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市场策划与传讯部总经理
当年为什么会想到从成都考到上海来读大学？
因为我父母都是大学老师，我从小生活在学校的大院里。我周围的一些家庭的子女从小学读到大学基本上都不需要走出这个大院。这样的生活，我觉得挺无聊。所以，我考学校的时候就想考得远一点。我高中是在四川省的一所重点中学读的。初中的时候成绩很好，但高一的时候差点读不下去了。因为高中住校，感到很新鲜，每天都和学长一起玩，耽误了学习，结果第一学期末的时候3门不及格，其他几门也不理想。老师甚至劝我考虑一下是否还要继续在省重点中学读下去。这对我的打击很大。我回到家里想了很久，感觉唯有好好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所以决定放弃玩耍，认真读书。经过努力，第二学期我就进入了班级的前三名。高中毕业的时候，其实挺想考北大的。那个时候学校也有推荐的名额，只要过了四川省的一本线就可以推荐进北大。我父亲鼓励我试一下，但是列入推荐范围的两个专业我都不喜欢：一个是考古学，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我对这两个专业没有太大兴趣。所以考虑再三，还是填报了上海财经大学的企业管理专业。
现在回过头来想，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我还是会选企业管理专业。因为你学了以后就会发觉，管理是门科学，也是门艺术。这是大学4年学习生活给我的最大感受。当然，很多理论是否真正适合企业的运作，这也是需要研究和思考的。不同的行业在企业管理上都是有规律可循的，都有一些基本的科学方法，但是很多事情是在不断变化的。企业管理的方法，关键在于适合不适合企业本身的实际情况，而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坦率说，刚到上海的时候不太喜欢上海。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障碍，上海话根本就听不懂。记得刚到上海的时候想着去外滩看看，坐公交车，但售票员讲的都是上海话。我们怕坐过站，就站在车门口，结果遭到了售票员的嫌弃。在街上遇到人问路，对方往往躲躲闪闪，很不耐烦。但是还是有很多好心人。曾经遇到一对夫妻，很热心地给我带路，把我带到了上海财大。这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当然，还有吃的方面也不太习惯。四川人爱吃辣，但上海这边的口味偏甜。甚至水也喝不惯，总感觉有一股漂白粉的味道，哈哈。
但是我很快就适应了上海的生活。我这个人的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进入学校以后，先是军训，交了很多朋友，天南海北的也很热闹。不少人都说在大学里经历了很多的第一次，我差不多也是这样。而从学习上来说，我一进大学，就给自己拟订了一个学习计划，完全打破专业课程的设置，尽可能地全面学习。我一有时间就泡在图书馆里，花了大量的时间看书，看各种各样的书。上海财经大学每一个系科的专业书，我基本上都浏览了一遍。这就让我以后的工作有了比较坚实的学科基础。我想，我的优势可能在于我的知识比较全面，不管是公关、市场、营销，还是对政治、经济形势的宏观分析，我都懂一点。这就得益于我在大学期间的广泛阅读。
但你后来却选择了公关这一职业。这又是为什么？
其实从企业来说，公关也是一种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一个部分。至于为什么选择了这一部分，大概和我比较喜欢新鲜事物有关。在大学读书的时候，看了一些关于公关方面的书籍。毕业以后，也接触了一些和公关相关的事务，觉得蛮有意思。2001年初夏，我在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的网络上看到了公关员国家职业资格培训的信息，就直接打电话去问上海有没有这方面的培训。结果就认识了叶老师。记得我和叶老师第一次见面是在福州路上的一个茶座里。那次我们谈得很愉快。下半年的时候上海地区第一期高级公关员培训班开班，我就报名参加了，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公共关系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可以这么说，在公共关系方面，叶老师给我打开了一扇门，我走了进去，发现风景这边独好，就决心留下来好好干一番事业了。
