工资至少要让中、高层干部维持体面的生活，让底层的员工也吃得起饭、租得起房。就这样，工资上涨支撑了物价，物价又反过来推动着工资。从统计学角度讲，工薪族将在总体上达到收支平衡，即一生的工资总额刚好覆盖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的总成本。打工者最终的结果就是“空手来空手去”，听起来残酷但却是事实。如何摆脱这种宿命，升职吗？但高级白领也好不到哪儿去。年薪百万听起来不少，但房子要么在CBD附近要么是郊外别墅，车子最少要六个汽缸。孩子从小要进国际学校。同时，高薪、高职往往也意味着高风险，一旦丢掉饭碗其狼狈程度也远甚于“小白领”。打工族的出路只有一条：取得资产性收入！如果有中等以上水平的稳定收入，并且精于理财，薪金占收入的比例会越来越小，个人财务自由越来越大，越过某个临界点（如各占一半）就成为“中产者”。
工具延伸了手臂，机械替代了体力，计算机放大了智力，财产则是中产阶层赚钱的帮手。
二、理财是中产阶层的唯一路径
财产性收入不是劳动所得，而是资本所得、投机所得。不论中、外，对这种创富方式的认可都有一个过程。今天的中国，居民理财的意义也在被逐步认识和尊重。
二十年前创办股市为的是“聚集民间闲散资金，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股民的“不劳而获”只是可有可无的副产品。上市公司圈钱、造假一度盛行。现在股市的监管力度、投资环境已经今非昔比。这只是个开始，比如对第一套住房以外的投资仍然贴着“投机”标签，总有一天“寓公”也能得到正面评价。其次，财产性收入是财产权的延伸，是“高级的私有资产”，如果居民自有房产都不能免于被野蛮拆迁或无端征税，证券投资收益何以保障？2007年，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说法。“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虽然只是短短的十六个字，但却预示着观念转变的开始。
到2009年11月末，中国的居民储蓄存款已近26万亿元，加上企业存款及其他各类存款，总额直逼60万亿元，可以说中国人太有钱了。但谁能想到：钱是最不值钱的！今天花一百万元买的股票、邮票、金条，十年后可能增值若干倍。甚至一家每年亏损十万元的企业，花100万元买下来并扭亏为赢、越做越大，将来成为上市公司，还有可能会“量产”些亿万富翁。而一万张百元大钞除了100万元现钞还能有什么“出息”？钱的万能在于它能“变脸”，否则除了长毛、发霉和贬值没有任何“前途”。所谓理财，就是把现有的和未来将会取得的金钱，有计划地变为多种金融产品或实物资产的组合。根据初步测算，我国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比重不到3%。美国居民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高达40%，中产以上的家庭会更高。可以说财产性收入支撑了美国的中产阶层，而中产阶层是民主自由的柱石，国家富强的根基。
理财是中产阶层的必修课，在开始尝试千万种金融产品前要始终牢记两个原则。第一，今天的一块钱比明天的一块钱有价值（A dollar today is worth more than a dollar tomorrow）。今天的一块钱原封不动地放着就会变成明天的几角钱，损失的部分称为“机会成本”，即通过投资理财获得增值的机会。第二，安全的一块钱比面临风险的一块钱有价值（A safe dollar is worth more than a risky one）。
可能有人要问，打工族是否有财可理？这里要将老板分为三等。假如一个企业，按所在行业、规模和业务量，正常的劳动力成本是每年100万元。一等老板是像老福特那样，每年发200万美元，还能把企业做到世界500强。这样的老板万里挑一。遇到这样的老板，可以将多得的那一半工资投入理财。二等老板随大流，每年100万，不多不少。这样的老板在欧美应当能占到九成，在中国最多占到一半，打工者能够遇到应当很知足了。这样的老板开出的工资其实已经包括养老、子女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考量，而这些收入的得到与支出会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差，比如子女教育支会可能发生在20年后。不怕起点低，不嫌赚钱少，每年挤出几千元理起来也远胜于“月月光”。最差的老板是和员工抢饭吃，千方百计苛扣。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总之，只要自己的收入在社会平均水平线上，就有通过理财成为中产的可能性。反之，“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即使遇到老福特那样的老板，普通打工者也不可能仅凭工资成为富有之人。
