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突厥时，他更是屡立战功。有一次，他驻守一个小县城，突厥来犯。他看到形势不妙，众寡不敌，于是单骑到突厥营垒，与豪帅谈判，聊了一通祸福之理。史称“群胡感悟，相率请降”。李大亮又将自己的坐骑当场杀掉，与突厥宴饮，随后徒步而归。如此，突厥先后投降的有一千多人。
后来，他在大唐名将李靖麾下做凉州都督时，在青海大败吐谷浑，俘获其名王二十人，斩首数千级，缴获羊马牛畜二十万。他还曾经打疼了北方一个著名的异族薛延陀。
在平定国内叛乱时，李大亮曾连下十余城。
李大亮还有“中原本位”思想，在唐宋以来的“主战”“主和”争论中，他这个意见显得与众不同。当时境外突厥以及诸夷，有的归附大唐了，有的还没有归附。唐太宗李世民感到境外的番落部族在天寒地冻中，很苦，于是派人将粮食运输到边境，让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赠送各部落，以示天朝皇恩浩荡。李大亮反对。他认为中原士庶也并不富有，将“本根”需要的生活资料这么大方地赠予外邦，是对本邦的扰烦。于是，给太宗上疏，留下了一段著名的奏章。他说：“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于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我听说要安抚境外远方的部落，一定要先安定最近的人。中原百姓，乃是天下根本；四夷之人，好比枝叶。扰烦自己的根本，用来厚待枝叶，以此来求长久安定，是从未有过的。自古以来的明王圣君，教化中原靠的是诚信，驾驭夷狄靠的是权变。所以《春秋》有句话说得好：“戎狄部落像豺狼一样，很难满足他们；华夏诸民像亲人一样，不可以放弃。”
李大亮“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说，深得儒学精髓，也符合现代社会学对“组织”系统的分析。国家，也是组织。按社会学理论，组织系统内部，与组织与组织之间，其公平诉求和程度是不一样的。组织内部，作为本体，就是“本根”。那种薄待组织系统内部，厚待组织系统外部的行为，在文明组织之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大学》有言：“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就这个意义而言，李大亮实乃大唐儒将。
画地十策
张齐贤为何欣赏李大亮？
他在给太宗赵炅的上疏中，恳切讨论“本末”问题，说“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似可看到与李大亮的脉络相近之处。圣贤人物，往往心意相通，在各类政策性决策矛盾时，圣贤人物的第一选择是民生，而不是君王、社稷、江山，或其他“大词”。
大唐名相房玄龄曾对唐太宗夸赞李大亮，“每称大亮有王陵、周勃之节，可以当大位”，经常表章李大亮有大汉顾命大臣王陵、周勃的节操，可以将大事托付给他。《旧唐书》认为房玄龄对他的评价公允，“名下无虚士”，是一个名实相副的大唐名士。
此中所论李大亮种种，也正是张齐贤后来所追求的，有些故实几乎就是对李大亮的模仿。张齐贤这一生就在做大宋名士。他也确实成就了自己的名士风范。顺便说，向拱也是这样的人。张齐贤为向拱作传，也有自家寄托。
张齐贤“画地十策”的故实，正史、野史都有记录。这故实很方便让人看到大宋初年的文人做派、帝王做派。
说张齐贤年轻时，什么功名还没有的时候，赶上太祖赵匡胤巡幸西京洛阳，张齐贤就自我推荐，拦住太祖御驾，说有平定天下的“十策”，史称“布衣献策”。古人做官要有官服、朝服，未做官时，年纪又轻，只能穿“布衣”。但这个“布衣”其实是麻衣。棉花用来织布并普及是很后来的事，而丝绸绫罗要老年人才可以穿。所以没有功名的人一般都穿麻布、葛布、兽毛衣服，而且多是短衣。“布衣”又称“褐”，所以古人又称做了官、中进士为“释褐”，就是脱去布衣的意思。这时，太祖就召这位“布衣”到行帐里，在便座前让他面陈。