但要说真正从事公关这一职业，还是到了如新（中国）公司以后。我28岁就担任了如新的公关经理。那时候人家和我通电话，都以为我有40来岁了，见面一看觉得特别年轻，哈哈。其实当时就凭着一股激情，一股冲劲，经验之类的是不够的。好在如新在中国内地最早的公关合作伙伴是广东的一家公司，老板是广东人，年轻时担任过广州团市委的干部，很有人脉也很有魄力。我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
平时在工作中，许多方面我都向当时如新（中国）公司的老总邱锦云学习。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经营人才，据说27岁就做了伊莱克斯（马来西亚）公司的总经理。他也没有什么架子，我们把他当大哥看，都愿意跟着他。这是他的人格魅力。中午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讨论工作，商量点子，或从其他企业的案例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他让我学会了从企业的战略高度去思考问题。其实当时如新公司有两个人很厉害，一个是邱锦云，职务是中国区总裁；还有一个是如新的大中华区总裁Corey Lindly，他还是我们全球的CFO，是思路非常清晰和理性的一个人。他和邱锦云形成了一个绝配。虽然他们两人有时也会有冲突，恰恰形成了一种互补，一种平衡。他们两人对财务都很精通很敏感。我在工作中，有很多机会和这两个老总接触，确实受益匪浅。
你从如新到东亚银行，在工作的侧重点上应该也有一个转换吧？
对的。在如新，从最初做公关部经理到后来升任市场传播总监，5年中工作范围一直在扩大，后两年还兼管一些产品推广的工作。当然，其中压力最大的一块工作是处理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而且哪里发生问题就往哪里跑，就像“救火队”一样。到了东亚银行，工作的重点就完全转移到全面的品牌规划上去了，工作内容涵盖了业务推广、媒体关系、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尤其是企业社会责任即CSR这一块。但对东亚银行来说，CSR绝对不是捐钱那么简单。我们提出口号：要做2.0的CSR。在我们看来，1.0的CSR主要还是以捐助为主，而2.0的CSR则是要到企业的价值链上去寻找一个环节，然后去创新和加工，从而更好地为你的品牌提升价值。对于银行来讲，这涉及国家金融政策和产业导向等各方面的问题。比如，如果想对环保起到拉动作用，我们可以考虑实施“绿色信贷”的举措。我们会拿人均产值和人均排放量做一个对比，设定相应指标。一个企业，如果这方面基本都能达标，那它就是绿色企业。对这样的企业，银行可以在信贷方面给予一定的倾斜，包括基准利率的下浮。这就能让企业充分认识到节能环保的重要性。银行也可以在各个经营网点做些宣传，让更多的储户和其他社会公众了解环保的概念。当然，这方面工作，我们希望整个银行业一起来做，引导每家企业都成为绿色企业。
所以在东亚，我经常在与老板沟通CSR和品牌投资问题。公司高层对这方面是相当重视的。我们一直强调，做公益要有规划，要成为战略建设者，而不是战术执行者。即使是希望小学，也要做出特色来。我这两年做的CSR项目，主要分为三大块：第一块是绿色信贷；第二块是大学生的金融培训。我们在大学生中选拔一批优秀的人才，到我们银行来培训两个月左右。然后寒暑假的时候，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考察当地的小额信贷和金融状况。我们也会派一些义工和他们一起去考察。这样的调研，对于我们未来进入农村市场是一个很好的准备。第三块就是萤火虫计划。通过与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的合作，更专业地提升乡村教育。我特别注重的是公司最高层的参与。如果没有最高层的参与，永远不可能形成一种良好的企业文化，尤其是义工文化。我们曾经组织的“多背一公斤”活动就做得很好。因为最高层积极参与了，那么下面员工的积极性就会很高，根本不用担心做动员工作。当然，义工文化的背后，就需要与人力资源的考核系统挂钩。如果要求员工用自己的休假或年假去做善事，那是会打消相当一部分人的积极性的。所以，这就需要形成一定的机制，许多开支也应该包括在年度的预算里面，专款专用。这样就能持续性地做下去。
干了这么多年的公关工作，感觉累吗？
要说累，刚开始干这一行时确实比较累。但那时年轻，有干事业的拼劲和激情，所以尽管很累，但精神状态一直不错。现在当然不会像早先那么累了。有个美国的学者对我说过，工作中的事情，往往分重要和不重要、紧迫和不紧迫几种类型。在实际工作中选择组合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选的都是先做重要而紧迫的事情。他说这其实错了，应该选择做重要而不紧迫的事情。因为你总是选择先做重要而不紧迫的事情，你的规划性就会越来越好，结果重要而又紧迫的事情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少。凡事强调计划，井井有条，就不会觉得很累了。总体来讲，我现在的工作不是很累。因为团队也比较成熟了，合作也相当愉快。可以说，我的公关职业生涯已经步入了正常的轨道。
