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从总体上说，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发展的较低级阶段，决定经济发展空间特征的主导因素仍然是“极化效应” 或“回流效应”。但同时，也不是不存在“扩散效应”。实际上，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是其内部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一个富有朝气和活力的地区，在不断开发新产品和形成新产业的同时，也必将不断“溢出” 老产品和老产业。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发达地区所“溢出” 的产品或产业在相对落后的地区仍有一定的开发价值。因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在技术或产品的区际转移方面往往具有时间上的继起性和空间上的递补性。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这种继起性和递补性将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实现。但是，如果辅之以恰当的政策调控加以鼓励和疏导，则这种继起性和递补性将可更为顺利地实现，而这不仅可使落后地区的经济得到更快发展，也可使沿海地区的经济避免过度膨胀和结构老化，保持旺盛的经济活力，并进而促使国民经济总体效率的提高。在这方面，国家可以采取制定和实施区域差别性的产业技术政策等调控手段来加以有效的调控。
三、对有关理论问题的一点思考
近年来，虽然在具体政策措施的实施方面，国家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例如，国家在“八五” 计划和十年规划中提出“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利益兼顾，共同富裕” 的方针，就可以看作宏观区域政策作出某些重要调整的具体表现。但是，在一些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上，还不能说已经有了足够的，明晰的结论。
例如，对于近年来在我国流传甚广，影响很大的“倒‘U’ 型理论” 究竟应当怎样认识就属其中之一。倒“U” 型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逊于1965年提出来的，威廉逊根据24个国家的截面和时间序列资料，对区域增长的趋势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他指出，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随着总体经济增长，区域差异逐渐扩大，然后区域差异保持稳定。当经济进入成熟增长阶段后，区域差异将随着总体经济增长而逐渐下降。区域差异这一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的过程，在坐标图上呈现为一倒“U” 字型。按照威廉逊的解释，区域差异的这种变动，其原因可归结为这样几个方面：（1） 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由于运输条件落后，迁移成本较高，使不发达地区劳动力迁移具有明显的选择性，迁移者往往是具有一定技能或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年劳动力。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运输条件的改善，迁移费用降低，劳动力迁移的选择性会逐步消失，隐藏性失业劳动力也会有能力迁出。同时，发达地区的某些熟练劳动力也会因劳动力市场逐渐饱和而开始向不发达区域回流；（2） 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发达区域存在着较高的聚集效益，资金将由不发达区域流向发达区域。随着经济发展，发达区域的聚集效益将有可减弱，投资效益将随之降低，从而使资金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回流；（3） 发展初期，区域之间缺乏链锁效应，使发达区域的技术进步、社会变革、收入乘数等波及效果传播困难，无法带动不发达区域增长，随着经济发展，区际链锁效应增强，发达区域的波及效果有足够的力量影响不发达区域增长；（4） 在初级阶段，国家的发展目标在于追求全国经济最大限度的增长，故国家投资将集中在发展条件优越的发达地区，贸易、关税政策也将偏向于保护发达区域的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目标转向福利目标，政府开始对区域发展失衡谋求补救之道，公共投资转向落后区域，政策制定也将偏向于不发达区域的产业。
威廉逊的例“U” 理论，作为一种对相当一部分国家区域经济发展及差异变化过程的历史概括与总结，无疑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对于国家区域政策的制定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是否应从这一理论得出这样的政策暗示，即谋求区域发展失衡的补救之道完全是国家经济发展进入高级阶段以后的事情，则应当加以具体的分析。首先，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讲，显然处于初级阶段。