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级———塔尖。除国家给地、县和集镇调派一些大、专学生和工程技术、管理人才外，地、县、乡（镇） 也要用派出去委托代培等办法，培养一些这样的人才。这样的人才人数虽少，却是农村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农村人才结构的骨干，是塔尖。有了他们，才有科学攻关的将、帅，才能有所突破，基础和主体的水平才能不断提高，处于主导的地位。
三
建造这样一个“宝塔型” 的农村人才结构，其优越性和作用是很多很大的。
首先，为农村建造配备了一个劳动力技术优势。有了这个优势，如再有自然资源优势、社会经济优势，就如虎生翼，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现代化建设，就会出现一个突飞猛进的新局面；万一没有，也能能动地创建配置一个社会经济优势，借助、求援于外来的自然资源优势，发展商品经济。如我省的甘谷县，土地少、自然资源贫乏，但教育发达，建造了一个劳动力技术优势，既有数量较多的大学生，也有大批的中学生，还有普及的小学教育，能人多，外省、外县的许多种加工原料为它所用，成了全省农村商品经济最发达县之一。这是其一。
其二，建造“宝塔型” 的农村人才结构，促进群体体系的优化，正确处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效地实现“集体努力的有组织联合” ，是开发人才的重要途径，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也是农村经济社会建设的基础工程。有了这项基础工程，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提高经济效益，农民要富起来，才有可靠性和现实性。因为只有有了这个基础，才能变简单劳动为复杂劳动，变出卖原料为加工产品，变初级产品为终级产品，变粗加工为精加工。这样，经济效益就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农民才能尽快地富起来。
其三，只有建造“宝塔型” 的农村人才结构，实现群体优化，农民又富了起来，才能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农村才能摆脱“第三世界” 的困境。
其四，建造“宝塔型” 的农村人才结构，实现群体优化，人与人力量的结合就会出现：“l+l>2”，形成立体形的互相叠加，产生内向的焦聚作用，不断激发出新的智慧的光辉来，进而派生出越来越高的经济效益。
总之，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因素。建造“宝塔型” 的农村人才结构，有了优化的群体，在发展农村商品经济，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就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日新月异，兴旺发达。
原载《社会科学》 1985年第3期，《中国农村经济》 1985年第7期摘编。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特征与转型
刘敏
素有一部完整“社会发展史” 之称的中国少数民族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地区，经过10多年改革开放大潮的洗礼，开始冲破了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的藩篱，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但是，任何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都有一个演进过程，民族地区更是如此。因此，研究和探讨这一过程，揭示其发展趋向，对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一般特征
区域性的社会特征是社会转型的起点。少数民族地区除了具有一般社会的特性外，在自然地域、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和人口发展等方面又有许多区域性的特征，构成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特殊环境。
1． 地域特征———广袤的疆域和狭小的生存空间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分布在边疆、山区和牧区，多居大江大河的上游，地域辽阔，总面积约61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64.3%。少数民族人口约912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04%，每平方公里仅24.8人，比全国少94人。
然而，我国是一个多山国家。山地、高原约占总面积的66%，其中的大多数分布于少数民族地区。如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玛峰、世界最大的高原青藏高原均集中于此。其他如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等都主要聚居着少数民族。大山、高原、沙漠、戈壁、裸岩、冰川以及永久性积雪的地域等，构成了民族地区复杂的地域特征和狭小的生存空间。
同时，即使在能生存的部分空间里，其生态环境也相当恶劣，大部分地区属干旱半干旱地区，西北地区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一部分地区不足250毫米。西部地区平均每年受灾面积达9000多万亩，约占耕地的1／5。青海、新疆的草原有一半干旱缺水，受灾退化，宁夏、新疆的森林覆盖率都在4%以下。
从以上种种地域劣势不难看出，民族地区就总体来说，虽拥有广阔的土地资源，但质量较差，人迹罕至，开发难度大。虽然地下资源丰富，但与广大农牧民和地方经济直接相关的地表资源比较贫乏。它提供给人们的只是一种具有平面性能的生存空间，其发展容量非常有限。
2． 社会关系特征——经济交往的亲缘性和社会交往的乡土性