其实我以前脾气比较急躁，有时也很凶。只不过我很善于和别人沟通。我不会刻意去隐藏什么。我有什么经验，都会和整个团队分享。我们也会经常安排专业方面的培训和讲课。我觉得这是必须的。公关需要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需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而且现在公关这个行业发展也很快，有很多新的传播手段要学习要利用，我们自己也要有危机感，所以需要经常锻炼和培训。我部门的员工如果需要去外面参加培训，我也相当支持。我总觉得，如果你的下属不强，你当部门主管的就会很累。同时，如果我们高层做得太多，对下属的锻炼和发展空间也是某种程度的挤压。所以，我很多事情都放手让下面的员工来做。我也不担心人员的调动给我工作带来阻碍，因为我自己也有能力去处理这些工作。另外，我严禁我的团队成员整天坐在办公室里。我鼓励他们走出去，每个星期至少要有一个半天是在外面，去观察和了解市场。当然你去看个展会，看场电影都没有问题。不走出去，不接触市场，你就不会知道客户在想什么。
你的家庭生活怎么样？做公关，对家庭有影响吗？
哈哈，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很多人都认为做公关这一行会影响家庭生活。我的家庭生活很幸福。而且我认识一些公关和广告公司的老总，他们的家庭生活也都很幸福。应该承认，刚开始做公关的时候，由于太忙，也由于不太会经营这种感情，曾经有一段时间的确影响到了我的恋情。因为恋情到了要谈婚论嫁的地步，就会变得很现实，很多问题都需要考虑。尤其女孩子是需要经常有人陪伴的。记忆中，2004年是我最忙的一年，经常连续7天，每天飞一个城市。当时我的老板都是教徒，认为喝酒的都是魔鬼。但是在中国的某些领域办事情，你不喝酒是不行的。记得那年在河南，遇到一个客户，硬是要老外喝酒，认为不喝就是不给面子，搞得气氛很尴尬。当时我只能挺身而出。我在内蒙喝酒曾经喝到胃出血，到医院打了三针才醒过来。医生说酒精已经进入到血液里面，再晚一点送进来恐怕就不行了。后来吃了很长一段时间中药，才调理过来。这件事情给我的触动还是蛮大的。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饭局还是比较轻松的，基本上仅限于合作伙伴，大多都是为了工作上想些点子，利用吃饭的时候讨论一下。
我现在有了儿子，对家庭生活的感觉就更不一样了。我现在有空就多陪陪我的太太和儿子。看着儿子一点一点成长起来，感到很有乐趣。当然，也更体会到了为人父母的不易。
校完全书样稿，早已夜深人静。疲惫之余，颇有几分感慨。
因为，这本《在上海做公关》，乃是一部被“逼”出来的书稿。
记得两年多前，在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的一次理事会上，笔者曾向在座的协会顾问、著名作家叶辛先生提出一个动议，希望作协组织人手，撰写一部能比较生动地反映上海公共关系事业发展历程的作品。当时附议者颇众。但没想到的是，会后不久，时任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陈文炳先生却找上门来了，说作家们不了解公共关系这一行，恐怕难以承担此任。所以，毛经权会长和协会其他领导设想，是否能由笔者来完成这一任务。为了此事，陈文炳先生先后和笔者商谈了多次，情真言切，鼓励再三，不能不为所动。结果，笔者就自己把自己给套住了。
坦率说，自从当年《环球：专业公关之路》一书出版后，这10多年来，一直有业内人士和笔者探讨能否写一部反映中国公共关系发展史的纪实性作品。但笔者自知才疏学浅，且涉及方方面面人事，分寸很难把握，所以从来不敢接口。此次揽下任务，实属勉为其难，心中亦不免忐忑。唯可宽慰者，则是笔者这么多年来一直混迹于上海公共关系界，对某些人和事还有那么一点了解。自忖如能找到合适的切入口，也许尚可不辱使命。