张齐贤举止大方，在帝王之前毫无扭捏惭怍之相，他开始侃侃而谈。没有带“十策”的文字材料，就随手在地上比画。他献上的“十策”题目是：
一、下并汾。攻取河东北汉伪政权的方略，内中当涉及“选将”重要意见。
二、富民。此策乃是文明邦国题中应有之义。由张齐贤提出，带有“天下为公”的自觉意识。自觉“富民”，乃是推演国家目标、天下目标的制度性努力。民生问题，在张齐贤这里居于重要位置。
三、封建。主张起用宗室作为大宋屏藩。根据后来的军政演绎观察，虽然恢复西周封建制可能性不大，但是如果强化一下宗室分封于地方的力量，也许在靖康年间、祥兴年间，抵抗北方铁骑，会有另外可能性。《宋史·宗室传》，史官就认为：宋代宗室，虽然有分封，但名实不符，最后世代一远，宗室中人已经与士庶之家没有什么区别。到了靖康之乱，遭遇金人之虐，一个原因就是“无封建之实”，所以没有得到“封建之国”的助力。就这个意义来看，张齐贤有在大宋帝国恢复东周制度的美妙设想。
四、敦孝。孝道，是生命对生命的感恩文化。有此感恩，方有敬畏；有敬畏，方能对道德律令有坚守，方能有望演绎道义天下。因此传统中国秩序良好的时期都是主张并推行孝道的时期；反之，乱世，一般都是反孝道的。近代以来亦然。
五、举贤。邦国治理，举贤为重。古人成就自我，很大程度上要依托他人举荐，也包括自荐。制度设计为人才脱颖留出口，一般就会形成公序良俗；反之，遏制人才脱颖，就容易形成士庶戾气，久之，即形成社会危机。
六、大学。即太学。自西周以来即为传统培育高端人才的教育机构，但太学又不仅为培育人才而设计。更重要的功能，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论“学校”，有言：“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这就是在“学校”也即“太学”中演绎“天下为公”的舆论场，仿佛战国时齐国的“稷下论坛”。读书人可以在此评论时政和天下大事。这就是西哲所谓的“言论自由”。
七、籍田。核定土地，公平收税。国家财政主要来源在此，但必须透明公正。
八、选良吏。国家官员，从朝官到地方官，都有一套考核指标，德、能，是重要的两个尺度。
九、惩奸。贪赃枉法者、奸邪酷毒者、里通外国者，各类邪僻，在礼制和礼治无效时，即诉诸王法法条。
十、恤刑。疑罪从无，是古来圣贤至为切要的治狱、审案精神。“明德慎罚”，不以惩罚为主，而以明德为尚，对罪犯给予尽可能的文明待遇，是收敛天地不祥之气的必要法门。滥逞酷刑，非圣贤之道。
“画地十策”不俗。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一个无官位、无职称、无声望的人物，会做这类思考？不说犬儒主义理解不了这种情怀，一般士大夫也总是先有著作，而后攀援名流，干谒豪门，等待荐引提携，而后成就一生，也很难理解这种情怀。人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格局的差异。“布衣”张齐贤，出手就是宰辅气象，这就是凡人与天才的差异。但有意味的是：赵匡胤理解他，而且深深地理解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情怀。
于是，赵匡胤认真思考了他的“十策”，认为其中四策很合理，可以施行。
不料张齐贤不干，坚持说其他那六策“皆善”，都好，都可以施行。
俩人在御驾行进的路边争执起来。这位“布衣”操着鲁西南口音，梗梗着山东人的倔脾气，一个劲儿地说这“十策”多么多么重要。皇上则操着豫中口音，梗梗着河南人的倔脾气，一个劲儿地说只有“四策”可行。我仿佛听到俩人像庄稼汉一样在比画，在争论——
