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论的层次进化，总是从互相并列的理论，发展到因果性的相互联系，从具体的有条件的联系发展到深刻的普遍的联系，反映了科学认识是“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科学进化的结果有没有一个最终的界限？爱因斯坦虽然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但他似乎认为“如此继续下去”，一直到我们得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体系”。这里爱因斯坦忽略了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另一个基本事实：在科学理论向着逻辑统一性进化的过程中，也同时伴随着新理论的分化过程。当科学的新发现，无法纳入原先的理论体系、又不能推翻原先理论的基础时，就有可能建立与原先理论并列的新理论。如电磁场理论对于牛顿力学，强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对于电磁作用和引力作用的情况就是这样在科学理论的进化过程中，科学理论的统一过程和分化过程是互相依存、密切联系着的，理论的统一以理论的分化为前提，理论的分化又以理论的统一为归宿，由此推动着科学理论由一个层次向着更深的层次进化。因此，科学的这种进化过程是无限的，它不会有一个终极的界限。
四、逻辑简单性是选择理论的有效方法
爱因斯坦认为，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取决于经验事实，取决于理论体系和感觉经验的总和之间有没有可靠的和完备的对应关系。对于判定一种理论的真伪，“所观察到的事实无疑地也还是最高的裁决者”。他把这种经验事实的检验，叫做“外部的证实”。这里他正是坚持了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
但是，随着现代科学的深入发展，给经验事实检验科学理论带来了不少困难。科学理论的“逻辑基础愈来愈远离经验事实，而且我们从根本基础通向那些同感觉经验相关联的导出命题的思想路线，也不断地变得愈来愈艰难、愈来愈漫长了”，而“证实一个理论的最困难的任务总是：必须把这个理论的推论发展到使它们成为在经验上可检验的地步”。
这里从逻辑基础到逻辑推论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数学的和逻辑的演算过程。从逻辑推论到可观察的事实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物理、化学等等的变化过程。同时，检验的仪器设备的性能和精度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实验操作受到环境条件、操作技能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科学理论方法的变化，多用探索性的演绎法，以假设的形式提出试探性的理论。
“对于同一种经验的复合，可以有几种理论，它们彼此很不相同。但是从那些由理论得出的能够加以检验的推论来看，这些理论可以是非常一致的，以致在两种理论中间难以找出彼此不同的推论来。”
以上这些新情况给科学理论的检验增添了很多复杂的因素，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例如，从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并作出其三个基本推论，即光线在太阳附近的偏折、光谱线的引力红移和行星近日点的移动，到科学观测作出比较精确的实验验证，这中间花费了五六十年的时间，而广义相对论所预言的另外两个推论，即引力渡和黑洞的存在，至今还没有找到可靠的观测证据。这种用实践检验科学理论方面出现的困难，正是科学认识不断深化、科学探索取得巨大成果的过程中出现的。为了克服这些理论检验上的困难，推动科学理论的发展，爱因斯坦提出，在科学理论得到“外部的证实” 之前。有必要用理论的“内在的完备”，即理论的“逻辑简单性” 作标准，对不同的理论进行比较和选择，以确定它们的优劣。他说：“我们所谓的简单性并不是指学生在精通这种体系时产生的困难最小，而是指这个体系所包含的彼此独立的假设或公理最少”。
他对简单性很感兴趣，认为在实际中也很有用，“但是确切地把它表达出来却有很大困难”。
我们认为，爱因斯坦提出逻辑简单性的原则，主要是出于方法论的考虑，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坚持实践标准的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态度。但是，他的这一原则，对于现代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提出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逻辑简单性能不能作为评价科学理论真理性的标准？它的根据是什么，可靠性如何？逻辑简单性的标准和实践标准的关系如何？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科学理论的逻辑推理的演绎过程和逻辑基础的公理体系两个方面作一番考查和分析。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由概念、判断、推理所构成的逻辑体系，不只是对人们的思维形式、思维的自然历史过程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对客观世界事物的发展规律以及人们对它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反映。列宁说：“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各种不同的逻辑的格，以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