但若作出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完全置区域失衡于不顾的结论，恐怕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再具体到我国的情况来看，把缩小或控制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政策调控任务完全放到我国进入世界经济发达强国之列以后再来考虑，显然更不切合实际。在“公平” 与“效率” 的选择上，有时需要以一定的“公平” 牺牲来换取一定的效率，但这种“公平” 牺牲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受一个国家的政治、历史、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从我国的具体情况看，对居民能够忍受“公平” 牺牲的程度应作恰当估计。尤其是我国存在着区域差异曾一度缩小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使落后地区居民对区域差距的缩小具有较高的期望值。
区域差距的急剧扩大，尤其是某些“锦上添花” 的区域政策对这种差距扩大的“推波助澜”，其产生的社会心理振荡可能更为强烈。因此，我国对区域差异进行抑制性政策调控的时段在经济发展水平这一横坐标上的位置可能要更为靠前。充分认识这一点，将可能使我国宏观区域政策的制定在“公平” 与“效率” 的关系上找到更为贴切的结合部。同时，这也可以看作是笔者对前面提出的适度均衡的区域政策所给出的又一个理论支点。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 1994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1995年第3期全文转载。
试论中国宏观区域经济新模式
朱智文 郭强
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区域划分以及区域经济开发模式的批判性总结，提出了一个兼具共时性与历时性视角、兼顾效率与公平、发展与稳定的指导性宏观区域经济的新模式。
一、经济区域规划的原则
（一） 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
效率原则。划分经济区域，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目的是要通过区域内部有效的分工与协作，形成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有机体，促进国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因此，在划分区域时要科学地运用有效的区域经济分析方法，如区位理论、增长极理论、区域分工理论、空间投资理论等等。
公平原则。中国是个大国，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在划分区域时，不能把发达的地区和不发达的地区归类划分，这样做的结果，一是使不发达地区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不能组织起有效的经济合作，所谓“区域” 只停留在形式上；二是使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三是不利于国家的边疆安定。因此，区域划分时，要着意打通所谓梯度隔离，使东、中、西部有效合作，共同发展。
兼顾效率与公平。中国既要发展又要稳定，有稳定才有发展，有发展才有稳定，而要发展就要有效率，要稳定就要有公平，要兼顾效率与公平，要促进有条件地区的经济起飞，同时也不让其他地区掉队。
（二） 照顾行政区划原则
中国的现有行政区划是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很难改动。区域经济的协作是以市场为基础，通过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级地方政府的有效组织与指导来实现的。因此经济区域划分不能只顾地理与经济联系，而肢解现有的省区。
（三） 宁大勿小原则
组织区域经济的目的，一是要有效利用资源，提高规模效益，努力消解省区经济同构现象。二是要打破省区壁垒，开发统一大市场。一级经济区域应宁大勿小。要确保每个一级经济区域基本上是一个多功能的各项资源齐备的、市场广阔的自足的经济有机体。
（四） 历史与文化原则
中国各地的文化特别是语言和群体性格差别很大，相同或相近的文化亲和力大，而历史上联系紧密的地方现在联系也较紧密。社会学研究证明，交往关系的积累及文化的亲和是经济合作的一个优势条件。
二、现有主要的区域划分模型的评价
（一） 三分法
三分法即把中国分成东、中、西三大块，这是最有影响最流行的分法。三分法将辽、冀、京、津、鲁、苏、沪、浙、闽、粤、琼、桂划分为东部，将黑、吉、内蒙、晋、豫、皖、鄂、赣、湘划分为中部，将陕、甘、宁、青、新、藏、川、黔、滇划分为西部，这种划分是极不合理的。
首先，中国经济存在三级梯度，但并非现有的东、中、西模式。中国的沿海十一省（市、区） 是现在或不久将来的中国的发达地区，是中国将率先起飞的地区，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中、西部的划分是不合理的。从经济发展水平上讲，所谓西部的陕、川、新均在全国前20名之内。从综合省力上看，西部的川、滇、陕、甘、新均在前20名之内。而中部的部分省区，甚至东部的部分省区处于后10名之列。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看，经过六、七十年代的“三线” 建设，中、西部工业水平的差别不明显（差别主要在农业），而明显的差别是青藏高原区与其他内地省区的区别，青藏高原区基本是一个净流入区，是一个近几十年内很难大规模开发的地区，而其外的内地省区发展水平相差不大（没有东部各省市区的差别）。因此，中国的梯度应该是沿海、内地、青藏高原区，即分别为中国的发达地区、发展中地区和待发展地区。
其次，三分法是不经济的。因为中国的南北条带区域内部的交通由于大河及其分水岭阻隔而很不顺畅，而且，中、西部的区域内各省区经济基本同构，互补性很差，难以形成多功能的综合经济体。
