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提倡“民权”，他们首先借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来解释国家的起源，证明民权的合理，同时又用公羊三世的理论来证明世界必趋于实行民权的社会。前者以作为翻译家的严复和运动中的激进分子谭嗣同说得最明确。严复在他那着名的《辟韩》一文中，说明国家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民“有相欺相夺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赋而置之君，使之作为刑政甲兵，以锄强梗，备其患害；然而君不能独治也，于是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因而他认为君臣都必须由人民的意志决定其立废，都必须根据人民的意志行事。否则，“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谭嗣同在《仁学》和《报贝元征书》等着作中，对于国家的起源，君臣与人民的关系也作了类似的说明，而他还特别强调了人民应有“共废”君臣之权，如果君主不好，人民可以“得而戮之”，他认为这算不上是“叛逆”。梁启超则根据公羊三世说推衍出人类社会“自今以往，同归民政”。他们对于国家起源的这种解释，和由此得出的关于君臣民关系的这种理论，虽然不能说是很科学的，但是我们从他们那种大胆批判君权神授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中是闪耀着民主主义的光辉的。
与宣传“兴民权”的同时，他们猛烈地向专制君权开火。严复、谭嗣同、梁启超，是这方面的几个代表人物。严复把中国自“秦以来之为君”者，一概称作是“大盗窃国者”。谭嗣同也把秦以后两千年来之君主看作是“大盗”。梁启超则认为中国历史上二十四朝，除少数外“其余皆民贼也”。
他们把中国历朝封建君王都说成是大盗、民贼，虽然对过去的封建君权作了勇敢的否定，但是他们不仅不能由此逻辑地得出废除封建专制君主政体的结论，而且他们对于当前的封建君主光绪皇帝，却大加吹捧。他们众口一词地把光绪帝歌颂成是“圣主”和“慈母”，有十五大“圣德”，因而他们认为只需光绪帝“纡尊降贵”，即去除一些不必要的、妨害君臣接近的繁琐礼节就能“内交泰于臣民”。 这种“纡尊降贵”的目的，不但不是要压抑君权，实际上却是为了加强光绪的实力，也就是“屈尊以保尊”。戊戌改良派一面激烈攻击历朝君权，一面又不仅不要求废除君主，而且还热烈吹捧现实的君主，这是他们在对待封建主义态度上的一个极大的矛盾。
至于怎样“兴民权”，他们也作了规划。
首先，他们所说的“民权”，实际上是指的“绅权”。梁启超在《上陈宝箴书论湖南应办之事》一文中，认为要兴民权，除必须先开民智以外，还须“先兴绅权”，而“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因此，他们所谓的“兴民权”，是遥远以后的事，事实上他们正是以此为名来达到兴绅权。关于这一点，谭嗣同在给他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说得更加明白，他认为要兴民权就得开议院，而“苟有绅权，即不必有议院之名，已有议院之实矣”。这就是说，只要有了绅权，也就等于兴了民权。可见，戊戌改良派口中的“民权”实是指绅权，名与实是不一的。当然，在当时绝对专制主义的统治下，给那些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士绅们以一定的权力，让他们主持一些地方的政治经济事务，这终究多少还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而，尽管他们的“兴民权”只是要兴绅权，在当时也依然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其次，他们认为要“兴民权”，就必须先培养人民的力、智、德，然后才可给人民以权力，严复在《辟韩》中激烈地攻击了封建君权后说：“然则及今而弃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民之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长、德未和也。”
梁启超在上述给陈宝箴的上书中，强调“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他认为这个“开民智”的工作，不能由无权力的“民”自己去开，而只能利用现存的君权来实现“开民智”。
梁启超在给严复的信中这样说：“譬犹民主，固救时之善图也。然今日民义未讲，则无宁先借君权以转移之，彼言教者其意亦若是而已。”严复也抱着同感，认为要使人民发展力、智、德，就得靠“中国有圣人兴”，然后才能“悉听”人民“自由”。
依靠封建专制君权来“兴民权”，这是戊戌改良派对封建主义的态度上又一个极大的矛盾；然而这却正是改良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他们从这个理论出发，就能借口民智未开而反对人民起来革命，反对推翻现存的封建政权，借口现存政权可以开导民智然后给人民以自由和权力。后来梁启超等在《新民丛报》发表的文章中，很多就都是用“民智未开”、革命将会引起“内乱”等作为自己反对革命的理由的。
三
