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了人类文明的最高原理“仁” 与“义”，是相对静止的，但社会活动不断进行，经济与社会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就要求人们在发展中保持“仁” 与“义”，在保持“仁” 与“义” 的同时求发展。《周易》 中关于发展变革的特征，集中反映在第四九卦《革》，《革》 之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革卦上卦为兑为泽为喜悦，下卦为离为火为光明为附丽。泽上火下，故曰泽中有火。兑离都为西南之卦，金火相乘，志不相应乃革。因为四时之中，春木生夏火，秋金生冬水，冬水又生春木，只有秋金为夏火所克，故金曰“从革”，而志不相得。《杂卦传》：“革，去故也。” 《象传》：“天地革而四时成。” 人取法于天地之变而发明历法，以适应时变，成万事也。又上卦兑为喜悦，下卦离为光明为附丽，成变革之事，必须在上者喜悦，在下者理解到变革充满光明而来亲附，才能使变革成功，即“革而当，其悔乃亡”。证之《尚书》，第一篇《尧典》，开宗明义，帝尧命令羲氏与和氏严格准确地观测遵循天数，推求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制定历法，告诉天下百姓以天时节令，以从农事；以此为根据，规定政府百官的职守，各种事情就都兴起来了。这在以后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这种思想成为不变的准的，而其变者为因事而设置或变革官制，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变与不变自在其中。
中国文化从源头上起，就取法于宇宙万物之有规律的变化，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故有《周易》 这一经典的出现，以研究自然界及人类共同“变” 与“不变” 的规律，其中革卦举四季之变化，而要人们明“时” 以成变革，如商汤、周武王之变革社会一样，“顺乎天而应乎人”。由此，可以用现代经济学语言阐释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以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适应。进一步推阐，只有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也只有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时，才能很有效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不论生产关系超前或滞后于生产力发展的具体水平，都将不同程度地制约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当然，根本也不可能存在一种永远不变的生产关系能适应任何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并能永远推动生产力的健康发展。因此，只有不断地、适度地变革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保证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根本矛盾时。侧重阐述了落后的生产关系对先进生产力的制约，这就使其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走向一种误区，即认为先进的、超前的生产关系必然能极大的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而且生产关系越先进越有利。实践的代价是惨重的，如果将《周易》 中革卦的思想与马克思经济思想合参，则自然地会避免这一种错误思想。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又自然不自然地走人另一个误区，即市场经济能适应任何生产力发展水平。一搞市场经济，就什么都变成市场行为，包括教育、科研、医疗等，甚至政府部门的某些正常行政工作也变成了经济行为，这又与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适应，也与我国现有的上层建筑体系不相协调，只能增加改革成本，延缓改革进程。现在又集中在股份制上，仿佛国企改革及各类其他所有制企业都一股就灵，依然是市场经济能适应任何生产力发展水平主导思想的另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而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管理中严格的、先进的、系统的生产管理体系丢失殆尽。从根本上讲，依然是先进的、超前的生产关系必然能很快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这种思想在作主，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弊大于利，一有失误马上会变为国企发展的萎缩，并给贪污腐败分子以各种可乘之机。
三、“阴阳往来” 与“否泰损益”
前面讲了变的原则，此论述变的根本原因和后果。
