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适成对比的是刻成时间早于《张迁碑》一年的《曹全碑》。全文900字。一字一行都写得轻巧、秀丽、匀净、自如。线条在运行中不是无力，也不是不受干扰，但是作者极善于因势利导，终于使它悠然自得地行进。人们观看这样作品会感到如沐春风，如同与老友会面、握手交谈，没有半点生分。它的无名作者很可能是一位温文尔雅、宽厚大方的书生。该碑现放在西安碑林。
下面再举两则有名有姓的书法大家的故事，以进一步证明个人性情特质与笔墨样式的密切关系。
五代的杨凝式，是宰相的儿子。他自己也做过高官，但却佯狂装傻，不办公事，游山玩水，以寄情思于乱世之中，保持了一个有正义感士子的节操。他把满腔愤郁流注到书法线条之中，这就是一手天真烂漫、驰骋恣肆、淋漓快目、狂态百出、与王安石行书《过从帖》他的性格特征相应的妙字。他的行书《韭花帖》，以走走停停、零零落落的松散形式，给人以自然而风流的印象。而他的行草《夏热帖》则是另一种态势：不是前者那样的闲庭信步了，而是急走匆匆，越走越歪，纷纷乱乱，散散漫漫。这样的书作只有一个心灵超脱、物我皆忘、别有人生与艺术悟性的人才能写出。
宋代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王安石少有壮志，不与俗同，在政治思想上强调“权时之变”，反对因循保守；任宰相（参知政事）后，积极推行新法。他的文章以政论为多，大都是针砭时弊，提出明确的主张，具有强烈的说服力。他的诗歌也都寄托了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批判精神。这位“拗相公”写的是一手老到却又不俗、有法而实无法的字，于飘飘不凡的笔墨中流露了他的睿智、正直，有时是刚愎、躁率的个性。
写到这里，需要指出，书法作品所表现的基本上是作者的性格特征等概括性、抽象性的感情，而且这种表现在笔画中也是笼统的、抽象的。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人的性格与书法的形质特征很难明确地互相对应。这并非是书法艺术的短处，因为书法的创作者及欣赏者根本就不需要书法作品表现出什么具体的感情与性情，他们所看重的只是书法形式中所表现的一种“意味”、情调，所暗示的一种“情感倾向”，这正是书法艺术的长处哩。
才识的表白
如果说表现于黑色线条中的个人性格是无意识地流露出来的话，那么，才识或审美意识则是有意识地、自觉地表白出来的。如果说个人性格流露于书法中是粗略、笼统、隐晦的，不易引起观赏者强烈感染力的话，那么，书法作者在表白才识时则是力求显山露水、独特新奇、淋漓尽致，力求吸引、取悦观赏者，在他们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才识或审美意识是理性的，也是感情的。这对于治书法者的创作热情起着强烈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一位治书法者如果缺乏它的引导和推动，就很难写出精美的作品，也很难保持旺盛的学习和精益求精的热情。同理，一位书法欣赏者如果不能在欣赏别人作品时领悟到作者的审美意识的高下和特点，他就很难在欣赏中产生、保持浓厚的兴趣，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
书法作者在作品中所显示的才识，是他最闪光、最重要、最有价值、最能持久甚至可以说是永恒的自我生命存在的形式。那笔墨字迹以及石上（或龟甲、兽骨上）刀痕总在默默地言说着作者的艺术心灵活动。
现存最早的纸上书法名家手迹是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晋朝文学家、书法家陆机（261—303）的一封信件，后人称做《平复帖》。信中叙说战乱时诸亲友情况，特别提到一位亲友的病情正在恢复，值得庆幸。它是用秃笔写成的既像章草又像今草的书体。
陆机出身于高贵的家族，少有奇才，文章冠世。但他命途多舛，在晋朝一场政治动乱中，具有诗人纯真和高远志向的他成了权谋者手下的牺牲品，时年仅42岁。他留下来的这幅惟一真迹（当然还有他的一些诗文），使他获得了永生。他的生命永远跳动在那一张9行84字的书法中。
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624—705）还是一位书法家。她曾刻意习练晋朝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多年。她的行草《升仙太子碑》是用这种字体写刻于石碑上的一个创举。其点画圆转有力，字体厚实丰满，还杂出几个怪字。这些都显示她的独特个性。武氏在当皇后时篡夺了唐朝的天下，并改换了国号；当上皇帝以后，专断豪奢，施行酷政，因此在当时和后世都遭到人们的责骂。但她这幅书作却使她获得了继卫夫人（即卫铄，272—349，是王羲之少时的老师）之后又一位著名女书法家的声誉。它活脱脱地展现出一位禀赋聪慧、才华过人的女性艺术家的姿影。
