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央和军委指示西路军西进是正确路线，而张国焘同意和支持西路军西进就是错误路线，显然讲不通。然而，一样的动机，却有两种效果；同样的方向和目标，却出自己不同的动机的情况，确实存在。西路军西渡黄河初期，朱德和张国焘共同签发过两份电报：一封是1936年11月5日发给徐向前、陈昌浩的，该电命令西路军迅速西进，“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另一封是11月16日发给毛泽东、周恩来的，该电称“西路军已无再东渡可能”，“只有占领永昌凉州地区与新疆办好外交背靠那方”，“打通远方得到接济”，要求“设法策应和帮助他们”。这两封电报，可以正面理解，看作正常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联系张国焘在此前后的表现来分析，认为他怀有“贰心”，包藏着个人的动机。即使作后一种理解，也不能认为是张国焘路线，更不能认为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失败应负主要的直接的责任。这不但因为西路军的每一步行动都得到了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和同意；还因为11月16日之后，张国焘与西路军基本无联系。张国焘只在1937年1月8日给西路军发过一封电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单从这封电报看，张国焘完全是站在中央和军委的立场上说话的。
三、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历史的发展是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是合力所造成的。战争的胜负，则是战争双方各种力量斗争的结果。西路军的失败，其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我在“西路军失败原因” 一节中综合了七条，虽然逐条分析都有道理，但最主要的只有三条：（一） 全局战略的要求，使西路军滞留在河西走廊地区，丧失了宝贵的时机；（二） 河西走廊地区当时不利于建立根据地；（三） 西路军在军事行动处置上失误。
第一、二条原因，使西路军处于被动地位；第三条原因，则使西路军未能及时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未能保存下更多的革命力量。这里顺便指出的是，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 一书中，对西路军在军事行动处置上的失误是总结不够的；倒是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战史》 中概括的上述三条较为全面和中肯。
驳“有意让西路军失败” 论有人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毛泽东有意造成的。此论虽不能说毫无根据，但基本上站不住脚。因此，我没有归纳在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之中，而单写一节，进行批驳。
“有意让西路军失败” 论者，似乎有两条理由：（一） 命令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又变来变去，忽东忽西，使西路军失败；（二） 1936年12月，西路军并未失败，毛泽东就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 一文中称：“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
未败而言败，是否是毛泽东的愿望？
对于第一条理由可作如下解释：
第一，西路军在正式命名和西进河西走廊之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充分征求过西路军主要领导者的意见。有两条根据：其一，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名单是由西路军主要领导者报中共中央批准的，正式命名前征得了朱德和张国焘的同意；其二，1936年11月中旬，西路军在土门、大靖、古浪一线，尚未进入河西走廊时，中央军委曾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征询意见：西路军是否能够完成基本任务？是否有把握消灭二马？如无把握是否可返回河东？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电复军委：有绝大把握消灭二马；坚决完成任务，现不利于返回河东。于是，中央，军委才同意西路军西进。如有意使其失败，西进之前决不会征求西路军领导者的意见。
第二，关于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的指示，确实是中央在指导上失误。但这种失误；决非有意为之，而是认识上的偏颇，这偏颇是由于对河西走廊地理民情了解不足所致。对此毛泽东事后也有一定认识。1937年12月，他在接见西路军部分领导者李卓然、李先念等人时曾说：“那一带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里宽的一条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在失败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
这只能说明，任何人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要有一个过程，就是在正确路线指引下，也难免在某些具体事情上的失误。
第三、关于西路军的任务变化问题。诚然，如前所述，西路军任务的变化确实较多。
具体变化有六次。大的变化则有两次，一次是刚进河西走廊，便奉命在永（昌） 凉（州）民（勤） 地区建立根据地，滞留近一个半月；第二次又奉命在临（泽） 高（台） 地区建立根据地，又滞留一月左右的时间，从而丧失了乘虚西进的宝贵时机，逐步陷入困境。但这些变化，全是由于全局变化的需要，绝非有意或随意所为。第一次变化，是因为“河东主力红军准备执行新任务需要策应”；第二次变化，则因为西安事变后，陕西形势危机，又需西路军策应配合。这些全都事关全局，在情理之中，我在拙文 《西路军与西安事变》