“变” 的根本原因在于“阴阳上下往来”。《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 后代易学研究者从此不断探索，认为阴阳只是一气，阳之退，便是阴之生。如朱熹讲的：“天地间只是一个气，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是他地气周匝。把来折做两截时，前面底便是阳，后面底便是阴。又折做四截也如此，便是四时。天地间只有六层阳气，到地面上时，地下便冷了，只这六位阳，长到那第六位时，极了无去处，上面只是渐次消了。上面消了些个时，下面便生了些个，那便是阴。” （《朱子语类》 卷第六十五《易一》） 后儒在研究阴阳进退之于六十四卦之分布规律时，言阴阳上下往来，或主卦变，或主错综，众说纷纭。若证以经文，参以卦象，自以主两卦之一往一来者，其说为优。杭辛斋说：“盖文王之《易》，本以两卦反复一往一来，则<彖传>以释彖，自必于两卦推勘其义，理至当也。
上卦为外为上为往，下卦为内为下为来；上卦二阳———阴者阴上进而往，二阴一阳者阳上进而往；下卦之为来亦然。” （《学易笔谈初集》 卷三）《周易》 中，六十四卦综合排列，昭示了天地间阴阳之气变动不居；分开言之，每两卦内又阴阳互变而相错综，有地人天三才，有内卦外卦，有主卦次卦 （以世爻所在卦为主卦，另一卦为次卦）。变动由世爻开始，故在六十四卦中，或从上卦，或从下卦，都有一定的顺序。孔子由此引发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同构性理论，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至于后儒由此而引发了家天下的思想而形成封建帝制几千年，这是否是儒学中治世思想的本怀，大有可疑之处，可从孔子《春秋》 里“大同理想世界” 的构思中去反思。但是《周易》 中这种阴阳上下往来的思想，却揭示了宇宙自然及人类社会的一条普遍规律：宇宙间的一切事物是互相联系的；每一事物有无穷多的存在形态，其变化是有序的；一切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论从时间上或空间上，都有其必然的序列性和互导性；一切事物的具体存在方式都有另一种与之相对或相反的存在方式。
在经济社会，不论是宏观领域或微观领域，都有相互依存的两个子系统存在于一个系统之内，如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或称为操作者）、决策者与执行者等，其间必有主次之分，或以管理者为主，或以操作者为主，皆符合易理，而不必像现代经济学理论一样泥守管理者为主、被管理者为附的思维定式。其次，每种具体系统的存在方式，必然有另一种与之相对或相反的存在方式，两者互相影响，互相作用，都是事物的合理的、必然的存在方式，如有公有制，就有私有制；有国营企业，就有非国营业企业。它们都是经济活动的一种具体占有方式和组织方式，必须根据具体时空内生产力发展水平去选择最优的一种。在理论上抽象地研究谁优谁劣，毫无意义，也失去了科学性。再次，微观群体的有序性组合构成宏观系统，故宏观系统与每个微观系统有一定的同构性，因为微观系统之间非错即综，而且，这种同构性的现实存在前提是互相作为对方的存在环境，即微观系统以宏观系统存在为环境，而宏观系统以微观系统存在为环境，故变革中不论是宏观或微观系统的变化，都将改变以环境方式存在的另一系统的变化，而产生整体变化的结果，只是结果的存在方式必然不同。故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大致有两类：或先微观后宏观，由下向上；或先宏观后微观，由上向下，而结果很不相同，必须因时因地，具体掌握。另外，在每个社会机体内部，每个社会成员、每个企业、每级政府、每个社会团体等，都互为环境而存在。
因此，其发展或萎缩受制环境（即社会） 对它的需求程度（往） 和从社会活动中获得的利益（来），一往一来，决定了它（他） 在社会中存在的价值。在计划体制下，“来” 是闭环的，相对稳定，而“往” 千差万别，即相同的收益与不同的社会贡献相往来，这种体制的弊端一清二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来” 和“往” 都是开环的，假如两个企业有大致相同的社会贡献产生了企业间极不相同的企业收益，则表明宏观经济环境不优化，行业竞争不平等。如果没有进入壁垒，通过市场运行，就最终形成平均利润率；如有差别的竞争壁垒存在，则有某些行业的垄断收益存在，行业间的生产力分布失衡，在现实社会中，各行业内没有进入壁垒是不现实的。故两种体制各有利弊，又各有特长，不能抽象地比较其优劣而盲目地厚此薄彼。由此，可以使我们得到某些启示，以纠正当前经济改革中由现有经济理论本身的偏差而造成的一些误导。
从“变” 的后果来看，不外“否泰损益”，而否泰损益也正是 《周易》 中的四个卦。
根据来知德、杭辛斋等人的深入研究，认为《周易》 全经，上经始乾坤，至小畜、履凡十卦，阴阳爻各三十，而继之以泰否，为乾坤之变；下经始咸恒，至蹇解亦十卦，阴阳爻各三十，而继之以损益，亦为乾坤之变。故天行人事，均不外乎否泰往来、损益盈虚而已。
然则否泰损益，所以转移变化之关键，都在第三爻，三爻者，人爻也，以明否泰损益皆在于人，天地不参与也。《易·文言》 于乾九三解释道：“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在损卦、益卦反复强调“与时偕行” 的重要。杭辛斋进一步论述道：“否泰者时也，损益者人也。