书法的才识主要是指对书法致美之理的认识以及把握艺道书技的能力。在书法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形式背后，总隐藏着这种才识，正是它决定了书法的高下优劣及体势风情。这种才识是艺术家在学艺、治艺过程中不断观察、实践、提炼、概括、领悟而成的。其中有些是自觉的，有些是当时不自觉、事后才慢慢领悟到的。许多千古美谈反映了书法家这种才识在治艺中所起的作用。
唐代篆书大师李阳冰从观察自然界万物的品类、特征、形象中悟得笔墨致美的道理。他自述从天地山川得到方圆流峙的形象，从日月星辰得到纵横运转的法度，从云霞草木得到分布滋蔓的容态，从虫鱼鸟兽得到屈伸飞动的道理，随手万变，任心所成。李阳冰的篆书《三坟记》，笔法精妙，线条圆匀、瘦细、飞动，称作“玉箸篆”，是唐朝书法一绝。
还有听到江声而得到如何运笔的启示的，那是宋朝的雷简夫。他写行书常常感到不如古人写得那样自然。后来他在四川任太守时，有一天在办公处所睡午觉，听到附近的江水暴涨的声音，便想象到江水滚滚波涛高下奔逐之状。他起身铺纸作书，力求把胸中感受到的波涛拍击的节律感、运动感、势能感运用于笔情墨势中。他的书艺自此有了很大进步。
宋朝朱长文评唐朝颜真卿的书法，说它“点如坠石，画（即横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坠石、夏云、屈金、发弩，都是实实在在的事物和动作。书法家从自然界和生活中捕捉到这些形象，并用之于书法写作中，是要经过一个抽象、概括的过程的。在纸上当然无需写出石头、云彩、金属、弓弩的实像，但要求能够表现出石头的“坠”、金属的“屈”、弓箭的“发”以及夏云的轻盈、舒展、变化多奇的势态。颜真卿之所以为颜真卿，首先就是因为他有深厚的才识、高超的审美悟性和将这些才能用于书法进行创新的胆识和本领。
情绪、酒神与草书
人有喜、怒、哀、欲、爱、恶、惧等等情绪。短暂的情绪如狂喜、暴怒、哀痛，称作“激情”，比较持久的情绪如愉快、忧伤、怨恨、无聊、思慕、抑郁，则是“心境”。这种种情绪都能影响到写书法者的笔墨风情和体势。
情绪有正面的和负面的两种划分。正面情绪下写成的书法作品可举草书大师怀素的《自叙帖》为例。他生活于公元8世纪的唐朝，是个僧人，但不守清规，嗜酒如命，一日数醉，人称醉僧。这幅狂草共有126行。是他在笔法登上顶峰时期自道身世、炫耀书技的一幅名作。文中列举了当代诗人、名流对他书艺的赞美诗句，又以浪漫恣肆的笔墨线条传出了豪放自得的心情。笔画字形参差横斜、钩环盘绕、奇险迭出，极富飞动感、节奏感和整体感，犹如一曲美妙的交响乐，人们听完之后余音在耳，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宋朝诗人陆游（1125—1210）有9300首诗留怀素狂草《自叙帖》部分传至今。有一首《草书歌》，谈他在愁苦郁闷心情下作书的体验。他一生热心报国，呼唤抵抗外敌；青年时代投笔从戎，曾多次亲临抗敌前线；但壮志难酬，并遭到投降派的迫害排挤。他57岁时闲居故乡，忧愤难已。一天，他又以饮酒来消除心中的块垒。这首诗的大意为：“我家酿有许多酒，却是消除不了满腹愁闷。今天乘着酒兴，提笔写作草书。一时之间，天地忽然变得狭小了。笔在纸上任情挥扫，犹如得到风和云的力量。草字飞舞的姿态像神龙战于郊野，掀起带有血腥气的昏暗尘雾；又像奇怪的妖魔推倒山峰，将月亮都遮得昏暗无光了。写完了字，心中愁苦消散了。我兴奋到了捶床大叫、头巾都落到地上的发狂状态。这时觉得纸上写字还不够痛快，最好是写到高堂的三丈高的墙壁上，才能抒发出胸中激情和作书的兴致。”可惜这幅草书没有留传下来。想来那必定是一幅笔势飞动、变幻莫测的杰作。
上面两位书家在酒神的催动下都是以草书或狂草来抒发激情，并写出了绝妙之作。有人对酒神的这种神奇作用作过解释。原来人饮酒之后，大脑皮层受到刺激，精神压力全消。他要冲破世俗的和艺术的常则，进入最自由、最坦露、最能体现自己创作个性的境界，写出平常未曾尝试过的艺术样式。
现在再从草书的特点来作剖析。草书与其他书体不同，笔画常化断为连，或似断实连，又多参差、错落、钩环盘绕，枯湿杂出。字形正斜随心，字与字间时见连接、摇摆、交错，行与行间宽宽窄窄、弯弯直直，平行或不平行，造成了不稳定、不平静的势态。这些往往应和了人在激情或灵感支配下的亢奋激荡、躁动不安的心灵节律。
草书（尤其是狂草）是各种书体中最自由的一种，别种书体的那些笔法字法规则都约束不了它。这种情况可以用绘画的情况来作比拟。作画以画人像最不自由，因为画人像最要求形似；而画山水、花草则对形似的要求不那么严格，画者能随意作画。前者相当于写其他各种书体。后者则相当于写草书，它虽然也要求写成的字具有可辨认性，但却可以不遵守诸种正体字的规范，可以改变它们的线条组合法式，因此就具有极大的随意性、风流性、自由性。草书有了这样的解放，就可以尽力追奇求美，宣泄作者的激情和艺胆了。
最后还有一点，在诸种书体中，草书又是最能使书法这门空间艺术增添时间艺术特色的一种。其他书体的时间艺术特色是由字的笔顺也即写字时的笔画前进方向及笔画的先后顺序造成的。所以欣赏书法的人并不是一眼就能直观到这种时间特征，甚至可以说，他对这种时间先后顺序根本就不理会，不感兴趣。草书的时间艺术特征主要是由字内笔画之间和相连两字之间出现的连笔所造成，因此欣赏者可以立即直观到这种时间特征，并引起莫大兴趣。这种明显的时间艺术特征，当然极受由激情和灵感催动作书的作者欢迎了，因为他们此时正急须以迅速运行的笔墨来显现他们波动频率极高的心灵呢。
