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内容看，金山国文学的三篇代表作，乃是金山国历史的文学三部曲，它们涉及金山国的建国时间、建国举措、民族关系等多个方面，是研究金山国史的重要史料。它们都是作者站在金山国立场上，替金山国说话、维护金山国利益、回答甘州回鹘的责难、斥责甘州回鹘的入侵行为的。对其思想倾向是否应予肯定涉及对金山国立国之举是否应予肯定、其对甘州回鹘的战争是否应予肯定这两个根本问题。
早期对其进行评价的，有王重民、向达、王仁俊。关于金山国立国之举问题，在王仁俊看来，张承奉“保境安民，其功可取”，张承奉立国称帝系“因唐为梁所灭，中朝无主”，对金山国持大体肯定的看法。王重民认为金山国之立国，“于唐为叛臣，于唐之与国为仇敌”，又认为金山国与甘州回鹘的战争，是因甘州回鹘的入寇引起的；关于这两个问题，对前者持否定态度，对后者持肯定态度。向达则均予以肯定评价。此后研究者们的看法，大体不出以上三人的框架。持否定说者，有的对这两个问题均未进行论证，只认为张承奉立国是“割据称帝” （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年表补正>之补正》）。持肯定说者，以李正宇《关于金山国和敦煌国建国的几个问题》 为代表。李正宇从三个方面对金山国立国原因进行论述：一是中原多故，中原王朝自顾不暇，更不顾问河西；二是周围民族对敦煌地区在进行蚕食，并阻碍着敦煌同中原、西域正常的经济文化往来；三是张氏先人“破却吐蕃收旧国”、“赖得将军开旧路” 之志的继续。因而，金山国之立国是“自治图存”。颜廷亮认为张承奉立国之举是在河西具体情况下属于少数民族的敦煌汉族以及与之和睦相处的敦煌地区其他民族建立一个立足之地，无可指责，对其立国之举应予肯定。
关于金山国对甘州回鹘的战争，持否定说者一般认为金山国是战争的发动者，因而应当承担战争责任。是前者对后者的“讨伐” （王冀青《有关金山国史的几个问题》）；或虽未明言，而实际上把战争的责任归于金山国一方（顾吉辰《西汉金山国系年要录》）。持肯定说者，有荣新江等。荣新江说：“甘州回鹘东侵，金山国列阵迎战。” 荣氏的看法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还在金山国建国以前很早的时候，甘州回鹘已经进占了原属归义军领地的甘州，以后又曾一再地进行进一步的侵扰。金山国建国前后，包括甘州回鹘在内的敦煌地区周围民族就已对敦煌地区形成包围之势并对之进行蚕食。因此，在金山国与甘州回鹘的战争问题上，应对金山国予以肯定，因为金山国进行的是自卫战争，战争的责任在甘州回鹘。既然如此，那么对金山国文学代表作的思想倾向以及整个金山国文学，也就应予肯定了。
总之，金山国文学研究确实取得了重大进展。当然，应当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也还有一些；即使已研究过的问题，也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以上只是从作品数量，代表作的作者、校录整理、写作时间、创作主旨和评价等几个方面的情况，综合各家之言加以叙述，聊供参考。
原载《社科纵横》 1997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1998年第5期全文转载。
变声期的中国诗人：突围的狂欢与反叛的疲倦
———解析本辑9位诗人近作
马步升
接到《中国诗人》 传过来的9位诗人的近作后，按往常的阅读习惯，先粗翻一遍，凭第一感觉看自己喜欢不喜欢，搁给半天，再细读一遍，然后判定自己喜欢哪些，不喜欢哪些，喜欢的理由是什么，不喜欢的理由又是什么。我不打算跟谁学着写诗，也从无靠谈论诗混饭吃的打算。对于诗歌，我只是喜欢而已。20年来，无论诗歌的外部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兴衰事件，或是诗歌内部燃起过什么烽火狼烟，我都在一如既往地喜欢着诗歌，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着各种针锋相对的诗歌主张。作为一个诗外之人，关起门来独自赏析，倒也明月自照，江水自流，可要打开门说诗，便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言说的忐忑和惶恐。不过，诗外说诗，又可给这种言说提供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你没有理由让我对不喜欢的诗说声喜欢。
在读完9位诗人百多首近作后，一个在内心酝酿了许久的词语终于浮出水面了，这就是：变声期。我们知道变声期是男孩走向成人过程中特有的声音现象。在这个年龄段内，一方面，男孩的第二性征如雨后春笋（或雨后的毒蘑菇），以近乎凌厉之势，向外界展示着自己的茁壮成长；另一方面，从行为态度来说，男孩渴望一夜之间长大成人，以至于在成年礼还未举行之前就把自己当成大人，模仿成人的举止，幻想成人的生活，粗手笨脚，充满恶意地反抗家长和学校的管束，等等。但无论如何尽情地展现自己疑似成人的外表，也无论内心有多么强烈地诉求，仍然是个孩子。肚子饿了，第一反应还是回家吃饭，遭遇困难和挫折，还是要去找老师，还是理所当然地在父母那里寻求支持。
