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闻几百年来有不少女子将《闲情偶寄》的作者李渔这个知情识趣的风流大才子私淑作闺中的导师，广为传告，可这本书中某些关于描写女性的片段让今人看了竟是有些来气，譬如在偎红倚翠的狎妓间攀谈起女人的三寸金莲，或替达官贵人相妾纳小时品论起女人的媚态，直把女人当做货架上的商品称斤道两，或是案板上的畜肉条分缕析，这种将原只属于几个男人私下的隐讳谈资，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密语，公开诉诸笔端且刊印流播于世，其对于女性就没有多少尊重可言了。同时期的文人钱咏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女子裹足乃“戕贼人以为仁义”，而李渔依然陶醉于“瘦欲无形，柔若无骨”的审美盲区中，其低下的格调实让人难以将其与名重一时的戏曲家、文学家这样尊崇的身份挂钩。或许这种文字的无忌与晚明以来传统价值幻灭，人生的寄寓转向声色犬马的社会大背景有关，于是李渔的这份闲情似乎有了宽宥的理由，但是读这样的文字，终究如品一首了然无境的诗或赏一幅填塞满当的画，伧俗有余，却已然没有多少高雅的趣味可言了。
《闲情偶寄》成书于清朝入关的初年，无论如何，这样一本出自汉人书生之手，不乏谈风论月的生活指南出现在外族入侵，遭逢国故的非常当口，多少给人以失宜的感觉。汉民族自元朝之后又一次经历了举国的沦丧，许多不愿入仕新朝有气节的文人士大夫或弃冠披发以逸民的冷脸相对，或奔走呼告在反清复明的艰险道路上，甚至连李香君、柳如是这些深明大义的勾栏女子都宁可香抱枝头挺身做绝命的一拼，可李渔这个前明的秀才虽未跻身新贵，却终究也没能做个真正的隐士决绝于世俗的生活。他选择了美名为“人间大隐”的这种生活方式，优游在市井风尘之间，将所有的精力投放在戏曲艺术的经营上，而在他的戏曲作品这个原可以无穷寄寓的文学平台上，既没有嬉笑怒骂的春秋笔法，也不见白眼向天的悲愤指斥。在那布幕频频开闭的舞台上挥之不去的总是轻快骀荡的喜剧气氛。这笔调也处处体现在他的那本《闲情偶寄》中，或是谈一谈干饭稀粥的做法，或者说一说女人的簪花服饰要怎样配搭，这种沉潜于生活细枝末节的研究和探微，如果没有一份闲在自适的心情又如何分说得头头是道？甚至其间一些涉及女性私密的话题也是斫轮老手的经验之谈。这样的书倘传观于太平盛世或可被看做文人的闲趣聊博一笑，而面世于明亡不到30年的时间里，清朝的铁蹄之声还隐隐耳畔，忠烈之士以死抗争的热血尚余温未消，这消闲的文字又怎能在如此峻冷的处境前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呢？或有善意的人们将这种醉心风月的举止释读成“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变相抗争，诚然牵强！那么且让我们去近距离谛视这位风流才子的生平吧！
李渔的前半生是在明末家境富裕的生活中度过的，中过一次秀才，明亡清立那年他才30岁出头，政局的突变令他理直气壮地卸肩家族的传统厚望，了无后顾的他像一个解禁的孩子一头钻进了向来痴恋的昆腔曲艺中，满腹的才情在曲艺的创演与编排中得到最酣畅的倾诉和释放。再也不用为自己的喜好藏头掖尾的他索性蓄养起家庭戏班，自编自导，常年巡回全国各地为达官贵人娱情取乐，所到之处万人空巷，所演之戏场场爆满，其场面之火炽换言今日之情状就是大腕明星常遭粉丝的围堵，一时间“南俚北曲中，无不知李十郎者”。在名利双收的催请下，李渔的戏曲生涯愈发出彩如且歌且舞的曼妙昆曲，在华丽的辞藻、轻盈的姿态、柔婉的行腔、潇洒的风神所营造的至美意境中，李郎与曲，已然物我两忘。