行文至此，需要指出，书法作品虽然能表现、宣泄作者走笔时的情绪，但它并不能“曲尽于心”，他不能用笔下的某些点画、某个字形或一行字的排列来直接道出自己这种情绪。此中原因在于，一笔一画、一字一行不可能是某种特定情绪的物化形态，例如什么样的笔画、什么样的字形或一行汉字表现出快乐及快乐的程度，另一种笔画或一字一行则表现出悲哀及悲哀的程度。若说作者在写字时正洋洋得意，笔下的作品也会显得眉飞色舞；他心头烦闷，作品就也显得紧锁双眉，决不会有这样的事！书法不同于诗文。书法作者的所谓表现或宣泄，不可能像写诗文的人那样用个什么标题为“因……而作”、“因……有感”，然后确实在诗文中道出他的什么思想和感情，诗文能做得到这样，书法则办不到。
对于书法创作者来说，情绪只是他参与创作过程，为他增添兴致、达到神融笔畅的一种助力。他不会企图在纸面上表达或记载当时的具体感情，那是不主要的，也是办不到的。显现于书法作品中的顶多只是节奏转快、起伏明显、诡形怪状等等难以准确度量的形式变化而已。这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够满意的了，因为他十分明白，书法虽不是哑巴，但讷于辞令，它是“贵人少开口”。它擅长于用隐晦的艺术语言折射出人的心灵，这种折射的作用有时比直言道出更有感人的力量呢。
书法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灵
我们已从上面十多章篇幅中了解了汉字的特色、书体的演化以及书写的重要功能，现在可以谈谈书法艺术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灵的关系了。
中国人的文化心灵可从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上古陶盆上的绘画寻得，可从商朝的铜鼎上的人面纹寻得，可从北京故宫中的三大宫殿寻得，也可从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河南龙门石窟寻得。秦砖、汉瓦、唐诗、宋词，也莫不显示出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灵。
书法是中国有几千年历史的高级艺术，当然更能显示中国人的文化心灵了。这种文化心灵植根于古老的哲学思想。它可以上溯到先秦诸子，主要是儒家与道家的学说。两者相对而又互补，成为推动、影响书法美学思想演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孔子像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前551—前479），他的学说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约有两千多年，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主流思想。儒家提倡仁义、忠恕和中庸之道。在人生观方面，它讲求人世、进取、乐观。在艺术观方面，它肯定自然之美，强调美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强调美善二者的统一；认为文艺能陶冶情性，进行审美教育，提高人的伦理道德观念，使之进入高尚的精神境界，因此对社会的和谐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道家的创始人是与孔子同时代、比他年长的老子。道家学说的中心是“道”。它强调人的思想、行为应效法道，即遵从自然的规律。在人生观方面，道家讲出世、退避、消极。在艺术观方面，强调超功利的无为，“返璞归真”，就是说理想的美是回到自然去，寻求自然和人的本质。道家讲艺术上的浪漫主义，认为审美应与实用分开，人不应刻意追求与功利结合在一起的美和满足生理上的快感。真正的美应是顺应自然、不受外界束缚而进入自由的一种精神境界。这样的艺术审美观比儒家深刻，因此对后世也产生较大的影响。
概括说来，体现于书法及其他艺术门类中的上述两家的共同的美学观念表现为三个方面，即：简约为美，气韵为美，中和为美。
简约为美儒道两家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自然和人间的事物虽然纷纭繁复，却都是由最简单朴素的材料构成和按一个最基本的规律行事的。
儒家的经典之一《易经》认为宇宙中有阴和阳两种气，它们都十分简约。两者既矛盾又统一，它们合在一起能生成万物。对于人来说，平易容易明了，简约容易顺从，人间的事靠着平易和简约就能合理。
另一本儒家经典《礼记》说，最盛大的音乐必定是平易的，最大的礼仪必定是简单的（“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它们都能发挥最大的审美和教育的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