我是怀着对诗人的敬意把这个心理学术语引进当代中国诗坛的，可是仍然避免不了大不敬的指控。从文艺心理学的概念出发，诗人都不同程度地怀有我向思维的情结，我是世界的中心，我的诗古往今来无出其右，以变声期针对任何一个诗人，都是冒风险的事情，而以之针对一代诗坛，恐怕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无论如何，我还是认为当今中国诗坛游荡着变声期男孩的种种症候。任何写作者都无法克服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中国当代诗人所受的影响是什么呢，不外乎，一是中国古典诗词和新诗传统，一是西方诗歌传统。事实上，汉语新诗便是双脚踩在这两大传统走到今天的。问题是，对于汉语新诗的开创者来说，在此之前的中外诗歌是传统，而在后继者那里，不仅汉语新诗开创以前的中外诗歌是传统，新开创的汉语新诗理所当然也是传统。在当代中国诗人面前，诗歌的库房里，形形色色的传统早已叠床架屋，几无容身之地，久远的传统毫无疑问是传统，“古典+民歌” 是传统，以反叛这个传统冲上诗坛的北岛们变成了新的传统，甚至反叛北岛们的这个“代” 那个“主义”，反叛的开始，也是反叛的结束，旗帜高张之时，也是光荣或无奈地钻进传统库房之日。对传统的反叛是一个时期中国诗坛最为高昂最有号召力的声音，反叛为诗坛带来的表征是混乱，但整齐划一从来都不是诗歌的幸事，而混乱也从来不是诗歌的灾难。反叛者的旗号甚至反叛者本人虽然荣入库房，但他们的贡献也许不在于诗歌文本的成功创制，带给我们最大的震撼是这些诗人对突围的激情和突围成功后（或自以为突围成功） 的狂欢。其实，他们对汉语新诗实质性的贡献在于：对诗歌精神的探索和建立。在混乱中，汉语新诗也确实获得了实质性的突围和建设：汉语新诗既非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现代性转化，也非西方诗歌传统的中国移植，它是一个有自己相对独立审美价值的诗歌新品种。
客观地说，这种突围和建设还只是开端，还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进一步的突围和建设还得借助反叛的手段，带有建设性初衷的更加强大的反叛。可是，我沮丧地发现，反叛者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而举旗的反叛者在反叛的开始便呈现出气血两亏倦容满面的气象。而其根本原因恰恰在于，在传统中吸纳的营养过少，导致了先天性缺钙。因此，我宁愿用这样一句不贴切的断语来评价中国当代诗坛：突围的狂欢与反叛的疲倦。
事情的残酷性就在这里，要反叛传统，必须充分地吸纳传统营养，而要反叛成功，则必须与传统划清界限。这是一个悖论，永恒的悖论，可以说，古今中外堪称大诗人的诗人都是在这个悖论的撕扯中卓然挺出的。
当然，对正处在调适和发展状态的任何事物、任何现象过早地下断语，是虚妄的，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任何人都有叙述一切的自由，我只是借手头9位诗人的近作，为当代中国诗坛的自由言说聊备一格。
我与沈苇在第六届作代会上有过一面之缘，这个浙江人自愿远赴西陲，扎根异域，其行动本身是否就是一首诗？一串串时而坚定时而踉跄的脚印是否就是书写在大地上的问号？我不敢妄加揣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追问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对某种不可知事物的可知。“墙是不存在的”，没有什么可以拦挡诗人追问的冲动和追问的脚步，这是诗人对自己命运的前定。“墙” 既然不存在，那么，沈苇的种种追问便是自我追问：
现在，他心房的另一侧又长出了一颗心/仿佛为了成就一种对称，一个法则/道德，对道德的嘲讽/自我，对自我的质疑/现实，对现实的背叛/“你左边的心只为一个人珍藏/右边的心要献给更广大的世界……”
话虽这么说，这只是诗人的内心诉求，而内心诉求向来只是伦理层面的体现，而非真实界。“年轻时以沙漠为情人，老了以大海为新娘” ，“以木乃伊的身份，在沙漠中奔走、呼号：我的血，我的肉，我的家园，在哪里？” 灵魂已蒸发于旷古荒漠中，此时，内心唯一的湿润便来自于家园。这种对文化身份的高峰体验，在诗界，只有孤臣遗民才可体会得出。在这里沈苇虽然以卑微的诉求消解了把心献给广大世界的堂皇叙事，但也正是在这里，也使他的个体诉求变得更加堂皇和不可亵渎。诗的高妙正在这里，我是我唯一的上帝，我是唯一合法的诉求主体，我的诉求是唯一合法的诉求。于是，“当他沦陷时，声音变得异常高亢、嘹亮/仿佛大地吞噬的倔驴仰起头颅/胸腔里埋着一架咆哮的风琴/他要让山与水、天与地一起发出共鸣。”