中有过充分的论述。极而言之，只能说中共中央过多地关注了河东主力红军和西安事变后的形势，而忽略了西路军的承受能力，战略考虑上有失偏颇。若因此而说成是有意让西路军失败，则不能成立。
第四，最有说服力的一条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曾竭尽全力营救西路军。早在西路军刚刚陷入困境时，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就曾指示在西安的周恩来，把停止二马对西路军的进攻，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重要条件，后又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的援西军。西路军失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又想尽一切办法，营救失散和被俘的西路军将士：
派陈云和滕代远到新疆接应西路军左支队；派曾当过毛泽东老师的谢觉哉任驻兰办事处党代表，并把营救西路军将士作为办事处的三大任务之一；派曾任一方面军保卫局长的张文彬到兰州、西宁等地进行营救活动；为寻找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专门请民主进步人士高金城到张掖活动；甚至企图不惜重金，保全西路军被包围的干部；等等。其中不乏毛泽东的亲自指示。由于这些努力，营救失散和被俘将士五千人以上。这些，我在拙作《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营救述论》一文中，曾有过详细论述。如果有意让西路军失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不会花费那么大的气力营救西路军，更不会费尽周折寻找曾是张国焘亲密合作者的陈昌浩。
剩下的唯一问题是，为什么西路军尚未失败，毛泽东就在1936年12月份说是“红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这的确是一个难解的“司芬克思” 之谜！1992年11月18日，就此问题，我曾专门请教过负责《毛泽东选集》 再版和《毛泽东年谱》 编写工作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他告诉笔者，他们查到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最早“版本”，是1937年5月的一份油印稿。油印稿上就有毛泽东所写的上述一段话。
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文的题解中则称：“毛泽东的这部著作，是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当时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讲演。”
由此可以断定，毛泽东有关西路军的论断，在1936年12月的初稿上是不会有的。因为人所共知，西路军那时主力尚存。毛泽东如果在给红军大学的干部们讲演时说：“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那不是白日做梦或当众撒谎吗？傻瓜也不会这么作，何况是一个英明盖世的领袖！
那么，毛泽东有关西路军的论断究竟写于何时呢？大体可以断言，毛泽东的话，是在1937年3月西路军完全失败之后加进的。因为在陕北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在西路军失败之后才大规模展开的。
当然，这只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的分析和推断。要真正解开这个司芬克司之谜，必须找到毛泽东《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 一文的手稿。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应做到“五解”
邓永鹏
人民这一范畴在新时期具有新的内容，人民内部矛盾亦相应扩展了外延和内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成为领导活动的要项。因此，不善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便不可能成为合格的领导。怎样才能做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呢？笔者认为，应该做到“五解”。
一、正确理解
正确理解就是领导者对面临的矛盾，通过详尽的调查研究，形成正确认识，从而获得妥善解决矛盾的主动权。这是一个科学的认知过程。需注意“八个弄清”：
（1） 弄清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这是属于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就不同，这一个大界线混淆不得。把人民内部矛盾夸大为敌我矛盾，并用对待敌人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或者把属于敌我性质的矛盾误认为人民内部矛盾而采用不当的解决方法，都会贻害于社会。实践反复证明，谁混淆这个界线，都要出大问题，受到历史惩罚。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或在“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时候，容易发生把人民内部问题混淆为敌我问题而错误地处理的话，那么在新时期则应注意防止把敌我问题误认为是人民内部问题而不敢果断处理的错误。
（2） 弄清是一般性矛盾还是特殊性矛盾。一般性矛盾大量存在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往往带有经常性、普遍性、反复性特点。解决这类矛盾时空跨度较大，需持之以恒连续抓，做好面上的工作。比如，城市普通居民住房难的矛盾，要通过不断修建经济适用住房去解决。特殊性矛盾则往往带有突发性、牵动性、延续性等特点。解决这类矛盾，时间要求紧，应“快刀斩乱麻”，作出果断处理。比如某些地方“疯狂的小煤窑” 诱发出闹事事件，领导及时亲赴现场做出明晰处理．便可避免事态扩大。
