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对封建家庭的罪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加以揭露的：一是它的专横残暴（残酷性）；一是它的伪善堕落（腐朽性）。高家——这个表面上知书识礼的大家庭中，几乎每天都在制造悲剧。特别是女性的命运极其悲惨，鸣凤、瑞珏、淑贞、梅小姐、蕙小姐以及丫鬟倩儿等众多的年轻美丽的生命都在封建宗法的魔爪下无辜的死亡。我们仿佛听到作者用血泪向封建制度喊出他的最强音：“我控诉！”封建家庭的统治者们，在要求子女遵守封建道德规范的同时，他们自己则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包私娼，按丫头、玩小旦、吸鸦片、偷字画、卖田产……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真是道德沦丧，廉耻扫地。
在“五四”新文化浪潮的冲击下，生活在这个家庭中的青年一代终于开始觉醒，决心冲出这个“狭的笼”，走向广阔的社会。首先起来反抗的是觉慧，继之而来的是觉民、淑英，小说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这些敢于抗争的叛逆者。觉慧的性格刚毅、热情，要求进步，追求真理，同情受苦人，又有反抗精神，是“五四”时期的“新人”形象。觉慧凭着青年人单纯的信仰，凭着憎恶黑暗的勇气，离家出走，他的出走预示着“家”的堤坝已被冲决，再也无法合拢了。他的出走，无疑也为当时的青年读者树立了一个榜样，有的竟因此而投身革命。
觉新是三部曲中写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他是高家“觉”字辈中年龄最长者，是他祖父的“承重孙”。觉新是一个旧制度薰陶出来失去了反抗性格而又保存一些是非观念的人，既不同于叛逆者觉慧、觉民，也不同于没落者觉群、觉世。在活着的青年人中他承受的负担最大，所受的痛苦最深，然而他又最能忍辱负重，信奉“作揖主义”，“宁可哭在心里，气在心里，苦在心里，在人前他决不反抗”。他性格最突出的特征是“忍让”和“顺从”。他经常违心地做他所不愿做的事，又常常甘心地做一些他所不应该做的事。觉新的性格是复杂而矛盾的，这种矛盾有时表现为两种思想的矛盾，即新与旧的矛盾，更多的是表现为思想与行动的矛盾。思想上感到封建制度不合理，理应反抗，行动上无能为力，逆来顺受。当他思考时，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当他行动时，却是一个瞻前顾后的懦夫。他从不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而是看封建家长的眼色行事。他不同意蕙的婚事，却帮忙办理蕙的婚事；他反对克安玩戏子，却又陪克安为戏子买衣料；他承认觉民的逃婚是正确的，但又不能不站在祖父一边，制止觉民的逃婚；他心里口里不断责备自己犯了罪，而行动上又不得不参与封建家长对青年一代的“谋害”。总之，从行动上说他屈服于过去，从思想上说他倾向未来；在事业上，他是高老太爷的忠实继承人，在感情上他似乎又是觉慧、觉民的同道者，是一个不新不旧、半新半旧的人，也是一个动向不定的人。小说的最后，作者没有把他处理成旧制度的殉葬品，预示着他将迈出新的一步。
小说对琴、梅、瑞珏、鸣凤等一系列女性形象以及对高老太爷、克明、克安、克定等老一辈的封建家长的形象塑造上也是性格鲜明，比较成功的。他把人物众多，关系复杂，基本上又是日常生活的事件写得有声有色，从中不难看出《红楼梦》的若干影响，以及作者善写大家庭的本领。正因为如此，“激流三部曲”在现代长篇反映大家庭衰落史的小说中占有显著位置，它把“三部曲”的形式推向成熟，为现代小说形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抗战时期，巴金写了以《火》命名的“抗战三部曲”，但不成功。抗战后期，他却写了几部颇具特色的中篇：《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特别是《寒夜》是巴金小说创作的又一高峰。这部小说于1944年冬写起，直至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才完成。小说以抗战后期为背景，着重写小人物的悲剧，为平凡的知识分子喊出痛苦的呼声。小说主要写三个人物——汪文宣、其妻曾树生、其母汪母。三个人物之间因各种原因引起了难解难分的感情纠葛，夫妻、婆媳、母子都卷入矛盾的漩涡中。汪文宣孝敬母亲又体贴妻子，这两个女人他都爱，但两个女人之间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汪母因两个青年人自由恋爱而同居，不符合传统婚姻的规定，始终把儿媳看做是儿子的“姘头”，自然招来了儿媳的不满。文宣的爱不能化解婆媳的不和使他陷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所敬的母亲是他所爱的妻子所不满的，他所爱的妻子又是他所敬的母亲所不满的，他只能在妻子面前替母亲说话，在母亲面前替妻子说话，稍一不慎就会失去平衡，造成家庭的破裂和解体，他只能默然忍受感情上的折磨。