赵匡胤：“噫！恁说的那个不中，为啥？我告诉你……”
张齐贤：“啥不中？俺说的那些个没有一个不中，俺要讲那个道理啊，老鼻子去了。你听我慢慢儿跟你说……”
赵匡胤：“恁还说啥？就有四条中，剩下的全不中！”
张齐贤：“中！我说中就中！”
赵匡胤：“不中！”
张齐贤：“中！就中！”
史称“太祖怒”，赵匡胤发火了，令武士将张齐贤拽出行帐，扔道边上去。
但在起驾回东京的路上，他越想越认为“十策”确实“皆善”，虽然未必一定要挨个施行。在东京，赵匡胤对兄弟赵光义说：
“我巡幸西京洛阳，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一个张齐贤。我不想给他爵位，给他官位，以后，你可以将他收在朝廷，让他辅佐你做宰相。”
这是老赵对兄弟的爱，也是对张齐贤的爱。对兄弟，他决计死后传位，且为大宋第二任帝王预备人才、延揽人才。此外，让张齐贤在太宗一朝最终成就宰辅事业，也是对他二人的一个期待。张齐贤后来在真宗一朝时说过：“臣受陛下非常恩，故以非常为报。”这是古来士子的一种普遍心态，也是儒学“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基本模型。孟子更将这一层意思发挥尽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赵匡胤要张齐贤去受太宗的“非常恩”，去做“非常报”。这种对大宋未来结构的安排，只有政治家赵匡胤做得出。
对张齐贤，太祖所做是部分肯定，然后挫抑他的傲气，让他明白世界是有规则的，多一点谦逊敬畏之心，会成就更大。史上如此培育人才的案例不少，老赵这里是一个。
法贵有常，政尚清净
另有一个记录说是赵普向太宗推荐了张齐贤。张齐贤还在“布衣”时，多有士大夫行为，也即“士行”，赵普很欣赏。张齐贤出生于后晋石敬瑭时代，父亲去世早，他三岁时跟着母亲到洛阳。父亲死的时候，家中几乎没有钱来办丧事，河南的一个县吏为他们操持了这个事。张齐贤一辈子没有忘记这个人，以“兄礼”来对待他，直到他富贵之后，这个“兄礼”也没有变化。有个太子少师名叫李肃，张齐贤年轻时也曾寄托在他那里。李肃待他不薄。张齐贤做官后，李肃病逝，张齐贤一力操持办理了他的丧事。据说赵普一开始推荐时，太宗没有用。赵普于是将张齐贤这些事讲给太宗听，并说：“陛下如果能进用张齐贤，张齐贤感恩，他日给陛下的回报会比这个还多还大。”于是太宗起用了他。
是天才就不会受挫后一蹶不振。受挫感太强，一般离天才较远。天才的自信不是外力可以击垮的。“画地十策”之后，张齐贤在超级自信中，继续磨炼，动心忍性。他在修炼中等待。
一年后，太祖崩，太宗践祚。张齐贤来考进士。太宗想起哥哥的推荐，放榜时，很想将张齐贤拔为高等，但主持考试的官员将他置于第三甲之末。太宗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考分”，但他也有变通的办法。等到这一榜进士要任命官职时，太宗将所有进士全部放为京官，再到地方通判州郡。张齐贤这一榜“释褐”就做了将作监丞的京官。将作监，为掌管宫室建筑和用器的官署，丞为将作监的监事。一说张齐贤“释褐”为大理评事，大理即大理寺，略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院，评事，大理寺属下官员，掌推按，参决疑狱。然后以这个京官身份到衢州去做通判，正六品，比七品知县职位还高。
张齐贤在官期间，做了不少利民利国事，除了抗击契丹，所有政绩都与“民生”主题相关，以至于他离开地方时，地方士庶都很怀念他。这里不做介绍了，说几个张齐贤跟“法”有关的故实，看看这些故实是大事还是小事。
他刚到衢州，就赶上一个大案，当地抓获了一起劫盗犯罪分子。地方论及这个案子，要将所有人全部正法。但张齐贤不愿意这样简单执法，他从中很细心地甄别出五个人，属于“失入者”，非主观作恶，不小心掉入“劫盗”之案的人。这就等于救了五个人。