2010年7月7日，北京人保局发布《企业工资指导线》，引人注目地指出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基准线为11%。至此，全国已有8个省市以工资指导线的形式推进劳动者收入倍增计划。按河北、天津、山东等5省15%的基准线，只需5年时间职工收入就可翻番，按北京11%的速度也只需7年。公布工资指导线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影响深远。尽管“工资指导线”没有行政强制性，但却对劳资双方都有强烈的暗示作用。上面提到的“二等老板”占总数的95%以上，工资指导线主要作用于这个群体。但好心不一定能办得了好事，民企经营环境已经很恶劣了，强迫加薪可能成为压垮部分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接纳了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民营企业大批倒掉，就业形势将进一步恶化。1997～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从53%掉到40%，而政府财政收入从11%升至21%。预计2010年财政收入将稳超8万亿元，这还不算垄断国企从实体经济中抽的“血”和卖地得的1万多亿元。同期，物价指数和房价、房租不断上扬，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增速，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诱因。所以，让劳动者收入大幅增长是应该的，但不能让民营企业老板独自买单。减免企业赋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都是必要的。
最后，收入倍增不等于生活水平成倍地提高，因为大面积的加薪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工资几十块钱时许多蔬菜只要几分钱一斤，工资涨了几千块连土豆都每斤两块了。其实，通胀对各国政府都有巨大的诱惑力，因为加税不得人心。许多人还读不出“菅直人”的姓，这位日本新任首相的民众支持率就从60%多跌至30%，只因他声称要加税。而通货膨胀却能解政府财务困境于无形。在连年投放巨量流动性且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的情况下，中国也面临着这种诱惑。唯一的阻碍是通货膨胀会使低收入群体反应强烈，甚至引发社会动荡。有了收入倍增计划，通货膨胀的“安全边际”将豁然开朗。倍增的首要对象是低收入群体，如果生活必需品与工资同步增长，这部分人的福利不会受到太大影响，社会就可以承受更高的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情况下，资产价格自然水涨船高，持有公司股权和不动产的富豪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中产阶层将面临萎缩，会理财的跻身富有者行列，不会理财只知存钱的沦落底层，社会将进一步两极分化。
三、让中产阶层先消费起来
致富有先后，消费也不可能齐步走。高质量的消费还得靠富裕阶层。让一部分人先消费起来，让他们的支出成为更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最终提高全体国民的消费水平。危机当头，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这已是广泛共识，但要发动13亿人来消费则远不是口头表态那么简单。
目前看来，家电下乡和发消费券似乎也只能隔靴搔痒。因为两者主要惠及的是城市低收入者和农民。他们不是不想消费，而是在衣食住行、医疗、子女教育、养老方面的欠账太多，没钱消费，也不敢消费。一次两次地获得几百元的补贴不能真正改变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消费习惯。
那么，当我们打开视野，13亿人中，真正的消费源泉在哪里呢？
美国人尼尔·弗格森发明了一个新词Chinamerica。背后的意思是中国、美国组成了一个虚拟的国家：西部即美国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东部即中国有世界最多的储蓄和最强的制造能力。东、西部合作的方式为前者负责生产、后者负责消费。现在北美、欧洲“疲软”了，最快也要三五年才能恢复。这部分出口的减少只有用内需来弥补。
这里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内需的数量和质量。首先是数量，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完全可以分化出几亿消费力强的“美国人”，弥补美国衰退造成的影响绰绰有余。如果内需带动了生产，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得到了保障，工资性收入获得增长，对未来预期乐观，那么他们才会跟着进入消费大军。其次是消费的质量，那些过去向欧美输出产品的企业，如果转向农村，他们势必降低品牌、质量、技术方面的努力和投入，利润率也会降低。日后，当国际经济形势好转，这批企业恐怕一时也拿不出适销国际市场的产品。所以，要保持高质量的生产水平，首先还得靠沿海地区、一线城市富裕阶层的消费拉动。
因此，在这场世纪危机中，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喊出来：“让一部分人先消费起来吧！让他们的支出成为更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最终提高全体国民的消费水平。”
让一部分人先消费起来，摆在个体面前很容易理解——他有钱就可以多消费，但摆在国家层面，特别是要形成一种支持政策时，却容易陷入“平均主义”的魔障而争议再三。
国人既有均贫富的理想、又有“周急不济富”的古训，凭什么让一部分人“主攻”消费、另一部分人埋头生产？于是，热议多年的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总是被淹没在“富人更受益”、“绝对不能让富人沾光”的呼声中。富裕阶层到海外消费更是被直斥为“背叛了中国经济”。按这种逻辑，那些反对奥巴马“只买美国货”议案的美国议员岂不是犯了叛国罪？