（3） 弄清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在系统内众多的矛盾中，起主导作用，居支配地位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其他矛盾是次要矛盾；在同一矛盾的两方，起主导作用、居支配地位的一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另一方则为非主要方面。解决问题要力求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兼顾全面，把“一台戏” 演好。这些道理虽为常识，但一接触实际，有的人还是分不清楚。结果盲目地去解决，或者举棋不定，或者错投棋子，便很容易出问题。
（4） 弄清矛盾存在的条件与解决矛盾的条件。所谓条件，指一定事物同其周围事物的联系。是制约着一定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一切因素的总和。离开条件，任何事物都认识不了；没有条件，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这就是“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的道理。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要充分估计条件的作用。既要具体分析矛盾存在的多种条件，又要具体分析解决矛盾的现实条件，如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等等，要防止成为没有根据的空想家和乱撞乱碰的鲁莽家。同时，又要避免犯“唯条件论” 错误。
（5） 弄清是思想是非还是利益冲突。属于思想是非问题是可以通过说服教育加耐心等待，即“团结———批评———团结” 这一公式去解决的，而由利益冲突引起的矛盾则不是一般的说教能生效的，需通过大量的行政调解和法律裁决，确保或改变一定利益格局，才能得到解决。
（6） 弄清是工作中的不同意见还是方针、政策分歧。在同一单位或系统中，同级领导成员间，或上下级之间发生意见分歧是常有的事。弄清分歧的实质有利于正确处理这一内部矛盾，加强领导班子团结。如果属工作意见分歧完全可以通过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途径，搞“群言堂”，“择其善者而从之”，使矛盾得以解决；如果是上级决议、既定方针政策方面的重大分歧，除按组织程序反映或请示报告外，一般应按不搞争论的原则处理，以保证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7） 弄清是德行问题还是法纪问题。群体内部成员中，常常发生一些使领导者头痛、棘手的问题，如德行和法纪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会影响安定，妨碍工作。面对这些矛盾，应加以区分，属于德行性问题（包括大是大非、道德行为等） 应以加强经常性教育为主去解决，属于违法乱纪，则需在进行教育的同时按有关法纪处理。
（8） 弄清是误会问题还是积怨问题。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包含着误会。由误会生成矛盾的事很多，所谓“无巧不成书”，戏剧中常用误会法都是这个道理。但误会终究是误会，一旦消除误会，“破镜” 也能重圆。相对于积怨问题，误会较好解决，而积怨问题的矛盾转化工作，绝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以上矛盾问题，仅是大概，现实社会生活中情况要复杂得多，而且这些矛盾往往不是单相出现，有的相互关联、有的相互交错，这更增加了分析矛盾、认识矛盾的难度。因此，对矛盾的正确理解，绝非易事。在处理矛盾之前，要下工夫研究，才能捕捉得住。
二、善于化解
任何矛盾都包含对立性和统一性这两种不可分割的属性。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既包含创造条件，促使矛盾向着积极方面发展而避免出现消极方面结果的思想，也包含创造条件，促使矛盾自身两种属性发生变化，即减少对立性、增加统一性的思想。化解就是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中，做矛盾的转化工作，使其向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方向发展。人民内部矛盾说到底反映的是人民内部和社会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问题，由经济利益关系、政治关系、思想文化关系（包括不同的价值观及其取向）、品行作风、性格特征、民族感情、风俗习惯等构成的差异、分歧、斗争，即矛盾。凡人民内部矛盾均需化解，不可听之任之。
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各级领导者的天职。这件事情做好了，就可以减小离心力，增强凝聚力。开创出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与和谐温馨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来，就可以使广大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心全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化解人民内部矛盾要在对各种矛盾及其矛盾双方做出科学分析和把握的基础上，着重于有针对性地对人做工作。其内容包括用科学的思想武装人，积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积极解决现实中迫切需要解决也能够解决的问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解决疑难问题的条件；以改革为动力、立新破旧；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严肃法纪、扶正祛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