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或许可以用这样的表述来简要概括希特勒的情况：他的心理运转凭借的是丘脑的能量，而不是有意识的意志力和理性的计划。——当他被疯狂的激情附体时，能够达成按照更冷静和适度的计划行事的人所无法达成的事情。换句话说，他的力量来自于本我，而自我是用来为本我服务的。这种力量组合常见于强盗，但是希特勒与普通的强盗不同，他还具有浪漫的艺术家所具有的一些特点。可以说，他是拜伦男爵和阿尔·卡伯恩（AlCapone）的结合体。
2.本我
当我使用本我这个术语时，涵盖了所有无意识的精神过程——主要是突然产生的、无须自主努力的、控制了自我的情感性和意动过程，但是也包括无意识的、带来突然判断和决策的智力过程。这样的过程对于每一个人的心理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只有当它们占据不寻常的统治地位时，我们才强调它们。在直觉型的人身上，这些无意识过程尤其突出，希特勒就属于直觉型。在这方面，他的情感观念是符合他的行为的。
我们必须怀疑智力和良心，而应该信任我们的直觉。我们必须重获新的简单。（由劳施宁引述）
……受到过度教育的人，脑子里填满了知识和思维，但是没有任何良好直觉……
……训练智力的能力只具有次要地位。（《我的奋斗》）
正如马克斯·勒纳（MaxLerner）指出的那样，希特勒的基本假设是，对价值的感受是没有逻辑分类的，只能以直觉主义进行价值判断，直觉遵循自己的原则，自己就是自己的理由。换句话说，他以创造性的艺术家的方式发挥功能，这在选择了政途的人之中是很罕见的。正是他对非自主过程的依赖，导致他在日常职业生活中遇到林林总总的小事总是无法决策，他必须要等待内在的精神。
在潜意识里，工作还在继续。有时它们达到成熟，有时则只是衰亡。除非我拥有了内在的不可摧毁的信念：这就是解决之道，否则我什么都不做。即使全党都试图驱使我去行动，我也不为所动。我不会行动；我会等待，无论发生什么。但是只要内心的声音说话了，我就知道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由劳施宁引述）
很多熟人评论过希特勒心不在焉、陷于空想时的情况。哈尼施说，他“把时间用在在空气中建造城堡上”。劳施宁则写道：“我有一种印象，觉得他没有在听……他的思想在很远的地方。”另一位密告者，罗伯茨，认为希特勒包裹在自己的梦幻世界之中，没有意识到大多数的实际活动，甚至没意识到他的党派有多么残酷。如果没有戈培尔、戈林和希姆莱等人的持续合作，希特勒的行动将不可能实现。实际上，因为他的无意识过程产生了巨大的向下的拉力，希特勒经常需要在自我的困境中独自奋起，来应对突发状况。
我以一个梦游者的确信感和安全感行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在本我过程之中，我们特别需要强调闩在他心门之中的一种动力模式，我们将其称之为整体和指向性主题。这是由各种动机构成的混合物，逐步积累形成偏执观念，稍后我们将完整地阐述这个概念。它是一种刻板的、狂热的、无法治愈的丘脑能量的蓄水池，一旦释放时，它的强度将达到正常人对任何合理的事物能够施加的力量的两三倍。自我与这种无意识情结合作，为之服务，在一定限度之内，自我也可以暂时地唤醒它、使它投入运转或者让它停下。实际上，在恰当的情况下，希特勒能够很好地利用他被情结控制驱使的能力。他将其戏剧化，激发它，同时被自己口中流淌出的字句所陶醉，在兴奋与疯狂的状态中发泄他的激情。
像希特勒这样一个随时会服从于造物主的人，所具有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他的迷信，他感到自己是受到神意的保护的存在，他倾向于把惊人的事件解释为成败的迹象和征兆。像很多宗教领袖一样，据称他能够听到特别的声音，并且能看到灵魂。在这里，我们想要把他与摩门教的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JosephSmith）类比。他们主要的区别在于，史密斯听到的声音允许他自由释放性本能，而希特勒听到的声音鼓励残酷和毁灭。希特勒也与玛丽·贝克·艾迪（MaryBakerEddy）有相似之处。
（1）癔病样人格——从前文讨论过的内容，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希特勒已经表现出了癔病样人格的很多性格特征。除了确切地记录了的（1918年）癔病性的失明和失音发作，他还有情感障碍发作、幻觉，以及从噩梦中惊醒时忽然发现和听到内在的声音，白日梦、心不在焉的阶段，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想到歇斯底里症患者，有的有创造力，有的没有，对于这些人，宗教历史提供了大量惊人的案例。在这里，或许可以把他类比为贞德。