这是小事还是大事？
就帝国而言，甚至就地方而言，这确实不是大事；但就这五个人中的每一个人而言，就是大事，天大的事。事实上，就张齐贤而言，也是大事。儒家伦理，自孟子以来，就有这样一个铁逻辑：“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传统中国法系，自从汉代以来，就有儒学儒家的介入，因此，经由儒学儒家推演的法理，成为“法上之法”，它具有西方所谓“自然法”的性质。这个“法上之法”的核心是“救人”而不是“杀人”。中国史上，凡读圣贤书者，皆知此理。
以前，诸州郡有罪人，大多要解送京师，由朝廷审问。地方这么做的原因与“抑制藩镇”有关。自太祖时代起，对地方大员，“收兵权”，也收“财权”和“法权”，这是为了从源头上解决藩镇作恶的问题。就“法权”而言，五代以来的地方藩镇独立处理法案，杀剐随意，草菅人命，没有任何制度性的制衡。这种司法不公，造成的冤假错案，比比皆是。于是太祖时代将终审权收归朝廷，死刑更必须由朝廷复核，而后才可以执行。那种地方随意“以法治之”的现象，渐渐转换为“依法治之”。但这样一来，又新生一个弊端。地方上干脆将疑难案例上交，不再承担责任。随后就出现了更糟糕的事：各地往京师递解“嫌疑犯”，越来越多，朝廷等于在为地方干活。这种越俎代庖的事，事实上在瓦解着帝国的司法管理正当性——你还有没有能力管理邦国的执法？不仅如此，“嫌疑犯”们在往京师押送时，从江南到京师，从河北到京师，从甘肃到京师……路途遥远，五冬六夏，气候无常，又因为没有法律法规保障，吃喝都没有人愿意无偿供给。所以这样的“嫌疑犯”，一路上比林冲发配沧州还惨。史称“诸州罪人多锢送阙下，路死者十常五六”，路上要死一半人以上。这个现象应该从太祖时代就出现了，但是没有人看到，或没有人愿意为这个事情在“吏治”方向上想对策。张齐贤，这个读圣贤书的书生，在后来做江南西路转运使时，路上一次次碰到由江南诸州送往汴梁的一队队“嫌疑人”，他都要向解送的官吏要犯人的案卷查看。从中，他发现了很多判决被正法的犯人不是首犯，于是，就一个个为他们伸冤。并因此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以后，凡是往京师递送囚犯，未送之前，要有地方委托精明有能力的官员反复审问，落实，再递解；如果审问不实，则从事审问的官员算犯罪。
这个意见得到了太宗的认可、接纳。地方官员开始认真办理案件，谁也不敢玩忽职守。从此，江南送往京师的罪囚减少了一大半。
这就是从制度性源头解决问题的“社会零星改造工程”，也即不做“彻底”“坚决”“一揽子”改变社会的梦想，而是从一个个具体的弊端开始，改造。西哲波普尔认为这是自由邦国应该有的决策模式，有意味的是，吾土大贤王夫之先生也持这样的意见。而张齐贤，以及大宋帝国的圣贤们，往往就是这样一点点地在改造着中国。
显然，这不是小事情。甚至，比起他的“画地十策”来，更重要。按照王夫之先生的意见，甚至范仲淹，动辄“一揽子”解决帝国问题的“策划案”，那种“亟议更张”，着急要讨论大的变革，也是导致后来王安石变法种种问题的“先声”。于是“百年安静之天下”开始有了纷扰。如此，则张齐贤的“画地十策”与范仲淹的“条陈十事”，就有了逻辑上的同构关系。从政治“安静”这个秩序原理来看，太祖赵匡胤只肯认“十策”中的“四策”是有道理的。这个话题较大，留待以后慢慢展开。事实上，张齐贤后来再也没有重新提起过“画地十策”的实施，即使他多次出入相府，也没有再继续推行的念头了。这是因为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法贵有常，政尚清净”，实在是天下福音。
这八个字就是张齐贤的语录。
他说这句话，也是他在做转运使时对民间疾苦的一次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