不仅如此，他还要经受失业的打击和疾病带来的痛苦，结果只能悲惨地死去。应该说，这三个人物都是有缺点的好人。汪文宣代表了地位低下的知识分子，忠厚老实、安分守己，但过于柔弱，他对不能给妻子带来幸福而深深内疚，又因妻子的社交应酬，爱慕虚荣而怀有某些妒意和不满，但他始终以容忍宽厚自责的态度对待发生的一切。曾树生也是心地善良，疼爱丈夫，但又比较注意追求个人自由幸福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由于善良，不肯轻易抛下文宣而去，由于追求个人幸福，为了救出自己，最后又不得不出走。汪母则是勤俭持家，艰难度日，但又自私迷信，有着浓厚的封建家庭伦理观念的旧式妇女，她完全不理解正是自己的思想给自己，也给全家带来悲剧。三个人物的结局都是不幸的：一个死亡（文宣），一个携带孙儿流落他乡（汪母），一个孤零零地面对生活的凄凉（树生）。作者把这个家庭的不幸放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表现，加强了悲剧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这是一个寒夜的时代，寒夜侵袭了这些孤苦无靠的人，造成了他们的不幸。我们读后也会像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感到，“夜，的确太冷了”！
巴金的小说，从初期的表现浪漫的理想的英雄革命，到中期的注重对封建大家庭日常生活事件的描写，再到后期的对下层知识分子和凡人小事的刻画；从初期的偏重直接倾吐热情，感情外露，到后期的注意抒情写意，客观写实，显示了题材和风格的发展变化，标志着其小说艺术的成熟。
沈从文、张爱玲的小说
沈从文（1902年—1988年），原名沈岳焕，曾用笔名休芸芸、甲辰等，湖南凤凰人，是以短篇小说见长的多产作家。
沈从文是出生于湘西的苗族作家，他的小说以描写湘西边民的社会生活为主，同时也有都市上流社会生活的描写，两者构成了互相对立的艺术世界。
描写湘西边民社会生活的作品有《丈夫》、《柏子》、《萧萧》、《会明》、《灯》、《牛》、《夫妇》等，包括农民、渔民、猎户、伙夫等一系列“乡下人”，以及民情、风俗、婚姻爱情等十分广泛的内容，充满传奇性和地方色彩。
《柏子》是他第一篇成名之作，写一个船工把自己辛苦挣来的钱花在与自己相好的妓女身上，然后再去辛苦的劳作。这种露水夫妻的关系，虽不免粗俗，但也颇真挚热烈。《丈夫》也是名作之一，由于生活贫困，青年妇女老七在丈夫的默认下作了船妓。一次，丈夫前来探望妻子，老七把卖身得来的几张票子塞在丈夫手里时，这个善良硬朗的汉子，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羞辱心酸的感情，把票子撒到地上，痛哭起来，最后夫妇二人抛弃了屈辱的生活，一同回到乡下。作品写出了农民所受的辛酸痛苦以及难以剥夺的人的尊严，在怨而不怒的风格下，衬托出随时可能爆发的反抗的激情。农民的这种反抗情绪，在另一篇小说《贵生》中则变成了反抗行动。贵生在自己的情人被地主霸占后奋起烧掉了房子，以示反抗。
同湘西社会相对照，沈从文笔下的都市社会则是一个人性扭曲，充满病态的社会。《绅士的太太》写上流社会、高等华人绅士一家的道德堕落、通奸和乱伦的丑行。《八骏图》写一群大学教授在男女关系上的庸俗卑污的心理。写他们的虚伪、懒惰、拘谨、小气，对他们投以嘲弄和讽刺。《都市一妇人》写一女子被引诱，作过妾，当过妓女，被人遗弃，后来得到一个青年军官的爱，为了不再被遗弃，她竟然弄瞎了军官的眼睛，完全是一种变态心理。《大小阮》中的大阮是一个生活庸俗，毫无理想，灵魂卑琐的人物，作者对此均以一种鄙视的态度予以讽刺和批判。
沈从文还有一类作品取材于民间传说，如《龙朱》、《阿黑小史》、《媚金、豹子和那羊》，有的取材于佛经故事，如《月下小景》；有的取材于外国童话故事，如《阿丽思中国游记》等。可以看出，作者对富于浪漫的充满原始生命力题材的偏爱。
沈从文的代表作是中篇《边城》。小说以湘西的小村镇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在渡口靠摆渡为生的老船夫同他的孙女翠翠的生活故事。中心是写翠翠与船总的两个儿子之间的曲折的爱情，兄弟俩都爱翠翠，哥哥为了弟弟主动放弃自己的要求，乘船离家谋生，不幸遇难，弟弟寻尸不得，也离家出走。不久，祖父病故，翠翠失去了情人，又失去了祖父，孤单一人，但在父亲朋友的照顾下，仍充满希望地生活着。小说不以情节取胜，而以真情取胜，着力表现了人性美、人情美。祖孙之亲，手足之情，男女之爱，朋友之谊，一切都是那样亲密，质朴，纯净，没有任何的隔阂、猜忌、邪恶之类的不义之举。祖父与孙女那种相依为命，尊长爱幼的精神，兄弟之间互相体贴，谦逊礼让的态度，朋友邻里之间的互相关怀，和睦融洽的关系，处处体现了深扎在人民心中的传统美德。同人情美的内容相适应，作品出现的环境和景致也是美的。竹楼山寨，依山傍水，景色宜人，充满诗情画意，而风土民情的描绘又把诗的意境加上浓浓的一笔。如端午、对歌、赛龙船等都具有清新的浓烈的生活气息。某些民谣、俗语的运用很能表现特有的地方色彩。《边城》既是一幅风景画，也是一幅风俗画。作者在谈到《边城》时曾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习作选集代序》）。这正是作者的美学追求。