由于社会关系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所以经济活动的范围越大、内容越复杂，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也越广泛、越紧密。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的人际关系、群际关系，总体上呈现出一种血缘、姻缘、族缘、业缘、地缘关系以及经济利益相互交织的复杂现象。一方面保持和发展家庭间的合作，同时，又在谋求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一方面在经济交往中需要发展“亲和力”，另一方面又以经济利益关系抑制亲缘关系，甚至有一部分人已将自己的视野投向外部世界，并在乡土以外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这无疑是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起点。但经过认真调查不难发现，少数民族地区不论是经济交往还是社会交往的范围还比较狭窄，社会关系具有很强的亲缘性和乡土性。
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农田庭院是农民交往的基本场所，亲属邻里是农民交往的主要对象。即使是代表新型产业的乡镇企业，大都也是利用乡土关系起家的，仍然是离土不离乡的作业经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新的社会关系实质上还是乡土关系的延伸，未能超越“初级社会群体” 这个范畴。从本质上说，乡土性的社会关系与商品经济所需要的社会关系是相互排斥的，因而它具有过渡性。
3． 思想文化特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既相互覆盖又相互碰撞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社区的社会发展都是建立在该社区的历史文化基础之上的，都离不开它所依赖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样，每一次社会变迁，都伴随着新旧思想文化的强烈撞击。民族地区之所以处于不发达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身商品经济的、文化传统的不发达，更多的也因为有许多被视为正统的思想文化制约。如果分析民族地区历史上的文化形态，可以认为是本族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结合和延续。目前，虽然中华传统文化正在革新中趋弱，现代文化正在输入，但本族文化作为本土文化却显得过于顽强。因此，在民族地区呈现出不同文化以彼此分割又相互覆盖的方式共处于一种交织状态。从而既引起各式各样的思想文化冲突，给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以种种障碍性制约，又碰撞出各式各样的奇特效应，孕育着多种转换和发展的生机。
如在改革开放以来，已有20.3%的农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和一部分乡镇企业家，在现代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开始调整自己的观念坐标和价值取向，将自己的经济行为向商品生产和市场靠拢。在他们中间，开放改革的图新意识，正在取代闭关自守的保守思想；敢于进取的竞争意识，正在取代安贫乐道的无为心态；尊重科学文化的现代意识，正在取代愚昧无知的封闭观念；积极探索的主体意识，正在取代循规蹈矩的依附心理。
但是，这种思想文化及观念的变化，还没有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体意识。传统思想文化和观念的惯性作用，还在顽强地延续着，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它仍然像一座殿堂，使人们在深院中相安无事，自快自乐；又像一座迷宫，使人们无所适从，苦苦徘徊。
4． 人口特征———无节制的高生育与日益下降的低素质循环往复
人口的数量与质量同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我国，由于过去各少数民族人口相对比较少，因此，国家曾实行不同于汉族地区的生育政策。经过40多年的发展，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有了迅速增长，而且增长速度大大超过汉族地区，并在一些地方超过了资源承载能力，加之人口素质下降，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压力。
据调查统计，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为3532万，占全国总人口的6.1%。到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增加到912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8.06%。特别在60年代以后，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出生率超常增长，1964至1982年达到68.1%。1982至1990年汉族人口年平均增长10.8‰，少数民族人口增长35.52‰。但与此相反的是，全国文盲人口60%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有的地区人口文盲率达70%以上，其中女性高达80%以上。而且，在一些地区旧文盲没有减少，新文盲却在增多；一些地方不建学院建寺院，适龄儿童“不进学堂进教堂”。这种在人口生产上的越穷越生、人口越多素质越低的状况，造成了人口、生态和经济社会的恶性循环，削弱了少数民族社区和社会群体对新环境、新机遇、新观念的适应、接纳能力。
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障碍
1． 社会结构的同质性过强
人类社会发展实际上是社会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社会结构愈趋复杂，社会的异质性程度越高。由于我国少数民族80%的人口生活在边远的山区，加之交通、通讯落后和地理分割，缺乏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和社会流动。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多数社区，单一民族孤岛式聚居，种族同质性很强，强化了少数民族社区的同质性。
另外，我国由户籍决定的二元身份体制、城乡二元结构和封闭型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制约，也强化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隔离，成为社区逾越和发展的障碍。
2． 社会经济结构的调适过慢
