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在失败的时候显得尤其敏感。比如，就业时没有被录用，或者在一些选拔考试中落选等等，这些竞争中的失败会让他们感到耻辱。有时，因为这样的羞耻感，他们会被激发出重新奋斗的强烈动力，可惜更多的情况是，因为身负羞耻而变得十分沮丧。或因此丧失信心，变得萎靡不振，郁郁寡欢；或变得愤怒，无法抑制自己暴躁的脾气；也可能这两方面都有。日本人会认为失败的结果只是说明了自己的努力受到挫折，自己在竞争中失败。这一点给美国人的启示是，在日本，竞争可能不会出现像在美国那样所起到的效果。我们总是认为有竞争是好事，而且我们觉得所有事都应该有竞争。从一些心理测验也能证明，竞争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出色，工作效率也更高。反倒是没有竞争自己单干的时候，工作成绩非常一般。可是日本的情况正好相反，尤其是对青年以后的日本人进行的测验，结果更与美国不同。日本儿童一般并不在意竞争，他们多半把它看成是游戏；可是当竞争出现在青年和成年中时，他们的工作效率就会明显降低。单独自己工作的日本人，往往有非常迅速的进步，而且所犯的错误也会很少，效率提高。一旦他们与自己的竞争者站在一起，就会出现平时见不到的错误和工作效率下降的情况。好像让他们自己来评判自己的工作时，他们会做得非常好，但如果有其他人进行参照，结果就会相反。有几位日本实验者对此做了总结，他们认为，之所以在竞争中反而表现不好，是因为被测试者的思想总是集中到了担心失败上面，他已经不能再全身心进行工作，所以表现欠佳。他们似乎对自己的竞争对手非常敏感，就好像对手的竞争是对自己的一种侵犯一样，而他们的注意力也就转移到了自己和侵犯者的关系上，再难一心一意地进行工作了。①
实验结果也说明，许多被测验的学生总是担心自己失败将会大丢颜面，因此心理上受到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这与日本人对于教师、企业家、外交家一样，在“对名誉的情义”方面，学生也有着自己的标准和“情面”。赛艇运动员会因为比赛的失败而手握船桨扑倒在船上嚎啕大哭；垒球队员会因为负于对手抱成一团而失声流涕。美国人看到这些会觉得这些人太小家子气。因为我们习惯的是，失败者赞美对方的优秀，而下决心在将来取得胜利；或者失败者优雅大度地同胜利者握手致意。无论比赛输得多惨，我们也不会情绪激动，我们看不起那些因为失败而情绪冲动的人。
可能正是因为日本人不喜欢竞争，所以他们常常用一些巧妙的办法让直接竞争避免发生。我们无法想象在日本的小学中竟然很少有直接竞争的机会。每一个日本老师都会奉命让每一个小学生提高自己的成绩，基本上杜绝让学生自己和其他孩子进行比较的机会。他们在小学里不设留级，所有学生都同时入学，同时学习同样的课程，然后同时毕业。小学生成绩表没有学业成绩，而只有学生的操行品质的评价。一旦遇到不能避免的竞争，像中学入学考试之类，备考的学生就会紧张到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步。如果考试失败，还有不少孩子甚至企图自杀。
不仅是在学生方面，日本人在自己的全部生活中都努力避免出现直接竞争的机会。这与美国人总是提倡要在同辈的竞争中拔得头筹的观念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恩”作为基础的伦理体系影响下，日本人允许竞争存在的余地非常少。等级制体系及其繁琐的各种准则，让直接竞争被控制在非常低的程度；以家族为核心的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很多竞争，父子之间或许彼此排斥，但却不是竞争。所以日本人对于美国家庭中出现的儿子在使用汽车或者照顾母亲、妻子方面与父亲有竞争的情况，总会表现得十分惊讶。
另外，日本的很多事情都会有中介人，这也避免了很多直接竞争的出现。那些可能会造成失败而让人感到羞耻的事情，总是先由中间人进行接洽。所以，提亲、找工作或者辞退员工以及其他数不清的日常事务中，我们总能看到中介人在发挥作用。他们向当事者双方传达彼此的意见。在一些特别重要的事情上如结婚之类，当事双方还可能会各自找一个中介人，由中介人先进行细致的交涉，然后再各自汇报给当事方。这样，即使出现一些彼此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当事双方也会因为这种间接交往，不至于没有台阶下而让彼此的“情面”得到保留。因此能够恰当地发挥自己作用的中介人能够得到众望，受到社会尊敬。顺利的谈判可以让中介人名声更大，也因为中介人的存在而能够更多达成当事双方都希望达成的协议。另外中介人并非只是帮助委托他的人，他们还会帮助试图说服的对象，告诉他们对方的目的，比如在辞退员工方面，中介人就会帮助求职者去打探雇主的意图。