沈苇便是这样一头“倔驴”，在沙漠中奔走，呼号，颓唐，挣扎，他的诗体现了自我与自我的冲突，人与现实环境的冲突，人在确立文化身份时的迷茫、反复和无法确定的内心痛楚。但沈苇在这9首诗里，他以前在诗中没有得到解决的总是依然存在，即当民间立场不能自证其是时，往往从民间摇身一变进入庙堂，扮演一个公众代言人的角色，以他证的手段暗中置换自证的责任，如《大融合》 中这样写道：“杂色的羊群，婴儿一样的眼睛/瞳仁中渐渐放大的一位综合的上帝”，差一点就要用上报纸常用的词汇了。沈苇说，墙是不存在的，当他从公共话语的“墙” 中突围而出，以民间立场观照世界时，“墙” 是不存在的，遗憾的是，当他撞破坚墙时，已经相当疲倦了，有时，他会梦游似的重回“墙”中躲起来，寻求公众话语的庇护。
在本期9位诗人中，古马是我唯一的朋友，除了共同蛰居一个城市外，结交媒介大抵因为他的诗。我们为酒多次醉倒过，为他的诗多次红脖涨脸过，之所以不惜醉倒，是因为我喜欢他这个人，之所以屡次吵翻，是因为我喜欢他的诗。喜欢一个人，便可以对他的无伤大雅的毛病通融，喜欢一个人的诗，则对他的诗不妨苛刻。我前后写过5篇古马的诗评，总体来说，褒扬多于批评，而且，面对任何一首诗，我注重的是文本分析，尽量回避操行评语式的量定。客观地说，在当今诗坛，沈苇和古马的诗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这有他许多优秀诗篇出面作证，无须赘言。古马在为本期奉献的10首诗中，承继了他一贯的诗风，用他的“胭脂牛角”，巫士一样地打量世界，孩童一样地解释世界，而且，一如既往地将布罗茨基的“让部分说话” 奉为圭臬。古马善于在弱水三千中只取一瓢饮，用一粒土充当大地的标本，以一滴水考虑大海的盐分，以个体的心灵烛照无际的空宇。可以说，古马找到了诗的某些奥义。塔尔寺的菩提树和几座白塔到底指示着什么？佛法无边，意义无涯。但古马看的却是：“那被一个念头/粘住了一条腿的蚂蚁/在菩提树的远方呼救”，而且，“正是微弱的呼救声/形成了塔尔寺八座白塔/刺破夜空的塔尖”。“夜空” 是苦难，是虚无，是灵魂的激荡之所，在卑微的生命的呼救声中，白塔担当了沟通此岸与彼岸的介体，获救的可能便是实现普度的契机。同样，古马在观照个体生存的苦难时，是把个体置于群体之中的，因而这种苦难也被赋予了普泛价值，如《献给上帝》 中，其叙事核心是那位远赴新疆摘棉花的妇女，但这是无数遭受生存压迫的妇女中的一位，于是，她便获得了总体象征的意义。
古马以诗歌的形式逐渐向生活的本质挺进，取义深邃，辞藻考究，但古马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是汉语新诗的节奏。不仅古马如此，汉语新诗自从发蒙到如今，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汉语新诗最大的任务便是建立属于自己的独特形式和节奏。从诗歌发生学的态度出发，节奏是这种文体最显眼的特征，不独古典诗词如此，新诗亦如此，只要它还站在诗的大旗下。如何判断汉语新诗的节奏感问题呢，我认为，最简便的方式便是念出声来，凡是诗歌，都是可以朗诵的，无论它多么晦涩，比如《荒原》，可以说这是20世纪出现的最重要、也最晦涩的诗歌文体之一，但它仍是可以被朗诵的，它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对生命状况的非凡洞察力上，还体现在它卓越的节奏感上。古马似乎也注意到了节奏对于诗的重要，他试图以古典和民歌作为索取的资源，为自己的诗作寻找节奏的感应，但常常落入了“古典+民歌” 的陷阱，如《打铁》 中有这样的句子：“布谷叫，打镰刀/栽扫帚，锻铁箍/碗底补铁碗沿落雪”，显得比较生硬、局促，这样的句子一不留神便会出现在古马的诗作中。无疑，他在诗歌的理念上，已实现了或部分地实现了对传统的反叛，但还未来得及继续反叛，已经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传统的束缚。
叶辉为我们献上了一首好诗，这就是《慢跑》。父亲带女儿游玩是生活中再也寻常不过的风景，可他偏偏从中体悟到的是人的一种生存境况。“我不能落得太后/那样我们之间仿佛就会隔着深渊” “我不能离得太远/不然，我与女儿像是两个互不相关的人/不然别人就无法看到/这幸福的情景”。面对这首诗，我不得不动用司马迁评价屈原时用过的句子：“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有此体验，甚至发现的人应该是很多的，为一个小孩子当过爹的人对此都不会太过陌生，但体验者发现是一回事，写成诗是另一回事，这便是普通人与诗人情怀之间的鸿沟。所谓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才是一个诗人和一首诗建立的标高。本期叶辉别的几首诗也是不错的，比如《老式电话》，但有了这首《慢跑》，我们已经看到了叶辉所达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