社会经济结构和国民经济结构是否合理，会极大地影响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
少数民族地区与自己的过去相比，经济结构的调适明显加快，但与全国相比，调适速度仍然过慢。
从产业结构来看，从事农业劳动与其他劳动的劳动者构成之比，1990年全国为3︰l，少数民族地区为4︰1；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工业与农业产值之比，全国为53.90︰46.10，少数民族地区为23.66︰76.34，传统农业依然占主导地位。
从工业生产结构来看，存在着“三个倾斜”：即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6．74%，高于全国16个百分点，倾斜于全民企业；轻重工业产值之比。全国为50.63︰49.37，民族自治地方的为47.37︰53.63，倾斜于重工业；民族自治地方的大中型企业虽然只占企业总数的1.79%，而这些企业的工业产值却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45.90%，倾斜于大中型企业。
从城乡经济结构看，一是在空间布局上，表现为异常的集中，先进的生产力和工业大都集中于少数大中城市；二是城市经济与地区内部产业的进化脱节，工业的优先增长未能有效牵动乡村、县市的地域性经济发展。正由于城市经济的空间布局表现为互相脱节的小区分割，加之地域广袤，运距超长，各区域之间辐射半径难以衔接成网，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到牵制。
3． 利益结构的差距过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在劳动差别、资源开发和社会开放程度差别上的收入、利益差别，在整体上是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但这种利益结构的差别过大，显然有悖于共同富裕和民族繁荣的目标，妨碍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1978年，全国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为585.3元，民族自治地方为342.05元，差距为243.25元。但经过10年之后，全国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为1710.79元，民族地区仅为681.01元，差距拉大了3.23倍。与此同时，我国的贫困地区已相对集中于少数民族地区。1985年，在国家重点扶持的331个贫困县中，农村人均纯收入200元以下的县有181个，其中少数民族有90个，占近50%。到1988年，少数民族贫困县的比例上升到74.5%。在141个重点扶持的少数民族贫困县中，人均工农业产值仅338元，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20.7%；人均工业产值约100元，仅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7.5%；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只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14%。
上述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在许多地方表现出特殊性和复杂性，既影响着少数民族地区同沿海内地的关系，也有碍于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全局中至关重要的问题。
三、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和转型的未来趋向
社会发展和转型，是我国改革过程中社会分化和重组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其自身各种因素的制约和阻抗，转型的起点低、范围小、力度弱、速度慢，但从实践来看，这种趋势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是不可逆转的，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差别发展中的转折点趋近趋向。差别发展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主要指落后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尽管增长速度较快，甚至超过发达地区的增长速度，但由于基数的差距过大，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不表现为立即缩小，而要经历先扩大再缩小的过程。换句话说，落后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并不与发达地区经济水平差距的缩小呈线性关系，而是表现为一种指数增长形式。在落后地区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地区的情况下，差距扩大阶段是差距缩小阶段的前期准备。没有这样一个准备时期，落后地区的发展就无法顺利通过转折点，而随着转折点的趋近，差距缩小也就指日可待了。
用这一规律观察和解释目前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水平的差距扩大现象和社会转型趋向，就可清楚地看到，这种差距扩大的实质是地区间发展的客观过程，是差距缩小和社会转型的前期准备阶段，而且在社会转型的诸要素中有些要素已接近转折点。如：
“六五” 和“七五” 期间，民族自治地方的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9.4%左右，比“一五” 至“五五” 期间更接近全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1986年至1990年，少数民族地区的钢、原煤、原油产量和发电量，年平均增长9.7%、6.9%、10.3%和13.6%，均高于全国7.2%、4.4%、2.1%和8.6%的平均增长率；1990年少数民族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7%，表明工业已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主导力量；在农业内部，农业的比重逐年下降，其他各业的比重不断上升。1990年，农业的比重由1980年的65.94%下降到5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