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必须把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农业作为核心，把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现代化作为基本目标，坚持按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结构调整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必然途径。朱文根认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项最基本的战略，应该列为整个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环节[26]。
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尹成杰认为，农产品质量是农产品竞争力的核心。加强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建设，是改善农产品质量、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措施。一是加快制定和完善农产品质量标准；二是强化农产品质量标准的实施与示范；三是加强农产品质量监督和管理；四是加强国际农产品质量标准研究[27]
。制订规划，搞好农产品区域布局。薛亮认为，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具有优势或潜在优势的农产品，实际上都是集中在生态适宜性最佳、生产基础最好和潜力最大的地区生产的。这些区域的生产水平要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增强竞争力主要应增强这些优势产品的优势产区的竞争力。因此，在此基础上制定优势农产品的区域布局规划，优先选择资源条件好、生产规模大、市场区位优、产业化基础强、环境质量佳的集中产区，集中资金、技术等各项措施投入，尽快形成一批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带，这完全符合农业生产客观规律，将能够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因此，要制定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加快品种改良与更新，实行标准化生产管理，加强市场信息服务，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和产销衔接[28]。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何伟认为，农产品加工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中占重要地位，已经引起我国的普遍重视，但还没有对整个农产品加工业提到应有的高度。所以，国家应该像重视国家计划工作那样来重视农产品加工业，每年能召开会议，部署任务，确定重点，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制定有关方针和政策，促进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顺利发展[29]。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对农村经营体制的发展和创新。尹成杰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引导和带动农业经营主体进入市场；可以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市场竞争能力；可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要大力加强龙头企业建设；正确选择主导产业；加强农产品基地建设和市场体系建设；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30]。
刘志澄认为，农业产业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一种更加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经营方式，也是农业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农业产业化经营需要不断完善和提高，当前要加快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规划与引导，积极培育具有市场开拓能力和带动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龙头企业；要制定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法规，使参与各方的责权利有法可依[31]。
四、增加农民收入韩俊认为，影响农民收入增长有七个因素，一是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二是农业结构不合理；三是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四是不合理负担过重；五是农业和农村投资不足；六是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七是深层次的体制问题阻碍发展。他认为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农民收入增长越来越受国民经济增长和宏观政策环境的影响。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现已明显失效，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须有新思路[32]。
杜鹰认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要从拿农业转向支持农业。国家要把农业和农村的公益设施建设逐步纳入公共财政开支的范围。农业投入要调整结构。在继续加强关系国计民生的农林水利基本建设的同时，要把能够带动农民近期增收的农村中小型公益设施建设作为投入重点。要改革完善对农业的支出和补贴方式[33]。
马晓河认为，推动农业发展，仅有减负政策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增加农业投入的政策。我国政府对农业发展不但要承担起大中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而且对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应不断加大各级政府预算内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扩大农业公共品供给范围[34]。
韩长赋认为，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一要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二要加大农业公共服务投入；三要增加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包括生产环节补贴、运输环节补贴等，降低农民的生产流通成本；四要，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五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支持[35]。
尹成杰认为，加大农业投入应建立既符合国际农业规则、又有效支持农业发展的农民收入体系和农业结构调整支持措施。一是继续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研教育、技术推广、质量标准、市场信息等服务体系的支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二是建立农业结构调整支持体系，增加农业结果调整投入，促进农产品加工业、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的发展，解决农业结构性矛盾冲突的问题；三是加大对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力度，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坚持农业可持续发展[36]。
马晓河认为，近几年我国减轻农民负担的改革进展不快，减轻农民负担收益面小，减负的成果难以巩固。为此，需要调整减负政策。一是应迅速地将农业、农民的负担减下来，让税费改革的好处尽快普及到全国每个农民头上；二是加强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和推广工作提供资金支持；三是积极解决乡村教师工资问题，从源头上减轻农业和农民的负担；四是逐步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37]。韩长赋认为，要通过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相关的配套改革，实现确保农民负担减轻的目标[38]。
解决农民收入问题，首先要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林毅夫认为，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要通过解决城市通货紧缩的势头，将过剩的生产能力消化掉。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发展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中国在国际上很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加入WTO后，政府扶持资本密集的、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机会就降低了。如果政府不能进行干预，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发展得比较好，创造的就业机会就比较多，劳动力转移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就会缩小[39]。