改革开放之初有一句响彻大江南北的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这句话容不得细想！让什么人先富起来，不是工农兵能行吗？如何富起来，雇工办厂、倒买倒卖可以吗？富到什么程度，家庭财产超过一万元可不可以？邓小平有一个伟大的发明就是不争论，不去与那些钻牛角尖的人纠缠。当今天我们已经在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上面几个问题也已有了结果，可惜远远不能让人满意：工农兵没有先富，反而在“阵痛”中承担了太多的“改革的成本”；多数富人的致富方式让人不敢苟同，甚至连人品都备受质疑，至于贫富分化更是触目惊心……不过，有人后悔当年没好好讨论那几个问题吗？也许要感谢当年没有网络，不然不知有多少“正义之士”会拍案而起，改革开放恐怕也许在群情激愤中流产。
如果说现阶段要从改革开放的经验中得到什么启示，那就应该是：致富有先后，消费也不可能齐步走。改革富民时我们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扩大内需时也应当让一部分人先消费起来。
至于提高个人所得税是不是“富人更受益”，我们不知道“富人”是否包括月入三四千元的“白领”或“伪白领”。因为当前个税起征点为2000元，即便在中小城市也仅够维持温饱，何来富人之说。那些资产几千万、过亿的富人群体，他们一来合法避税的手段就很多，二来也早已不用刺激了。从历年个税的比例看，真正的贡献者恰恰是月收入几千上万的白领，而这部分人的消费往往是最容易刺激出来的。壮大这一类人，并给他们信心，将迸发出可观的、高质量的消费。美国最富的1%人口，贡献了个人所得税的30%。而中国个税大部分来自月薪5000元以内的群体。
四、中产阶层是当今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频发的洪水、饥荒，偶发的战乱，不可避免地造成“洗牌”，“富不过三代”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从主观理念到客观条件，从君王到百姓，均贫富成为绵延数千年的主旋律。于是，中国这片土地上自古及今就没有所谓的“中产阶层”。
不主张个人自由，不尊重私有财产、动辄“砸烂”一切……这些“劣根性”是有经济根源的。“住在玻璃房子里就不要向别人扔石头”，有产者才能真正体会到财产被尊重的必要。金字塔尖那些最富有的人可以亨通私官两面，甚至成立私人武装来保护自己的家产。这种现象，即便在法制完善的国家也难以杜绝。赤贫者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财富“大洗牌”不仅“解气”，还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国社会面临最大的危险就是造就数以亿计的赤贫人口，并且让他们看不到改善的希望。产业不多的中产阶层只能寄希望于制度。只有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像阳光那样普照，中产者才可以享受到它的温暖。而中国最大的希望就是培养数以亿计的中产阶层。
为什么叫“阶层”而不叫“阶级”呢？因为“阶层”有充分的流动性，“阶级”不仅流动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已经形成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比如挤公交车，高喊“别关门”的人一蹬上踏板立即改口“别挤了，快关门”。“车下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变为“车上人”，转变之快连划分“车下阶层”和“车上阶层”都来不及。而“公交族”付出一定的努力完全可以达到有房、有存款、有股票的中产状态。所以，“中产阶层”就是一个普通劳动者通过努力可以跻身的群体。
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如果他梦想百万年薪、花园洋房、七位数的存款……这就代表他向往“中产状态”并认同达到目标的路径。他就应当具有中产阶层的价值观：坚信自由平等、诉诸市场经济、重规则守信诺、保护私人财产。拟议中的物业税（或者房产税），根本没有给有房者（勉强算是“准中产”）提供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权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1998年房改以来销售商品房不足4000万套，也就是说，2.3亿户城镇家庭中拥有商品房的不到两成。问题是今天的无房者明天就可能成为有房族。今天在网上高喊“征死他们”，为的是泄愤并希望征税能让房价降下来，让自己买得起。难道这些物业税的“粉丝”们将来买了商品房不必征税？许多人都被教导要尊重老人，理由是“人人都有老的那一天”。既然人人都想成为富人，为什么有人成为富人之前仇富呢？恨骗子的人不当骗子、恨小偷的人不当小偷，人不应当成为自己仇恨的人！坦率地说，朝任志强扔鞋的那个年轻人如果不改变思维方式永远成不了富有者。
20世纪初，中国产业工人数量仅有几百万。但他们脱离了小农生产方式，投入工业化生产，成为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先进势力。今天，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的应当是中产阶层。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民主富强完全取决于能否将“愤青”升格为中产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