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分析是相当粗陋简单的了，但有一点是相当明确的，那就是儒学的几大转变都不是文化或观念自身的变化，在文化、观念变化发生的地方都有一个背后的推动力量，文化、观念乃至范畴不过是社会时代变化的结果。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再强调一下，这就是：在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无论怎样变化，都越不出封建社会的囿限。由于这一点很重要，并且在诸多的思想史著作中没有触及，或者即使触及了但从来未展开，这里有简单叙述一下的必要。例如，价值观问题，传统文化提供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从孟子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的“大丈夫” 气概到屈原的“虽九死而不悔”的精神。从“苏武牧羊节不辱” 的气节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的人生境界，……都是我们应该继承的优秀遗产。但是，整个传统文化却从未能提供—个科学的历史观，封建地主阶级的诸多思想家提供的不是“循环论” 就是“圣人观”。再例如，“民本” 思想产生得很早。儒家亚圣孟子就系统提出过“民为贵” 的思想，汉代贾谊进一步申述“民者，万物之本也” 的思想，唐太宗执政甚至采纳过魏征的民、君关系如水、舟关系的政策，历史上的“清官” 如包拯、海瑞因“为民作主” 而被称为“青天” ……但终封建之世，却没有“民主” 思想的提出和“民主” 事实的产生。为什么会这样呢？鲁迅先生曾以谚语为例说明了这一点：“谚语固然好像一时代一国民的意思的结晶，但其实，却不过是一部分的人们的意思。现在就以‘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来做例子罢，这乃是被压迫者们的格言。” （《南腔北调集·谚语》）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适应自己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327页） 还说：“人类始终是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律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第83页）从这里不难看出，封建时代的思想家即使是优秀的思想家，也不能提出那个时代的思想来，因为那个时代的物质生产没有新的要素产生，思想家们不能无中生有地产生出新的概念、范畴，而且他们的前辈也不可能提供构筑新范畴的思想资料。可见，归根到底，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而不是相反。如果认为古代思想家们提出的概念、范畴具有永恒的意义，适用于过去，也适用于今天，像“中国本位” 者所说的那样，西方近代的新发明我们“古已有之”，“期光复吾巴克之族，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而已。（黄节：《〈国粹学报〉 叙》） 那就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仿佛“光复吾巴克之族”，只要熟悉“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 就行了！果真如此，为什么连《十三经注疏》都能背诵如流的经学大师廖平对中国近代史进程未能起到哪怕像康有为那样的作用，反而是反对尊孔读经的鲁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呢？
二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强调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的重要地位。但从不认为一切思想都一定要从经济基础上去寻找具体原因，恰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要给这一切原始荒谬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的确太迂腐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4～485页） 恩格斯揭示了经济和思想资料对于哲学发展的辩证关系，他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而英国哲学是法国人引为依据的） 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不论在法国还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的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同上书，第485、488页） 在中国思想史上，也不难看到，经济上繁荣昌盛的贞观之治并没有产生像东汉走向衰落时期王充那样的伟大哲学家，更不必说产生像魏晋玄学那样的哲人群体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思想史上经济亦不是很发达，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却是每个思想史家都认为是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的最灿烂开篇的原因之所在。所谓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并非是溢美之词。但是，另一方面，生产、经济发展对思想领域的“最终的支配作用”，又是“无疑的”。（同上书，第485页） 处于农业社会的中国思想家们，在近代以来，就远远落后于处于工业阶段的思想家们的成绩，这也是举世公认的。不过，由于各种相互作用和复杂环节的纠缠，使得许多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思想史就是观念自身的发展。