日本人还会通过自己的各种礼仪来避免可能造成羞辱或者关乎名誉的“情面”问题发生，他们通过这些必要的礼节来缓和可能发生的事件，而尽量将事态的消极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比如，在主人迎接客人的时候，主人应该换上新衣服并通过一定的礼节来接待客人。所以，当去农家进行拜访的时候，如果欲拜访的农民依旧穿着下田劳作的衣服，那客人就得稍等片刻。没有换上合适衣服和安排好接待礼节的农民，是不会向客人有任何迎见表示的。于是主人就若无其事地在客人面前更衣打扮，就好像家中根本没有客人这回事一样。在农村，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习俗就是青年男子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拜访姑娘。如果男子表示自己的爱意，那么姑娘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拒绝。但是这个男子要用手巾把自己的脸蒙住，这样，当姑娘拒绝时就不会在第二天再见面时彼此感到尴尬。其实姑娘大多知道对方是谁，只不过这样做就像鸵鸟的办法，让男孩本人有一个不必承认自己被拒的心理安慰。另外，如果一件事还没有任何结果，按照日本人礼节性要求，人们至少应该在表面上毫不关心此事，对此事置之不理、不闻不问。比如，一个媒人的任务就是在婚约完成之前，让可能的未来新娘和新郎进行一次会面相亲，这次会面媒人要尽量设计安排成一次偶然的相逢。只有偶然相逢，才会在以后万一谈不妥时，使双方家庭名誉不会受损。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的家人一般会全权交给媒人处理，不加干涉。当相亲进行的时候，年轻男女的家人都会陪同，而媒人则像一个主人（或女主人）一样。其中最为方便的就是在每年例行的菊展或赏樱花的活动中安排这样的相亲，或者可以到一些着名的公园、娱乐场所让他们“偶然”相遇。
日本人就是因为这些方法，避免了因为失败而让自己的“情面”过意不去的情况。日本人虽然对自己背负污名时强调有义务去为自己正名，但实际生活中，他们更多的精力是在于如何让自己避免受辱。这一点，也是日本与其他同样重视雪耻和维护名誉的太平洋岛国风习有着显着差别的地方。
生活在新几内亚及美拉尼西亚的原始民族像日本一样，非常重视名誉，可是他们在遇到侮辱时则表现出十分愤怒，并反其道而行之，这也是他们部族或者个人行动的最主要动力。当他们举行部族的宴会时，另一个部落的人就会数落这个宴会：他们太穷了，十个客人都请不起；他们藏起了芋头和椰子，是群吝啬鬼；他们的首领就是一群蠢货，根本不会组织宴会等等。而举办宴会的部落则会非常得意地炫耀自己的豪奢和大方，让来客感到惊奇，这就成就了维护名誉的过程。他们在提亲或者经济上的交易也都有这样的风俗，即使是双方发生了摩擦或者武斗也是如此，在搭好弓准备射箭之前，必须先把对方骂一顿才算走完了标准程序。不管是一件多么无所谓的事情，表面上都得像决一死战一样。愤怒地大骂对方是采取行动的一大动力，正是因为这些“愤怒”，部族才显得充满活力。可是没人会说他们是一些崇尚礼节的部族。
日本与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日本人是非常崇尚礼节的，而且，他们通过这种注重礼仪的习惯，尽自己最大努力来限制那些让人受辱的事端发生。他们也会因为对方的侮辱而引起愤怒，并把这一愤怒作为对自己的鞭策，但是他们对于这种鞭策抱着努力限制的态度，如果不是一些特定场合或者实在难以抑制的侮辱带来的愤怒，指望日本人凭借愤怒去鞭策自己实在不太可能。日本在远东地区获得的地位以及最近十年间在与英美进行战争中的各种政策，无疑与日本人的风习有着很大关联。可是，我们却一直认为日本人是极力利用他人对他们的侮辱而进行这场战争的，这种观点倒是更加适合用来评论新几内亚的那些原始部族。我们根本没有看到日本人在用多大的努力和手段限制着愤怒，战后那些推测日本如何行动的西欧专家们往往都不切合实际日本的情况，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日本人“对名誉的情义”还有多少特殊限制。