而李渔的这种滋润生活应该说是受惠于明中叶以来资本主义萌芽的生发，社会生活各层面的日渐世俗化与商业化已动摇了耕读为本的传统，人生不再是非隐即仕、非仕即隐的狭窄独木，李渔就是脱困于传统的夹缝，在自己蹊径另辟的首创中开启出一番天地的人。因此，既没必要将他的绝仕行止高看成与仕对立的大隐人生，因为他那与生活打成一片的纷繁热闹与隐的本质相去甚远，已无隐可言；也没必要将他的喜好丑化成热衷名利的抗尘走俗，毕竟再高雅的艺术也不能无动观众的掌声而甘心衣锦夜行。李渔就是李渔，一个求仕不能，求隐不舍，在现实中凭靠自己的高才讨一份生活的人。或者说得客观些，李渔的献身戏曲虽不乏艺术上的执著，但其金钱上的需用亦不能轻看，从台柱离世，戏班解散之后，李渔的生活便陷入举贷度日的困境，可见生活的意味才是所有的关键。诚如《闲情偶寄》中虽有大幅的戏曲理论却也不乏低俗的扯闲篇，这种雅俗一体、瑕瑜互见的共存才是人性的真实，而李渔就是那个从生活出发又回归生活本质的常人。
在李渔这种悠闲自在、得其所哉的生活中，我们或者可以透过其作品的笔致更加中肯地把握到纵贯在文字间的那份审慎。李渔的青年时代适值明末市井文艺与浪漫主义思潮共生共荣的高峰，而这种风潮在清兵破关南下的烽火中陡然崩解，代之以一种对国仇家恨充满悲愤感伤的文学氛围。正以成年人的目光见证了这场腥风血雨的李渔，时代的震荡不可能在他心中波澜不起，但他的风格并没有趋同之一时期满目的伤情潮流，不像哀感顽艳的《桃花扇》、《长生殿》等作品，对国破家亡这种真切的生活内容表现出一种空幻无力的感伤意识，而是依然走笔明朝以来的世俗与浪漫。当然在清朝席卷而来的复古主义、禁欲主义的封锁下，李渔所谓的浪漫是不可能重写汤显祖《牡丹亭》里那种勇于追求个性解放的辉煌，而只能从俗在市井曲巷的流风中，靠向壁虚构情节离奇的故事来迎合一种金镶玉，铜配铁，市民所喜闻乐见的普遍需求。例如那部演出场次最多的《风筝误》，以及一夜走红的《凰求凤》莫不流俗于此，甚至单从《比目鱼》、《巧团圆》这样简单的剧名中也大致可以推见贯穿李渔一生文字的品味不过松快的闲情而已，在这些充满喜剧意味的淫巧中，其呈现出的思想价值可见一斑。除了颇为后世推崇的戏曲理论外，李渔以立言而立身的文字概没有多少突破凡庸的经曲，这个永远只是驻留在闲情高度的李渔，是什么绑缚了他高飞的双翼？很简单，仅从《闲情偶寄》的首篇《戒讽刺》中便可寻获到问题的答案。在篇中李渔三番五次地表明自己的作品不存在任何影射的意思，说到急切处甚至发起毒誓：“是用沥血鸣神，剖心告世，倘若有一毫所指，甘为三世之暗。”如有含沙射影的借讽，甘愿三辈子不能开口说话，李渔不惜发此狠话为自己的文字撇清干系，到底源于怎样的心理压力呢？李渔的戏曲成就如日中天时正值清兵入关高压强制的30年，这些年游走于大江南北的他耳闻目睹了“扬州十日”的惨烈，留发不留头的峻法，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在这种道路以目、人人自危的寒峭现实面前，文人的笔端自然变得小心翼翼了，李渔的热衷风月固然在延续晚明文人颓然自放的习性，但不涉时局政事也是深谙时务的李渔之必然选择，这就使他的文字内容呈现出这种了无锋芒的脉脉温情，而所歌所吟者亦不出风花雪月、衣食住行等一些永远不会触痛新政神经的小俏头。
李渔之所以做个明哲保身的顺民或许有着他并不完全自觉的用心，如果他的一生也奔走在反清复明的活动中，那么江南的歌舞戏台该要多么的冷清和寂寞啊！而那些集数百年戏曲理论于大成的高见，今人便也无缘受教了。基于此，让我们且放下所有琐碎的细节和些微的不快，只把目光凝集在那闲情中的一抹生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