再次，三分法不公平。三分法按穷、富类型归类，势必造成加工工业型的东部对资源型的中西部不公平经济交往，使穷的越穷，富的越富，最后全酿成几个恶果：一是经济同构度加深；二是造成经济壁垒与冲突；三是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
总之，所谓东中西三大梯度只是一个地理方位概念，不是经济概念，真正的梯度是沿海、内地、青藏高原，而这三大梯度内部是不能构成一级经济区域的。
（二） 陈氏十分法
我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陈栋生研究员将我国分成十个一级经济区。上海经济区（沪、苏、皖、赣、浙）、东北经济区（东北三省及内蒙三盟一市）、华北经济区（京、津、冀）、山东经济区、华南经济区（粤、闽、桂）、华中经济区（豫、鄂、湘）、以山西为中心的能源基地经济区（晋、宁及内蒙中西部、豫西、陕北）、西北经济区（陕、甘、宁、青）、新疆经济区、西南经济区（川、滇、贵、藏和渝市）。这一分法的缺陷在于：有些经济区边缘不清，有些相互重叠；经济区大小不均，例如将山东划为一区，经济区之间不公平。
（三） 陈氏六分法
陈栋生对我国一级经济区划的远期方案是六大区：东北经济区（东北三省及内蒙三盟一市）、黄河流域经济区（青、甘、宁、晋、鲁、冀、京、津及豫北、陕、内蒙的部分地区）、长江流域经济区（川、鄂、皖、苏、浙、沪及陕南、豫南、赣北、湘北、湘中、黔北）、南方经济区（云、桂、粤、闽和湘南、赣南、黔南）、新疆经济区、西藏经济区。
这一分法缺点是：区域不均衡，新、藏不应单独成区；将许多省区分成几块，分属不同经济区，好看不好用，违背了照顾行政区划的区域划分原则。不过，陈氏这个思路十分新颖，显示了东西条带开发的取向，有一定启发性。
（四） 刘氏六分法
著名经济学家刘再兴教授根据全国生产力总体布局态势也提出了一种划分法。他的划分法中，一级经济区有六个：东北区（东北三省及内蒙东部）、黄河中下游区（京、津、鲁、冀、晋、豫及内蒙中西部）、长江中下游区（沪、苏、浙、皖、赣、湘、鄂）、东南沿海区（闽、桂、粤、琼）、西南区 （川、贵、云、藏）、西北区（陕、甘、宁、青、新）。
这一分法克服了陈氏分法的过细、重叠、不均衡的特点，同时部分地克服了梯度分隔的缺点（如东部与中部合璧），但将西北、西南单划成区，犯了与三分法类似的一个原则错误。
其他还有五分法、七分法等各种区域划分方法，均有明显缺陷，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三、中国经济区域划分之我见
通过对各种划分法的分析和比较，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国情，应把我国划分为四个一级经济区，即：东北区（包括黑、吉、辽、内蒙四省区）、北方区（包括京、津、鲁、豫、晋、冀及陕、甘、宁、新两市六省二区）、长江区 （包括沪、苏、皖、浙、鄂、湘及川、青、藏一市七省一区）、南方区（包括闽、粤、琼、桂、贵、滇五省一区，远景还包括港澳台三个特别行政区）。这样分区的理由是：
（一） 地缘性。四大区基本上按大河流域划分，自然界线较为明确。地理上，四大区基本上各成单元。其中，东北区是以黑龙江及辽河流域为主体，北方区基本上处于黄河流域内，长江区各省区皆属长江流域，南方区则以珠江流域为主体。
（二） 文化性。四大区基本上与中华各文化区域重合。东北与内蒙从远清以来在文化上一直是一体的，东北文化从语言到群体性格上都有十分明显的特点。北方区是中华民族的最早开发地（包括甘、新之丝路开发）、北方方言、北方文化、北方人的界线和特点都比较明显。长江流域古来是吴越楚蜀之地，文化殊异于北方。处于岭南的南方又与长江流域有不同的文化。
（三） 交通条件是制约区域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决定区域合作是否经济的一个重要条件。从交通状况上讲，由于中国的大山大河多为东西走向，因此造成南北交通不便，而东西交通则比较便利。东北区铁路网自成体系。北方区有陇海———兰新贯通全境区。长江流域以长江为动脉。南方区海上交通便利而且南昆铁路已经开通，这将大大加强南方区各省之间的联系。而且，各大区都有各自依托的大江大河，船运发达，便于区内各省区之间的交通联系。
（四） 对外开放条件。能否有效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和技术是各经济区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且大区都有较长的海岸线和陆上边界，都有优良的海陆出口。
（五） 资源条件。各大区基本上都是资源齐备而且丰富。东北区有全国最大的草原、森林、商品粮基地和油田，煤、水、电、铁也都十分丰富。北方区两头富有石油，中部煤铁、有色金属、稀土丰富，黄河上游水电可梯级大面积开发，关中、黄河中下游平原是粮仓。长江区是中国稻米生产区，以三峡工程为中心的干支流水电资源丰富，中部各省富有矿产。南方区煤炭、水电、石油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随着各区的广泛开发，各区基本上可能实现资源自足。
（六） 各区都有经济增长极。带动全区经济发展。东北区有辽中南区及开放的辽东半岛。北方区有京津唐区和山东。长江区有长江三角洲。南方区有闽东南三角区、珠江三角洲及海南大特区。
（七） 各区都有穷有富，便于包干扶贫，全面开发。北方区是京、津、冀、鲁带晋、豫。东部带甘、宁、新。东北区是辽宁带黑、吉，东北带内蒙。长江区是三角洲带内地进而带青、藏。南方区是闽、粤带广西，进而带滇、贵。其中蒙西、甘、宁、陕北、青、藏、川西、云、贵是各区重点扶贫对象。
（八） 将少数民族区分法划入各大区，有利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各民族团结。蒙古族主要在东北区，各族穆斯林主要是北方区，藏族主要在长江区，西南各少数民族主要在南方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