同样，虽然日本人在通过各种方法克制自己的愤怒，尤其是在“情面”准则中安排了众多繁琐的礼仪缓冲可能发生的事件，可是美国人不能因此而低估日本人对于诽谤的敏感性。美国人总是喜欢评论别人，并且不以为意。这也是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对于在我们眼中毫无干系的小小批评也斤斤计较，当成大事的原因。日本画家牧野芳雄在其英文自传中，讲到了作为一个日本人是如何对待被“嘲笑”的。他在美国和欧洲生活了很多年，在此之前，他的少年时代是在日本度过的，原本家境良好的他却在少年时代遭遇了家庭变故，生活困顿，但是他有一个前往美国学习的梦想，于是身无分文的他去请教一位在日本的西方传教士：那是我最信赖的一名传教士，我去拜访他，向他说明了我想到美国学习的意思，我希望能够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对我有用的信息，可是结果让我十分失望。传教士惊讶地喊道：“什么？你要到美国去？”坐在传教士旁边的传教士夫人也在嘲笑我！当时，我只觉得自己脑子里嗡的一声，完全空白。我默默地站在原地有几秒钟，就回到了自己的家，连“再见”也没说，我对自己说：“看来没戏了！”不过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是离开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坚信：如果说世界上有最不能饶恕的罪过的话，那就是待人没有诚意，而嘲笑别人是最没有诚意的待人之道。
如果有人朝我发火，我会原谅他，因为有些人就是有一副急脾气；如果有人对我撒谎，我也可以原谅他，因为有些谎言是被逼无奈的选择；如果有人在传一些没有任何根据的流言或者背后对别人品头论足，我同样可以原谅他，因为当人们在遇到别人聊起闲话时，有时候会不自觉地陷进去。
甚至就算是一个杀人犯，我也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彻底否定他。可是对于嘲笑别人的人，这是绝对无法原谅的，因为这样的人内心之中没有任何待人的真诚，所以他才不顾他人的感受让一个无辜者难堪。
现在让我来说明一下我对这两个词的定义。所谓杀人犯，就是残害他人肉体的人；而所谓嘲笑者，是残害他人心灵的人。
没有什么能比心灵更加宝贵，所以，对别人的嘲笑就是不可原谅的罪过。那对传教士夫妇让我感到非常痛心，他们或许在无意中让我的心灵遭受了巨大的残害，但是这不可原谅！我的内心在质问“为什么你要嘲笑一个少年或许有些幼稚的希望！？”①
在次日早晨，这位后来的画家便收拾好了自己的全部东西离开了家乡。
他觉得自己“被残害了”，一个仅剩梦想的乡村少年希望自己能到美国学画，可是这却受到传教士的怀疑和不信任。在他看来，这是对自己名誉的侮辱，所以要想洗刷这个侮辱只有让自己的梦想实现一条道路。传教士对他的嘲笑，是关乎着“情面”的严重问题，他有义务让自己的“情面”不能受损，因此别无选择，只能离开这里，前往美国，这是为自己正名，为自己的名誉进行的报复。在自传中他用“insincerity”（不真诚、不诚恳）来指责嘲笑他的传教士，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因为这件事情从我们的标准看来，那位传教士的行为是根本无关“sincere”（诚实、正直）的，可是牧野先生是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的，他使用了这个非常严重的词。日本人认为那些蔑视别人、或者对别人表示不屑的人，是待人极不诚实、不诚恳的。随便的嘲笑是非常放肆的行为，是不懂任何礼貌的行为。
“甚至就算是一个杀人犯，我也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彻底否定他。可是对于嘲笑别人的人，这是绝对无法原谅的！”既然嘲笑不能够“原谅”，那么对于这种伤害“情面”的行为就只能进行“报仇”。牧野先生最后来到美国，这是让自己的污名得到洗刷的证明。当遇到侮辱或者失败的时候，日本人认为“报仇”是合理的，这是日本一个很有传统的观念。一些向西方人介绍日本的日本作家，常常用非常生动的词句来说明日本人是如何对待报仇的。充满博爱思想的新渡户稻造在他1900年的着作中写道：“在日本人对于报仇的态度中，有一些可以满足正义感的理由。就像数学中必须让方程式的两边相等一样，日本人的报仇观念同样是一件严肃的事，如果不然，那我们总会觉得还有心事未了。”①冈仓由三郎在《日本的生活与思想》一书中，对报仇和一种日本独有的习惯进行了比较，他写道：日本人有着十分喜爱洁净的习惯，与之相关的就是非常厌恶污秽，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一些日本人独有的心理特征。我们已经被训练成（实际情况也是这样）把他人或者其他民族对于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的污蔑看成是一种污秽或疱疥的习性，因此必须要对此做出申辨，将这种污蔑彻底洗刷干净。不然，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不够清洁或者有损健康的。所以，不妨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日本人在公私生活中总是要进行报仇的现象，它就像一个有洁癖的民族在进行晨浴一样。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