‘与时偕行’ 则否可转为泰，不能‘与时偕行’，而‘与时偕极’，则无泰而亦非否也。” “能化否，则否变同人，同人而进大有，世运始有进步，始避泰否之循环线，而进入倾否之螺旋线，然后得合于进化之正轨也。”反观我国几十年经济建设的成败得失，当“与时偕行” 阶段，则事业兴旺，人们安居乐业；当不能“与时偕行”、适时而动之时，则欲益而损，欲泰而否。究其实，在每一件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面前，一切理论都只有参考价值，只有借助理论中揭示的普遍规律，深入研究具体事件本身的特殊运行方式和存在方式，再具体解决，才能办好任何一件事。
而我们往往用一种预期的理论去剪裁社会实践活动，以让社会实践活动符合于某种理论框架，去达到某种预期目标，这仿佛是削足以适履，而弊多利少。经济学家更是如此，每给社会问题开药方，都是“从经济学的什么理论、什么观点来看，应该怎样、怎样”，而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在理论联系实际中去解决具体问题的行为，致使每次决策的失误，在经济学家的论证中都曾经是合理的，其后果不言而喻。
“与时偕行”，用现代术语讲，就是跟上时代步伐。当电脑技术创新带动产业结构变革，使西方发达国家抛弃传统工业化的道路，去研究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的今天，我们依然走着传统工业化的道路，而对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的研究重视不够。号称为学西方工业化极为成功的日本和韩国，也仅在日用消费品市场上可与美国、欧洲分庭抗礼，而在信息、技术及资本品的生产发展、创新方面，难以与其抗衡。日本、韩国学习发展工业化的起步之时，也正是西方工业化取得辉煌成就之时，新的社会变革无从谈起，而我国真正开始工业化进程时，西方发达国家研究信息时代已具规模，并引导社会活动变革之时，而我们依然步工业化的老路，很难称为“与时偕行”。这值得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总之，当时代进入2l世纪时，地球变小了，世界是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求得国家的生存和高速发展，闭关锁国根本不行。只有以“仁与义” 为精神指针，“与时偕行”，在变与不变的相对运动中精进不息。即以正道而谋公利，以正道而谋私利，在此基础上，适时而变、适时而动是治国的灵魂，也是新时代经济学的灵魂。另外，任何一种忽视文化海洋，而想使经济学直接作用于经济活动的观念和行为，都将使经济活动失去稳定和取得良好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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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伪科学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防范
宋学功 张 言
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其价值得到了充分实现。但与此相伴随的是伪科学、伪技术也甚嚣尘上，同时以伪科学、假预言为欺骗手段的邪教组织在世界各地滋生。因此，在全社会开展辨伪打伪、防范伪科学带来的社会危害，已成为现代社会及科学技术健康有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现代伪科学产生的原因分析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和历史原因，现代伪科学这一特定的社会现象也不例外，其产生和发展也有其一定的客观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 客观世界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人类面临的自然界是极其古老与广阔的，而人类开始认识和了解自然界至今才短短几千年，因此，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是极有限的，而科学理论能够解释的自然界则更为有限。用严谨的科学观点看世界，应该承认未知规律的存在和作用，即是说，对客观世界中科学所不能解释的现象，应该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最终达到对未知规律的认识，这也是科学进步的最基本过程。
但是，由于客观世界的复杂性与无限性，决定了人类认识的多样性，则必然会有一部分人视某些当时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为超自然现象，将未知规律的作用看成“神秘的力量”，把一些不存在必然联系的现象牵强地赋予因果关系，并进而演绎出各种奇谈怪论和荒谬的伪科学。比如，“百慕大三角区之谜” 曾一度被渲染成魔鬼海域，海轮与飞机的失事被归咎于神秘的力量。但经过科学工作者的考察与研究，发现失踪事件多集中在暴风雨季节，从而撩开了“神秘力量” 的面纱。由此可见，客观世界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确实是伪科学产生的广阔天地，而客观世界的无限性也决定了伪科学的永久存在。只有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待客观世界，才能避免伪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 人类不切实际的盲目的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