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名相寇准跟张咏是一生的朋友，寇准也曾遭遇过类似经历，他处理得就远不如张咏漂亮。说寇准跟一个朝官张逊有矛盾。有一次寇准与宰辅温仲舒一块在街上骑马走路，路上遇到一狂人，迎着马儿高呼“万岁”。寇准没有反应。不久张逊就指使一个叫王宾的朝官参了寇准一本，无非是说有人喊他“万岁”，定是寇准唆使，乃是有叛逆之心之类。寇准感到这个事太大，赶紧引温仲舒来做证，意思是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事，事发偶然等等。解释得要多笨有多笨。说来说去，张逊也参与进来，与寇准在堂上有了口角，互相指斥短处，形同街头吵架，全没有了那种持重得体的尊严。太宗大怒，将二人同时贬黜。
不仅寇准处理不当，事情过去多少年后，张咏的孙婿赵济，说给名相韩琦听时，韩琦也感叹：“当是时某亦不敢措置！”就是我韩琦赶上那个时候那个事，也不敢这么处理！韩琦乃是仁宗时有担当、断大事，最负盛名的“社稷臣”，连他也自认这事难于措置。
张咏治蜀，从大处着眼。何为大？在张咏那里，是“文治”。这就再一次与帝国力图恢复道义天下的努力不谋而合。
从太祖时代开始，大宋就有四大主题，也是四大难题：契丹问题、藩镇问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民生问题、道义问题。太祖太宗瞩目于此，致力于此。张咏知道自从汉代文翁开始，治蜀就开始兴办教育。于是，他也在此下了功夫。他看到蜀人虽然愿意读书、向学，但不乐于科举、出仕。他认为这事需要一种激励机制，于是考察下来，发现几个为乡里称赏的读书人，就勉励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后来这几个人都登科，做了地方官。蜀民从此知道自我努力。这就为帝国输送文职人才，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为圣贤理念所熏陶的读书种子。
这是继文翁之后，又一次为蜀地文明展开做出的官方推演。
秦李冰、汉文翁、蜀孔明、宋张咏，都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巴蜀文化英雄”。
李顺死生之谜
李顺守成都，城破，很有可能没有死，跑出城去了。
《宋史》《续资治通鉴》都记录说：淳化五年五月，西川行营破贼十万众，斩首三万级，收复成都，获贼李顺。……丙子，将李顺同党八人，在凤翔处死。
但这么大的一场民变，擒获其党酋，押送到凤翔，而不押送到京师正法，这个可能吗？城破之际，确实抓获李顺了吗？如果没有抓获李顺，他是如何逃脱的？谁在广州抓获了他？李顺的最终结局是什么？
宋人王明清《挥麈后录》、沈存中《梦溪笔谈》、陆游《老学庵笔记》，以及传为明人杨慎所著《全蜀艺文志》等记载李顺逃脱事，很详细。综合诸书，可以约略复原几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时人怀疑李顺未死。
平定李顺之变后，当月，就有一个官员名叫张舜卿，他奏事说：“臣闻顺已遁去，诸将所获非也。”臣听说李顺已经逃跑，诸将所谓抓获并正法的那个人不是李顺。太宗闻言道：“平贼才数日，汝何从知之？徒欲害人功尔！”平定蜀贼这才几天啊，你是从哪里知道的？你只不过想害人立功罢了！
太宗不信，或故意不信这个传闻。他甚至想当场将造谣惑众的张舜卿推出去斩了，但是看在他父亲曾经做过节度使，有功于宋的分儿上，没有动真格的。
这事证明，李顺是否被抓获被正法，时人是有议论的。
第二个细节：李顺可能“失踪”。
“失踪”，可以有多种猜测，其中之一是：死于乱兵。那个曾经被太宗让人扇了几千个耳光子的刘锡，在平蜀战争中，以工部侍郎身份做西川随军转运使。他应该是亲临成都的官员。事后，他曾经写过一篇《至道圣德颂》，歌颂太宗和太宗时代。内中说到宋师平蜀，有言：“李顺力屈势穷，藏于群寇，乱兵所害，横尸莫知，既免载于槛车，亦幸逃于袅首。”说李顺战斗到最后，支撑不住，藏在变民中，被乱兵所害，到处都是尸体已经无法辨认谁是李顺。这样，他既免予被抓获后囚车押送，也避免了最后被砍头的结局。
如果这个记录是可能的，那么被王继恩在凤翔正法的那八个人里，就不应该有李顺。
第三个细节：李顺乔装僧人出城。
说李顺在城破之前，忽然召集城中数千僧人施舍斋饭，说是祈福。而后又剃度童子数千人为僧，都在府中削发，穿僧衣。午后让这些僧人从东西两个城门全部走出。李顺也不知哪里去了，很有可能也剃了头发逃遁。
第四个细节：抓获者，不是李顺。
说王师入城后，听说李顺是一大胡子，就抓了一个大胡子，状貌很像，于是被杀，但很可能不是李顺。张舜卿所奏事，有根据。
第五个细节：真李顺在南方被抓。
说真宗天禧年间，一说景祐年间，在岭南或广州被抓。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当初张舜卿所奏事，是真的，不是造谣。于是有人主张典明正身，在闹市正法，名臣吕夷简认为不可，就在狱中杀死。
当时抓获李顺真身的是原漳泉节度使陈洪进的儿子陈琏。陈琏时任广州巡检使。据说那时李顺已经七十余岁，推验明白，此人就是李顺。又用槛车送到京师，覆按明白，确是李顺。但朝廷认为平蜀将士功赏已经颁行，这时如果说过去正法的是假李顺，会有很多人不自在。于是就直接秘密斩杀李顺，再赏陈琏。
据说陈琏家有《李顺案款》文件，叙说本末很详细。