（2）精神分裂症特征——随着我们继续深入，我们将很清楚地看到，希特勒受到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典型的、完整的半幻觉系统的控制。除此之外，前一节提到的很多癔病性人格的症状，也是很典型的分裂样状态。这个男人长期积累的巨大仇恨和报复心，他实施残酷行为时看起来不受到正常的良心责备，都是精神分裂症的症状。
虽然我们也许能够说，希特勒是一个徘徊在精神分裂症边缘的癔病症患者，而且今天这个论断比一段时间之前更加可靠，但我们必须承认，到今天看来，整个德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希特勒非常成功地将自己的妄想体系加之于他的同胞，令他们整体的行为都与他相似，因此技术上讲他还是处在理智的范围之内的。
3.超我
看起来希特勒显然不是一个全无道德的暴徒，不像戈林或者他的大部分追随者——主要是说，他的密切追随者。他有超我，但是它受到了压抑，因为自我机制的设置是反对超我的干预的。占主导地位的情形可能应该描述为，自我和本我的本能力量结成联盟，共同反对超我的命令。他灵魂中很大一部分的力量，被用来努力压制和否认超我，以及超我产生的罪恶感。但是，通过（1）他公开支持暴行（同时也就是否认良知）的激烈程度，（2）当他的行为令他内心世界的良心尤其厌恶时，他感到被要求必须给出辩护之词，以及（3）整体上可以识别为无意识的超我活动的标志的一些症状，可以判断出超我的活动。
可以肯定，希特勒在写下面一段话时，不仅在说其他人，也在说他自己：
只有当这个民族不再被自己的罪恶感所遮蔽时，它才能够寻找到内心的平静，以及充足的外在力量来不惜后果、残酷无情地斩除旁枝、拔去杂草。
从很多段落中，都可以看出，希特勒将自己视为过时的希伯来基督教超我的毁灭者：
我正在解放人类，我从长期掌控着人类的一种认识的束缚中解放他们，从被称为良知和道德的虚构怪兽形成的肮脏可耻的修饰之中解放他们，从只有少数人才能承担的自由和个人独立的角度出发去解放他们。
我们必须要残酷无情。我们要重新认识残酷无情的品质，对此我们应当感到问心无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清除我们民族所具有的妇人之仁和多愁善感的庸俗，以及他们痛饮啤酒时堕落的快感。
在政治之中，我不承认任何道德法则。
良知是犹太人的发明，它跟割礼一样是一种污点。
明显地，在这里希特勒摆出了尼采式的反基督姿态，他要为人类创造一种新的超我，这是与基督教建立以来盛行的超我完全相反的一个对立面。然而，这个姿态是为他的亲密追随者如劳施宁等人做出来的，他们记录了他的上述言论。“道德上的那些老生常谈，”希特勒说，“对于民众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一个政客来说，最大的错误莫过于摆出无道德的超人的姿态来。”但是希特勒的很多公共演讲的要旨，却证明他并没有完全征服自己的超我。他的超我在幼年时就已经形成，深受他虔诚的母亲、兰巴赫的修道院以及他学校老师的影响。以下内容或可作为一个不安的良心的例证：
它（暴风突击队）并不希望把暴力确立为其目标，而是想要从暴力的镇压之下，保护精神目标的信使。（《我的奋斗》）
但是，我并没有希望用武力达成自己的目标，相反地，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用纯粹的说服来达成目标。
我从来没有意愿去发动战争，相反我希望去建造……（《我的新秩序》）
除非绝对必要，我禁止无谓地牺牲人类生命。（讨论到与波兰的战争，《我的新秩序》）
毫无疑问，大多数时候希特勒成功地压制了自己的超我。他有意识地、公开地实施了日历上记载的大多数罪行，其数量之多，以至于“病态人格”或“道德低能”的诊断好像得到了充分支持。然而，有很多事情表明，某种形式的超我正在无意识地运行着。在1934年的血腥政变之后，据说他好几周都无法安眠。夜间他焦躁不安地踱来踱去，他的抑郁和可怕的梦魇，可以部分地解释为焦虑不安的负罪感的结果，还需要包括在这一类之中的，是他经常产生的自杀想法。当然，希特勒之所以经常公开承认想要自杀，是有着使他的追随者震撼的目的的，但它们同时也与无意识的倾向相一致。根据我们的假说，实际上，我们认为希特勒后来很多的侵略行为应当归结于他的超我，这些罪行被用来平息他的良知。一旦开始了残忍无情的职业生涯，他平息负罪的良心的唯一方法，就是继续以更加无情的残酷争取成功，用成功来向自己和他人证明上帝赞同他和他的方法。但是，这种机制，只能在他的侵略行为成功时起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好运气才能证明良知（预期性的焦虑）是错误的——根本就没有任何需要害怕的事物，而失败则会毫无疑问地伴随以负罪感。
超我活动的更多证据，可以从希特勒演讲和写作中随处可见的投射的特征之中找到，我们现在就将要分析投射。
4.自我防御机制：投射