因此，逻辑规则就成为已被实践检验过的真理。在科学理论中，只要前提为真，只要正确地运用了逻辑推理的规则，那么所得的结论也一定是真的。这已被大量的事实所证明。这就是说，正确的逻辑演绎过程，不会降低科学理论的真理性。这样，逻辑简单性原则的意义就决定于理论的逻辑前提的可靠性了。一个具有最大逻辑简单性的理论，它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的数目最少，也就是逻辑前提中包含的尚未完全认识的因素就少，理论的可靠性就大；这种理论的逻辑基础完备、统一性高，能够概括更多的经验事实，包含的真理成分就多。因此，用逻辑简单性选择理论是有一定的逻辑根据的。运用逻辑简单性选择理论在实际中也是有效的。例如，1904年洛伦兹在他的电动力学的洛伦兹变换方程的理论中，提出了十一个独立的假定，而1905年爱因斯坦在狭义相对论变换方程中只提出了两个基本公设和四个假定。尽管这两种理论的方程的形式相同，但爱因斯坦的理论出于有更大的逻辑简单性而显示了更高的真理性；相反，洛伦兹的理论却没有突破古典电动力学的旧框子。20世纪60年代以来，强脉冲射电星（即小绿人l号） 发现以后，科学家为解释它曾建立了旋转双星、白矮星脉动、旋转中子星等多种理论模型。人们为了使其中白矮星脉动模型的计算数据与观测数据相合，又给它增加了不少独立的假定，因此破坏了理论的逻辑简单性。而旋转中子星的理论计算值，虽与观测值有些差距，但它的逻辑基础简单；当后来发现强脉冲星的旋转频率也在减慢的事实时，旋转中子星的理论模型终于得到了实验观测的证实。现在很少有人不相信脉冲星就是中子星了。这些事例，说明了爱因斯坦的逻辑简单性原则在现代自然科学理论研究中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逻辑简单性并不能代替实践标准。原因就在于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决不是不证自明的真理，因而，也不是完全可靠的。人们通过对经验事实的考查，提出这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但是，它们还暂时不能从逻辑上加以分析，还不知它们更深刻的根源。这样，逻辑简单性就不能作为检验科学理论的最终标准而代替实践标准，而只能作为实践标准的补充手段。
现代自然科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的层次进化，是沿着不断增加其逻辑统一性和简单性的方向前进的，反映了人类科学认识不断深化的矛盾运动。这一进化的结果是，这些理论的逻辑基础更加远离了人们直观的感性经验，它们的数目越来越少，而它们所能概括的经验事实越来越多，从它们导出的实践上经得起检验的结论所经历的逻辑道路，也变得越来越繁难和漫长。这种进化要求在科学认识的途径和方法上也要相应予以创新。这种科学理论进化的特征，不仅体现在现代物理理论的各个分科之中，而且正在表现或必将表现在自然科学理论的其他领域之中。
意志和意志自由
周纪兰
意志是人们在完成某种行为时所具有的一种自觉的目的性。人的这种有目的的意志活动的源泉就是客观世界：即人们通过自己对于所生活的客观世界的观察和认识，产生了各种愿望、兴趣和需要，从而对自己提出各种目的和要求，然后采取各种决定来进行活动，以求达到自己所预定的国标。——这就是人的意志活动。因此，只有客观世界才能对于行为的主体———人，给予提出各种目的的可能性，从而也提供了进行意志活动的可能性。不过这种意志活动却是人类所独有的。动物界虽然也有感觉，也可以被动地反映客观世界，但是它们却没有意识活动，即没有观察、思考、总结归纳，这样一种从感觉到理解的思维认识过程；更没有那种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而主动奋斗的意志活动。也就是说，它们的活动仅仅是出自于生理的或本能的需要，而且，它们也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它们的生存与活动，完全是受着外界的客观必然性支配的。换句话说，它们只能被自然支配，而不能改造自然；只能被环境所支配，而不能改造环境，使之为自己服务。但是人却不是这样，人们在自己的劳动过程中、在相互的社会关系中逐步地认识到了各种事物的本质，并且努力地揭示这种本质，力求把自己从周围环境中区别出来，有目的地组织各种活动来影响自然，以便使自然的力量为自身的需要服务。所以，有无意志和意志活动，乃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
然而，人的意志活动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它有什么特性呢？
一般说来，人们的意志活动的表现顺序是：认识世界、提出任务、采取行动和执行决定。当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不得不克服各种外在的和内在的障碍时，行为的意志特征就表现得最为明显：或者是坚定不移，为达到原定目标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克服各种阻力，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或者是动摇退缩，犹豫不前，屈服于各种物质利诱或权势的压力而委曲求全，被迫地放弃那些自己原来认为是正确的事情。意志的这种特性就叫做意志力。有坚强意志的人，就是具有坚强的意志力的人，否则，则相反。一个人的坚强意志的外在表现是：善于和有能力选择目标，采取正确的决定并努力去完成它。意志力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是各不相同的。总的说来，这种坚强的意志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知识、经验、教育和自我修养的结果。同时，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坚强意志的形成往往需要有一个长期的锻炼和培养过程。