如恩格斯强调指出的：“这种反映的发生过程，是活动者所意识不到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上的反映而已。” （同上书，第484页）在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进程中，从来没有从资料到资料、从观念到观念、从文本到文本、从意识到意识的单一发展过程；凡是把它归结为从思想到思想发展过程的地方，我们都能找到它的现实基础。思想史上的“内在超越”，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或抹杀事实的“天方夜谭” 罢了。尽管在中国思想史上，古代的思想中占据主流的是文化史观、观念史观，但即使在他们的阵营中也并非对所有具体问题都这样看待。例如，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贯道古今而不察” 的经典著作《周礼》，从周代到清王朝也有了许多的变化，更不要说孔子的“损益” 思想、《易经》 的“因革” 观念了……。清代重颁的“钦定” 《周礼》 前言就讲：“夫周礼作于周初……其后去之愈远，时移势变，不可行者渐多，其书遂废。此亦如后世律令条格，率数十年而一修。” 这倒是说出了一些实语。
所以，研究思想史，不能把意识、观念当作当然的出发点，而是要考察之所以能产生这种意识、观念背后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实践，即使是非常抽象的数学发现，从数学思想史上来考察，也无不如此。“数和形的概念不是从其他任何地方，而是从现实世界得来的”，“为了计数，不仅要有可以计数的对象，而且还要有一种考察对象时撇开对象的其他一切特性而仅仅顾到数目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长期的以经验对依据的历史发展的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77页） 比如说，数学中的欧几里得几何基本上适用于平面，因而也称为平面几何，而非欧几何虽然从平面几何发展而来，但它的适用范围却要大得多，不仅是平面，而且也适用于空间，所以，又被称为星空几何。而非欧几何之所以能产生，正是人类实践的空间空前扩大，平面几何已不再适用时，由生产的实践推动，经过数学家们艰苦探索才产生的。客观世界的量和形的组成和规律由于被人类的生产实践中的主体逐渐认识、把握，才逐渐形成一整套符号系统，再应用于改造世界、征服自然的实践中的。莱布尼兹讲，数学是上帝的宠儿，其实是人类的骄傲。大数学家欧拉的话值得一提，他说：“流行的观点认为，观察只局限于能产生感性印象的具体对象，所以如果在通常称之为纯粹数学的这门科学中，也认为观察是一件极重要的事的话，这看起来似乎颇为荒谬……事实上……今天人们所知道的数的性质，几乎都是由观察所发现的，并且早在用严格论证确认其真实性之前就被发现了，甚至到现在还有许多关于数的性质是我们所熟悉而不能证明时，只有观察才能使我们知道这些性质。” （《数学与猜想》，第l卷，第l页。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恩格斯在论述科学发现时，不断强调了实践的意义，同时也着重说明了主体的能力的重要性。他曾举了一个发现氧气的例子。从现象上看，是普列斯特列首先从化学试验中析出了氧气，而拉瓦锡没有达到这一步。但是，在裁定谁是氧气的发明人时，化学史上却要归功于拉瓦锡。恩格斯有段精辟的分析：“普列斯特列和舍勒析出了氧气，但不知道他们析出的是什么。他们为‘既有的’ 燃素说范畴所束缚。这种本来可推翻全部燃素说观点并使化学发生革命的元素，在他们手中没能结出果实……” 但是，拉瓦锡研究了整个燃素说化学，认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化学元素”，“使过去在燃素说形式上倒立着的全部化学正立过来了。” （《资本论》 第2卷，第20、21页） 恩格斯叙述这段化学思想史的著名公案，是为了回答洛贝尔图斯等人指控马克思剽窃了他的价值学说的诬蔑。因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虽然不同，但发生规律却是相通的。从政治经济思想史上看，在马克思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的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但是，他们到这里就止步不前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至少研究了劳动产品在工人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分配的数量比例，而某些社会主义者，则发现这种分配不公平，并寻求乌托邦的手段来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这两种人，就像普列斯特列和舍勒一样，“都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而马克思，“正像拉瓦锡根据氧气研究了燃素说化学的各种既有范畴一样”，“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第一次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史的各个基本特征，并说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资本论》 第2卷，第2l、22页）综上所述，可见在学术研究中，应该做到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方法上应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唯心史观的影响，澄清历史纠缠不清的许多问题，把学术研究纳入科学的轨道。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 1996年第1期，《新华文摘》 1996年第5期全文转载。
论《易大传》 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许建军