希特勒人格中明显最常见的防御机制形式就是投射，这种机制为自尊服务，使他看不到自己的罪恶感和卑微感。过去的记录里，没有任何一个案例中有如此频繁和强烈的投射过程。实际上，它的运作如此迅速、持续，以至于只要一个人密切注意希特勒嘲笑和责备的对象，他就可以对希特勒自己的本我产生一个相当准确和全面的观点。希特勒的案例有个不同寻常之处，在于投射原本绝对只是一种无意识机制，但他却有意识地采用并且深化了投射过程的使用。例如，他说：“一旦一方自己的宣传当中出现了对方哪怕一星半点的正确之处，那么这同时就为怀疑自己的正确性种下了种子。”这个命题的必然推论就是：一旦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那么也就为怀疑自己对手其实没错打下了基础。他也有充分的知识，足以了解到谴责是负罪感的证明，因为他说过：“如果他们现在说，这就是德国现在想要进攻全世界的证据，我不相信他们认真地在说这个意思，这种话只能是罪恶的良心的表现。”——这句话从世界上最大的投射者口中说出，真是不同凡响。
举出两三个例证就足以把希特勒的投射的性质解释清楚了，但是这些投射同时又代表了希特勒自身的独特描述，因此多收集一些这样的例子，心理学家会非常感兴趣的。
（1）哈尼施告诉我们，希特勒在维也纳时，常穿一位犹太朋友给他的长外衣，“他在脑后戴着一顶油腻得难以置信的圆礼帽。他的头发长长的，乱作一团，下巴上留着我们基督徒很少会留的胡子，但是在犹太人区……就不算罕见……那时候的希特勒看上去很像犹太人，以至于我经常开他玩笑，说他肯定有犹太血统，因为基督徒的下巴上很少会长出这么一大把胡子来。”
希特勒则描述过他在维也纳遇到的第一个一看就很犹太的犹太人，将哈尼施对他的描述与他对此人的描述相对比，“我突然遇到了一个裹在有系带的长袖礼服里的家伙，他有黑色的卷发，这也是一个犹太人吗？这便是我的第一个想法。”接着他开始列出犹太人令人厌恶的特质：“后来，这些穿着长袖礼服的家伙的气味经常让我觉得恶心。再加上他们肮脏的衣服，和他们不怎么有英雄气的外表。”回忆希特勒在学校的不道德行为，以及（根据一位密告者所说）他在维也纳警方记录里的被记成性行为反常者的事实，下面的说法就很相关了：“除了身体上的不洁之外，突然发现所谓‘上帝的选民’的道德污点也让我感到厌恶。”
（2）根据一位密告者所说，在维也纳希特勒被指控盗窃，然而希特勒与哈尼施友谊的终结，也是因为他错误地指控哈尼施偷窃了他价值50个奥地利金币的水彩颜料。
（3）在日常生活中，希特勒在极端充满能量和彻底无精打采之间震荡，然而——
希特勒：“一切消极被动，一切懒惰……都是无意义的，对人生有害。”
（4）希特勒从来没承认过自己犯错。根据纳粹的信条，希特勒永远是对的，然而——
希特勒：“这些永远比其他任何人知道得更多的无耻的流氓（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变得专制独裁，已经变成了生活中的疾病。”
（5）希特勒经常断言说，比起理性，他更多地服从本能和直觉的控制。
希特勒：“人们……天性和态度如此女性化，以至于他们的行为和思想较少受到清醒的思考的推动，而更多依赖感觉和情绪。”
（6）罗姆曾经说过：“他看起来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有多不诚实。”现在，整个世界都一致同意希特勒是个不朽的大骗子。
希特勒：“（犹太人）这是个什么样的民族啊！就这点来说，他们已经被盖棺定论了……大说谎家。”
（7）希特勒有一种特殊的凝视他人的方式，就好像他在试着把他们催眠。
希特勒：“他们……甚至试着用眼睛来穿透我，无数愠怒而仇恨的面孔向我转过来。”
（8）希特勒最喜欢的娱乐，是观看私密的裸舞表演。
希特勒：“契切林——以及他麾下超过两百名苏维埃的犹太人，到卡巴莱观看裸体舞者的表演，给自己找乐子……”
（9）下面我列出了希特勒各种不同的言论，这些言论描述希特勒自己比描述别人更为贴切。
①在这样的时刻，我有悲哀的预感，并且充满了沮丧的恐惧。我面对着由利己主义和仇恨组成的教条（社会民主党）。按照数学原理，它可能会成功，但是，同时它也可能会带来人类的终结。
②社会民主主义……指挥着谎言和诽谤轰炸看起来最危险的对手，直到那些神经受到冲击的人耗尽了力气，然后为了和平安宁，向自己仇恨的敌人鞠躬求饶。
③他们（纳粹集会中的反对者）就好像已经添上了导火线的火药桶，随时可能会爆炸。
④因为他（犹太人）的整个活动都不受到道德责任的约束。
⑤我一直说到舌头疲惫、喉咙嘶哑……试图告诉他们非理性的马克思主义信条具有怎样的毁灭性。
⑥……我们不会让犹太人撕开我们的喉咙而不加以反抗。
⑦（犹太人）……他爬得越高，他旧时曾经向自己承诺的目标就越多地从帷幕之下透露出来，诱惑着他，而他以发烧般的贪婪，在脑袋里无限快乐地展望着统治世界的梦想，这个梦想正逐步接近可触及的现实。
⑧他们（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将我们作为破坏人道主义的真正的主犯来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