此外，意志还具有自我选择的特性。哲学家们把这种选择叫做意志自由。的确，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意志自由是存在的。比如，原来都同样是在一起工作的革命同志，但是在被捕入狱后，有的经过考验成了宁死不屈的坚强战士；有的却经不住严刑拷打，威胁利诱，堕落为可耻的叛徒。在这里，烈士和叛徒的区别仅仅表现在进行了不同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却充分地表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立场和意志。所以，可以说，一个人的意志力（或叫毅力） 如何，是他的道德品质的表现如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换句话说，正因为人们在意志行为中有着这种自由选择的余地，所以，各人的道德品质和思想情操也就各不相同。
很多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都过分强调意志自由，比如康德就曾说过：“再没有任何事情会比人的行为要服从他人的意志更可怕了。” （转引自 《西方哲学史》 下卷，罗素著，第247页） 我们认为，对于这种观念，还必须要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即只有当它表现为是对封建制度和宗教神权的反动时，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否则，就不一定对。因为对于任何一种理论说来，如果把它说得过于绝对，都是不对的；即便是正确的东西，也会适得其反。同样，如果把意志和意志自由推向极端，也会引起两种不良的后果：第一是唯意志论，这种理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认为意志是世界的基原，并把它同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对立起来，否认周围环境对于人们意志的制约性，从而扩大了行为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结果就会导致任性和蛮干，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做法必然是会碰壁的。第二种是宿命论，这种理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认为世界上和人类生活中的一切活动都是由劫数和命运所预先决定的，因而滋长了悲观、消极的观念和对于环境的奴隶式的服从，有时也会盲目地信仰和屈服于某种势力，形成不应有的人身依附，从而完全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这种宿命论的观点常常被宗教和各种唯心主义派别利用，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反动的作用。总之，这两种理论都是由于对意志和意志自由有错误的认识而造成的。它们的失误，就在于割裂了主、客观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制约，在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之间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它们完全是一种错误的理论。那么，什么是我们所说的意志自由呢？必须强调，我们所提倡的意志自由是相对而言的意志自由，是服从于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的自由，而不是绝对的意志自由。
依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虽然人对于自己的行为有选择的自由（如若不然，也就不会有善与恶、是与非的区别了），但是，这种自由却必定应该是有所限制的：即这种自由是由客观需要而产生，并受其规律所制约的。或者说，这种自由并不是那种仅仅出自于主观愿望而挑选的意志，而是那种与客观需要相符的，正确地挑选出来的意志。按照恩格斯的话说，意志的自由并不是意味着别的，而是意味着善于熟练地采取决定。他说：“自由不在于（从） 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 （引自 《反杜林论》 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11页） 又说，“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愈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愈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像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 （同上书，第111～112页。笔者注：加重号是恩格斯加的。） 因此，意志自由从本质上说来，是一种人对于客观必然性的认识，而且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产物。人们只有正确地认识世界，严格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那么他们才能在自己的活动中充分地表现出自己的意志自由来。一般说来，主客观相符的成分越多，意志自由的成分就越大。并且，只有这样经过反复地磨炼和长期的培养，人们才能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