《易大传》 借着对《易经》 的阐释，建立了自己的宇宙观体系，其中蕴涵着极为精彩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不仅对我国先秦时期丰富的辩证学说是一个总结，而且对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对《易大传》 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作一新的审视，以期把握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及其价值。
一
《易大传》 吸收并发展了中国先秦时期的朴素辩证法，形成了一个颇为完备的辩证方法体系，其要点是：
1．通过发展阴阳学说，把对立统一规律确立为宇宙的普遍规律。
我国古代的辩证思维发生较早。《尚书·君奭》：“我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 就是从互相对立的两端——休与恤的联系来思考周王朝的前途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对立的联系具有某种普遍性。这个认识在《易经》中得到了初步的反映。泰卦九三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就概括了事物向其对立方面转化的普遍性。《老子》 首先对于对立同一作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对立的概念，多侧面地考察并揭示了它们之间互相倚伏、互相包容、互相转化的辩证联系。更重要的是，《老子》 把对立统一规律纳入他的本体论，认为“反者道之动”，使对立面互相转化的规律上升为宇宙的根本规律。但是《老子》 多是从事物的外部看待对立及其转化的，并未看到转化需要条件。所谓“反者”，也不能涵盖他对对立双方之间辩证联系的全部认识，因而他对对立统一规律普遍性的认识还是初步的，以至于他自己还企图以“知屈而不知伸” 的守柔之道来逃脱“物壮则老” 的必然性。
《易传》 在《老子》 的基础上有了重大发展，以内涵更为丰富、逻辑更为严密的表述，确立了对立统一规律为世界的根本规律。
《系辞上传》：“一阴一阳之谓道。” 一是说世界分为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即周敦颐《太极图说》 所说“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二是指阴阳双方一来一往、一屈一伸的推移运动。《系辞上传》：“日月运行，一寒一暑”，“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干，一阖一辟谓之变”，都是用同样的句法表示对立面的推移，即是把世界视为同一个由对立双方不断转化而构成的过程。此外，《系辞上传》 所说的“道”，与 《老子》 的“道” 也有所不同。
《老子》 的“道” 既是本体，又是规律，“有物有则”。《易传》 提出“太极” 作为“生”之本体，使“道” 摆脱了一身二任的角色。更偏重于超越形质的规律之义。它首先是一个开天辟地（宇宙自身生成） 的根本规律：“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 （《说卦传》）。柔刚亦阴阳，这是互文。再者，这个根本规律又是贯穿流布于一切事物之中的。《系辞上传》 说：“《周易》 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冒犹包也。也就是说，《周易》 所阐述的“道”，是天下众物运动所遵循的总规律。大至四时交替，小至尺蠖屈伸，无不遵循、体现着一阴一阳之道。
2．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在根据。
在《易传》 以前，虽然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对立统一学说，但是大多是从外部联系来认识这个学说的，因而也就没有将对立面的矛盾运动作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因来考察。即使有一些论述接触到了这个问题（例如伯阳父论地震），也不具备普遍意义。《老子》 才首次从根本上提出了这个问题。42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按这个程序来说，道在产生天地万物之时，先要分化为二。“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显然这个阴阳与万物之“生” 有着内在的联系。但是《老子》 并没有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老子》 没有完成的工作，则是由《易传》 完成的。
《系辞上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是世界的一个逻辑起点，它产生天地万物，首先分化为二即阴阳，而后才能由阴阳二物的分合阖辟，实现其生命的功能。这就是说，一切事物内部都包含着阴阳两个对立的方面；阴阳双方的矛盾运动是万物产生、变化的根源。故《系辞上传》 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系辞下传》 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3．变化无止境，生命日新又新。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只有机械循环论，而无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观。其实不然，《易传》 就达成了生生不已、日新又新的发展观。
《易》 有三义，“变易” 其一也。《易传》 首先肯定了变易的不易性。《系辞下传》：
“易之……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熊十力先生曾说“不居” 二字体现了对事物“刹那生灭” 的解悟 （见熊着《体用论》）。这是说运动的绝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