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曾是一片阴湿的蛮荒地。贾谊斗不过朝中那些刁猾的权贵，放逐所便在这里。他写了一篇物伤其类的《吊屈原赋》，骑一匹瘦马，南北辗转，心犹未冷，病已沉疴，只留下这间贾谊故宅，让后人凭吊。许多游客已不知贾生为哪朝哪代的志士贤人，那间修复一新的宅子就在西风残照中顾影自怜。在《史记》和《汉书》中，活得很累很伤心，他对汉朝的生民疾苦和国势危殆有至为清醒的认识，在《治安策》中，他写道：“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贾谊在一片颂声中发此哀音，他成为了权贵们的眼中疔，却未能引起一代明君汉文帝的警觉，文景之治最终变成了烂尾工程，不是偶然的。长沙未曾善待贾太傅，夏热冬寒，湿度太大，他的病体着实吃不消，便主动要求调离，这一去，就再没有回来。
唯有在青灰大城垣边，我们抚摸着那些箭垛雉堞，才会猛然想起这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几多的沧桑变迁，几多的水淹火焚，幸存下来的就只有这一截修而又毁、毁而又修的城墙。当我们从电影、电视中看到罗马、雅典和维也纳等保存较为完好的欧洲古城时，就不能不慨然兴叹：历代战争竟使我们固有的文明荡然无存。破坏和毁灭，总是这些。历史早已龟缩在故纸堆里，用怨怒和仇恨的眼神瞋视今人。
站在古城楼上，我不由想起太平天国的虎将萧朝贵，他至死也未能逾越它。天王洪秀全曾发下屠城血誓，也未能兑现。太平军绕道北上，很快就攻下了岳州，又势如破竹地攻克了武汉三镇，占领了六朝古都南京。尔后，洪秀全斗志全无，专心享乐，把心头的旧恨抛之脑后。
站在古城楼上，我们也不由想起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襟怀抱负，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粪土当年万户侯，皆曾见诸语言和文字。他与蔡和森等人在古城里说了许多古人没说过的话，做了许多今人仍津津乐道的事。灰布长袍，油纸伞，一群白面书生走出古城平平仄仄的小巷，中国就开始震荡，福兮祸兮，无人知道。
站在古城楼上，我们也不由想起那场“文夕大火”，烧子整整二十天，将一座好端端的古城焚为焦土。古城悲惨过那一回，悲壮过那一回，长沙保卫战总共打过四次，前三次都是浴血取胜，日本人在这片焦土上硬是一无所获。蒋介石的焚城令和张治中的执行力长期受到诟病，替罪羊酆悌也着实可怜，但一场浩劫之下，对与错，功与罪，很难简单地作出判断。长沙古城在烈火中获得了新生，把苦难留给历史，这是唯一明智的选择。
如今，古城还剩下什么？剩下马王堆汉墓女尸？摆放在博物馆的玻璃柜中，拒绝醒来。那件金缕玉衣曾被小偷窃走，追回之后，便不敢轻易示人。照着《古汉养生经》中的秘方酿成药酒，据说可以延年益寿，其味道则与寻常的补酒大同小异。那些汉简提供的房中术残篇令不少好奇者抓耳挠腮，尽管他们满足于不求甚解，但抓不住要领，仍难免心烦意躁。
屈指算来，古城的西郊还剩下一座十室九空的岳麓书院，这座被称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千年学府夸出海口，“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所幸其中的高材生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人极为争气，游客看了这份名单，不得不服气和认账。
城北的开福寺香火越来越旺，如云的俗客莫不来此求福求寿求官求财，好一个“求”字，“得之，我幸；不得，我命”，最终得到的是心理暗示和自我安慰，灵验与否，天知道。那烟火气沾身，倒是三日不散。
古城，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和地理概念。长沙不可能靠追挽昔日的荣光过活，要脱胎换骨变成一座现代化都市，也须假以时日，但它在一年之内建成百余家夜总会的干劲令人啧舌。你也许会轻描淡写地说：“谁先剪断历史的脐带，谁就可以最早站起。”你也许还会更具说服力地告诉我：“在繁荣的美国大地上，压根就没有一座五百年的古城。”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在夸耀“四大发明”的同时，好好地想一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