此外作者还写了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长河》，企图写出长河流域的社会变迁，由于写在抗战时期，又针对某些现实问题而写，更具时代感和历史感，与《边城》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
沈从文小说风格清新，有田园牧歌风味和浓烈的地方色彩。他的写湘西有如老舍的写北京，都写出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生世相。不过，不同的是老舍常常注意发掘隐藏在市民中间的真情和幽默，而沈从文往往偏重于揭示青年男女之间的恋情与爱欲。这种情欲又具有某种淳朴的粗犷的原始的成分，同现代的爱情不同，他很少从社会关系的角度，从思想感情的角度写爱情，而较多地从自然属性上，从肉体的美和性的吸引上写性爱。青年男女纯真善良的美的心灵，美与健的身体，再加上美的自然风光共同构成了一个美的世界。
同这种田园牧歌的风格相适应，他采取了“两种笔调”：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与浪漫主义的抒情相结合，形成了现代的抒情写意小说，他的小说也可以说是无韵的“乡土抒情诗”。他是讲故事的能手，往往故事中套故事，他的故事又总是突出人物为主，许多小说的名字都以人物命名，他写人物又偏重人格精神和心理，写现实的故事往往用抒情笔调，写浪漫故事更是如此。
沈从文被称为“文体作家”，他总是不断寻求新的表现形式，变换多种体式。有截取生活片断的速写式，有从头到尾依次叙述的连贯式，也有书信式的，有故事中套故事的，有现实与传说相结合的等等。真正做到了“文备众体”。他的小说布局富于变化，尤其重视开头和结尾，新奇而不落俗套。他的小说语言以地方口语为主，杂糅古典文学语言，形成一种古朴简练而又清新活泼的风格。
沈从文属京派作家之列，受周作人、废名（冯文炳）影响较大，像周作人的“清淡朴讷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废名作品“所显示的神奇，是静中的动，与平凡的人性的美”（沈从文《论冯文炳》），都是他所追求的，这已成为沈从文的审美选择。总之，他肯定的是未经都市文明污染过的仍保持着原始的民风和纯朴的人性的乡村，反对的是唯实唯利的被金钱物质所左右了的黑暗现实。这类作品拓宽了现代小说创作的题材和领域，可以看做是沈从文对现代小说的独特贡献。
张爱玲（1921—1996年），河北丰润人，生于上海，其小说创作也始于沦陷区的上海。著有中短篇小说集《传奇》（1944年），另有散文集《流言》。1950年后陆续出版有《十八春》、《半生缘》、《赤地之恋》、《秧歌》等长篇小说。1952年到香港，后移居美国，1996年病逝。
《传奇》共收小说10篇，1946年出增订本时又收入新作5篇，共15篇。大都写上海香港洋场社会中的畸人怪事，病态心理。资本主义的时髦风气与封建主义的观念同在，西方现代文明与东方旧文化共存，组成了一个畸形的光怪陆离的世界。
《金锁记》是张爱玲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小说主人公曹七巧出身于小户人家，为了贪图钱财，嫁给了一个患有骨痨的丈夫，因无法得到爱的满足，便把感情转向丈夫的弟弟姜季泽，但姜季泽碍于叔嫂关系不敢造次，七巧只好在情欲不能满足的痛苦中熬日子。十几年过去了，丈夫、婆婆均已过世，她成了姜公馆的主人，拥有大量财富，却套上了黄金的枷锁，唯恐再失去已有的一切。她因长年的压抑造成了变态心理，自己得不到幸福，也不让别人得到幸福。姜季泽前来重叙旧情被她赶走，她嫉妒儿子儿媳生活幸福，从中进行挑拨，使儿媳一病不起。她还阻挠女儿的婚事，拆散了他们的姻缘。小说细致地描绘了七巧身上的黄金欲和情欲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人性的扭曲，写出了人性的毁灭。
《倾城之恋》也是一篇名作，这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和“一个自私的男人”之间的“一对平凡的夫妻”的传奇故事。同丈夫离婚的白流苏夺走了妹妹的意中人范柳原，他们一同来到香港，范又追求一个印度女人，引起了白的不满。眼看到关系即将破裂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在逃难中两人相遇，重归于好，战争促使了他们的结合，战争教育了他们，改变了他们的“自私”，恢复了正常的人性。正如作者所写：“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下一对平凡的夫妻。”所谓“倾城”向来是形容美女的，而这里反而写真的“倾城”（香港陷落）“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作者用调侃的语调写出他们的结合只是特殊情境下的片刻的调和，一个洋味十足的华侨子弟，一个破落封建家庭的淑女，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爱情婚姻，是很难稳定持久的，即使他们暂时团圆了，也是一种“悲哀的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