按《李顺案款》说法：李顺本来是蜀江王小波之妻弟，当王小波反于蜀中时，不能有效统御徒众，于是众人推举李顺为主。李顺召集乡里富人大姓人家，命令他们申报财产，然后根据家中人口，留下足用之外，一切都调发给大军和贫民。起事后，又能录用才能，存恤良善，号令严明，有秋毫无犯的军纪。当时川中大饥，十天之间，归附李顺的贫民有数万人。所到州县，都开门迎纳。传檄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完整的城垒，全被攻破。到他失败时，人们常常怀念他，所以李顺得以顺利逃走。直到三十多年后，才被俘就刑。
民变领袖，往往有“不死”的传闻。
黄巢，这位唐末民变领袖，据说直到后梁后唐时，还有人在洛阳看到过他。还有人说黄巢留下一首传颂甚广的诗：“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栏看落晖。”天津桥，乃是洛阳著名的一座桥梁。
五代时，有一“巨寇”明马儿，后周时不知所去。汴梁有封禅寺，陈桥兵变时，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曾在此处藏身，得到一个主僧的照顾。说太祖践祚后，对这个主僧给予优厚待遇。主僧八十多岁时，临终对弟子们说：“吾即泽州明马儿也。”
明末李自成，也有脱身为僧的传说。
这类故实，或真或假，但就人间的黑色智慧而言，我宁肯相信它们都是真实的。大盗之狡黠，容或有常人不及处。
无论这些大盗在起事后，有多少劣迹——根据对人性的考察，他们是一定会有劣迹的，但他们最重要的功绩在于：用一种暴烈手段，向执政者的欺凌与不公说不。传统圣贤有言：“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安抚我们，就是我们的领袖；虐待我们，就是我们的寇仇。这是天地不易之理。
当着两川“博买务”在“榷茶”时剥夺了茶农生存的权利，茶农们是有理由要一个说法的。
宋太宗下《罪己诏》
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李顺之变”后，大宋王朝给出了两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宋太宗下《罪己诏》。
意味深长的是，这个《罪己诏》颁发在张咏知益州之前。
《罪己诏》由翰林学士钱若水起草，太宗看后，亲自改动，内容多为引咎自责，语气深切。很多材料保留了这份《罪己诏》。文字大略为：
朕委任非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筦榷之吏，惟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念兹失德，是务责躬。改而更张，永鉴前弊，而今而后，庶或警予！
朕任命巴蜀的地方官不合格，是因为自己看人不明，结果导致本来应该是“亲民”的官吏，反而不能行惠政、施和气；而那些税务官员们，只知道刻薄侵削百姓，以此作为政绩，结果是损害了百姓利益，让庶民成为叛逆。想想这种“失德”，原因都在朕一个人身上。我要改过，重新做起，并永远记着这个沉痛的前车之鉴！而今而后，希望能以此自我警戒！
文中最大的亮色有两个：一个说巴蜀民变，原因是地方官的作恶；而地方官的作恶，是由于我赵炅用人不明；另一个说我赵炅“失德”，但我会改，并以此为深刻教训。
这类《罪己诏》，是帝国秩序与圣贤教诲的双重产物。它对认识大宋政治秩序以及帝国治理的文明运作，不失为一个经典案例。无论帝国还是酋长国，共和国还是民主国，都会犯错误，但犯错误肯认罪、认错，这个罪错就可以得到天道人心的原谅；如果不能认罪认错，那就恒定的是一种罪恶或错误。圣贤有言：“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又言：“知耻近乎勇。”又言：“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张咏记住了太宗的《罪己诏》，在治蜀时，成就卓著。
也可以把这份《罪己诏》看作是王小波、李顺用自己的方式，逼迫大宋帝国做出的“说法”。
改良“榷茶”制度
第二个说法，大宋帝国开始改良“榷茶”制度。
当时，名臣陈恕负责三司工作，这是帝国最重要的经济管理部门。国家盐铁税收，主要由三司负责。这个工作也有内在的紧张，合理又合情，个中自有平衡之道，做好这个平衡，就是称职，否则就是不称职。陈恕称职。太宗曾表彰他，亲自在殿中柱子上题写“真盐铁陈恕”五个大字。
两川因“榷茶”而有民变之后，陈恕开始着手处理茶法。
他不是坐在“计省”也即三司办公室闭门设计，而是采用了非常现代的做法，搞“听证会”。他召来茶商数十人，让他们各自陈说茶法的利弊所在，一条条说，他一条条记。然后商讨一个合理的“茶法”。根据茶商的意见，整理为“上中下三等办法”。他详细推演了“三等”的规则，最后，他对三司僚属说：
“吾观下等固灭裂无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于商贾，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济，吾裁损之，可以经久。”
我看这上中下三等办法，“下等”实在无利可言，朝廷一旦实行，等于瞎忙；“上等”办法则取利太多，这样的赚钱，商人可以干，但朝廷不能干；只有“中等”之法，可以做到公私兼顾，我再做一做裁损，让它更趋于合理，这样也许可以长久推行。
于是，开始推行新的茶法，史称“货财流通”。
新的茶法对于巴蜀茶民当是一个利好消息。但也可以把“新茶法”看作是王小波、李顺用暴烈的方法逼迫大宋帝国做出的“自我更化”也即“改良”。
大宋的优秀在于：认错；讲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