正像一些专家学者近年来经常谈论的，上海的公共关系事业，在整个中国公共关系发展史上有着相当独特的地位。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不仅是中国内地省市一级公共关系协会中最先成立的，而且是历年来组织各种评选、比赛和论坛活动最活跃的；上海设置公共关系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迄今为止也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最多的。而从实务方面来说，上海的公共关系公司和企业公共关系部门亦有不俗的表现：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组织的中国最佳公共关系案例大赛，从第一届到第九届，上海每届都有不少案例获奖，且数量还在不断递增；中国内地公共关系机构在国际案例大赛上最早获奖的，似乎亦是上海的公共关系公司。如果再说得近一点，则是在中国公关门户网站评选出的“2009中国公共关系100人”（包括香港、台湾地区人士）名单上，上海公共关系界人士占了七分之一左右。这一切都说明，在中国公共关系事业的建构中，上海确实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成绩卓著，有目共睹。
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年来，不少有识之士对上海公共关系事业的现状亦多有批评，认为上海公共关系市场的发展还不尽如人意，和上海在全国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不能匹配，和北京市场相比亦有相当大的落差。不得不承认：这确实也是事实。其中有些问题，笔者在《（公关市场）上海：在沉默中爆发》（载《国际公关》杂志2008年第四期）一文中也有过一些粗浅的分析。笔者曾经指出：“一个不够成熟的市场，也是一个最有发展机会的市场；一个应该搞大而没能搞大的市场，所留有的正是无比巨大的拓展空间。”关键在于，大家有责任一起来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从而找到新的突破口和增长点。
不过，要想全面梳理上海公共关系业这20多年来的历程，实在是一项太浩大的工程，自当留待高手，笔者不敢奢望。所以，这部书稿计划之初，是和协会方面商定了一份上海公共关系行业成功人士的大致名单，打算以每人一篇的传记形式，以人带史，来折射上海公共关系业的发展概貌。为此，由笔者领衔，先组成了一支以上海师范大学公共关系学专业师生为主的采访团队，对拟议中要写的一批对象进行了访谈，并尝试着拟写了几篇，有的还在《国际公关》等刊物上发表过。但真到要撰写整部书稿的时候，却发现这一形式局限性很大：宏观的背景无法铺陈，理论的思辨很难深入，一些共性现象的比较分析则更不可能展开，难免有支离破碎之感。而从文字表现上来说，这种一人一篇的形式，容易形成某种重复，撰写者固然感到乏味，阅读者也将缺乏兴趣。所以，经过反复斟酌，最后决定改变原先计划，采取以史带人的方法，把所有材料全部打碎，按照年代分为几大板块来进行结构。而之所以选择写1999年至2009年这10年，则是因为书中大部分主人公的公关生涯基本上均集中在这10年之间。这样写，口子小一点，也就比较容易深入。
按照这样的思路，笔者于2010年春节前夕开始动笔，断断续续用了9个多月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内中甘苦，不必赘言。质量高低，亦自有读者评说。笔者的一大感受是：通过撰写这部书稿，得以进一步了解了上海公共关系业一批成功人士的工作、生活和思考，并更深刻地体味到了上海公共关系业深远的发展前景。事实上，随着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公共关系行业也在一体化，上海的公共关系业也已经融入了一个更大的格局之中。也许，一个细节就颇能说明问题：本书的15位主人公中，只有3位是传统意义上的上海人氏，而其他人士则都是以后陆陆续续来到上海打拼的，有的甚至迄今户口还在原籍。而他们最终选择了上海，也因为上海确实有吸引他们的事业环境和发展空间。窃以为，只要上海继续发扬光大这种“海纳百川”的精神，定会有更多公共关系方面的能人志士在上海和其他城市之间流动，从而给上海的公共关系事业带来更多的活力。
这部书稿，要说有什么遗憾，则是因为种种原因，还有不少上海公共关系业的成功人士尚未能提及。即便所写到的这15位人士，可能也存在着采访和资料搜集不够深入的问题，从而有些描述略显苍白，甚至不排除个别细节有所出入。诸如此类的瑕疵，只能留待以后再修订了。
最后，真诚感谢所有在这部书稿写作过程中提供支持和帮助的朋友们；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以这么快的速度编辑和出版了这部书稿；尤其要感谢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会长毛经权教授——他不仅始终关心这部书稿的撰写，还认真通读了全书，并欣然作序，为这部书稿添加了浓重的一笔。但愿这部书稿的出版，能对上海公共关系事业的不断进步有一点推动作用。如此，则笔者幸莫大焉。
叶茂康
2010年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