朱巧玲认为，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应寻找发展乡镇企业的新契机，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提供充分空间和载体；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应纳入国家统一的劳动就业规划[40]。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多种经营。蔡访、王德文认为，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通过增加和改进信贷、抵押担保等金融服务，以及合理的税收措施，促进中小企业、个体私营企业、民营企业等非国有经济发展，打破经营性项目投资和经营的部门垄断，鼓励民间投资，扶持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和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41]。
林毅夫认为，“三农” 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三农” 之外的非农产业的发展。这是务农农民的收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的前提。我国现阶段最具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中小企业以民营经济居多，一般在市场竞争中产生和发展，在技术选择上比较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民营经济的发展能够创造出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出口，因此对实现农村产业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42]。
加快农村小城镇发展。李炳坤认为，发展小城镇必须做到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必须与小城镇发展规划紧密结合；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43]。张晓山认为，加速中国城镇化进程，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战略仍然是发展小城镇。小城镇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是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发展小城镇要调整现行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投融资新体制[44]。
姜长云、蓝海涛认为，政府应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以宏观领域为重点，加快与小城镇有关的制度创新。要结合行政体制的改革，逐步消除按行政级别和有城镇户口的人口规模来设城建镇的现行城镇管理体制；改为按经济功能、辐射带动能力和非农人口、就业规模来设立和管理城镇。对具备一定条件的新兴小城镇，应及时撤镇建市。结合财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消除地方政府的实体化倾向，打破资源、要素和产权流动的城乡分割、地区分割和部门分割的格局[45]。加强对农民进城务工的引导和管理。韩长赋认为，对农民进城务工要制定正确的政策，进行科学引导和管理。我们要按照“政策引导、有序流动、加强管理、改善服务” 的方针，做好有关农民工的各方面工作。一是给农民工“减负”，减少各种收费，降低农民进城打工的成本。二是搞好“服务”，建立劳务市场，提供就业信息，加强就业指导与培训，提供法律援助、劳动安全、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服务，为农民进城打工创造好的环境。三是给农民工“留退路”，不要急于收回承包地，农民工失去了工作还可以回乡种田，进退有路，无后顾之忧[46]。
五、农村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张象枢认为，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农情，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一要正确处理发展农业生产与保护和建设农村生态环境的关系，选择适合我国特点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二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妥善解决好涉及所有制产业化经营、交换、分配以及管理体制等方面的问题，建立与完善能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体制；三要为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还应培养与增强科技、教育、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的能力[47]。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是农村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林毅夫认为，为了加快农村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也为了开拓广大的农村市场，扩大内需，从根本上缓解我国当前国民经济中生产能力普遍过剩问题，走出通货紧缩困境，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正确的政策选择[48]。
生态建设一直是困扰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难题。目前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仍没有得到有效控制。陈璐、薛维君认为，根本问题是没有形成生态建设与地方经济发展的互动机制，没有真正将生态增效与农民增收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从相克到相生的转变。因此，构建我国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的互动，一是要形成以生态型产业替代生态破坏型产业的产业置换机制；二是要形成引导各类资本介入生态建设的投资机制；三是要形成各种利益主体积极参与的多元经营机制；四是要形成科学、健全、公平的利益补偿机制；五是要快捷、灵敏的技术传递机制[49]。
摆脱贫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赵曦认为，农村贫困地区的稳定脱贫与发展是中国21世纪扶贫战略的主要领域，应强化农村贫困地区的社会服务，制定明确的社会计划并通过宏观政策诱导促进社会资源向贫困地区社会服务项目流动，同时制定阶段性的以基本卫生服务为主体的公共卫生计划[50]。
汪小勤、田振刚提出，应不断加大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提高农民的知识和文化素质，消除来自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所造成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供给“瓶颈”，使其日益适应现代部门就业的要求[51]。
加大投资力度，推动农村卫生事业发展。蔡仁华、石光认为，我国农村卫生投入总量过低，而且结构更不合理。在农村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支出和社会支出的比重在下降，只占10%；而农民个人卫生支出比重上升，占90%。农民支付绝大部分卫生费用，负担过重，有失公平。增加农村卫生投入，发展农村卫生事业，推进农民医疗保障，应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52]。
加强农业和农村法制建设，既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也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保障条件。刘振伟认为，当前，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的农业和农村法律体系；要全面推进农业依法行政，建立健全规范化的农业行政执法体系[53]。
建设农村政治文明，基本目标是普遍提高农民的政治民主意识和法律观念，在农村建立起讲诚信，守法制的社会组织制度和管理机制。张文宝认为，今后的任务是坚持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推进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制度；不断完善村民委员会选举制度；要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乡镇政府领导直选试点工作；在农村广泛开展民主、道德、法制的宣传教育，普及法律知识；加强农村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加强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政权组织权的民主监督，建立对权力的约束机制[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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