戊戌改良派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态度，反映了他们当时的旁徨心理，这种旁徨心理正是他们在政治上极度软弱和严重妥协的表现。列宁指出：“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这是一般改良主义者都具有的特点，戊戌改良派虽然发动了一次广泛的政治运动，但是他们在对待“旧有统治阶级”的态度上，也同样不主张消灭其统治的“主要基础”，例如他们根本不敢触及土地问题，不敢触及推翻清政权的问题，等等，而且就在这样的限度以内，他们也还表现了上述种种矛盾，这都是由他们当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首先，戊戌变法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已有了二十几年的历史，并开始了初步的发展，但是它的实际力量仍是很弱小的。据统计，从1872年到1894年的二十三年中，中国民族资本所设厂矿一共74家，总资本21636838元。从1895年到1898年的四年中，所设厂矿80家，总资本17810000元。甲午战后的发展虽比以前快得多了，但总计从1872年到1898年的二十七年中，中国民族资本所办厂矿的总资本一共也不到4000万元，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与封建经济相比，还是显得很微弱的。在这个时期，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已深入中国，在经济上已控制了中国的海关、铁路和内河运输以及许多重要的厂矿、金融机构；在政治上也已控制了清政府，因此，他们已能凭借各种特权和资金、技术、交通等方面的巨大优势，自由地在华大办工厂，大量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这样，比起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势力，中国民族资本就显得更加微弱。
同时，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是由地主、官僚和商人转化而来的，其上层几乎全由官僚地主转化，因此他们本身还带着浓厚的封建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以发动和领导戊戌变法运动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来说，他们本身就都出生于官僚或地主家庭，在发动变法运动时，他们本人也都身居仕津。所以戊戌变法时期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对地或绝对地说，都还很弱小，从他们当时的发展程度来看，他们实在还不足以发动一次广泛的政治运动，可是因为在民族危机尖锐化的刺激下，全国人民都要求救亡图存，必须有人来领导这个运动；而当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未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农民革命力量则自从太平天国失败和19世纪70年代各地起义被镇压以后，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还未能恢复和形成一个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而资产阶级中的革命派还刚刚在形成中，他们在国内还没有足够的影响。这样，已经有了三十年左右历史、在国内有较深影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就被历史推到这次政治运动的前列，充当了救亡运动的主要角色。由此可见，这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是在特殊的条件下早产出来的，它还未及相应地壮大本身的阶级力量，因而他们既提出救亡图存、改革内政的主张，又因为本身还过于软弱而不敢触及反帝的问题，不敢触动现存封建政权的统治基础。
其次，在当时的条件下，想要中国富强，就必须发展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和科学，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还是先进的东西。因此，那时的爱国分子要救中国，就只得向资本主义国家去寻找真理，向他们学习，拜他们做“老师”，这就使得戊戌改良派容易受英、美、日等国的欺骗、拉拢，也使他们容易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盲目崇拜的心理，迷信他们的力量。如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认为，“结英则以直布罗陀、苏彝士、亚丁、锡兰为长城，则东西雄国皆不能来矣”。这些改良主义者的头脑中，充满着对自己“老师”的迷信和幻想，这就使他们对帝国主义不能不表现出极大的妥协，表现出矛盾重重的政治态度。
最后，戊戌变法是通过改良派与最高统治者皇帝相结合的途径来进行的，并且主要是用这个皇帝下诏书的方式来推行的。清廷内部帝后不和、帝党无权的状况，使光绪皇帝“很想做出一点惊天动地的事来”，因而他倾向于变法，与改良派进行了结合，这使得改良派由原来的立场向后倒退。在这方面，谭嗣同的态度是个典型的例子。
他在1895年着的《仁学》中，痛骂清朝是“贱类异种”，要大家“勿梦梦谬引以为同类”。而当光绪帝与改良派结合，倾向变法的时候，谭嗣同就一反故态，称他是“圣天子”，说光绪帝“亦若逆知民隐，而慨然沛以殊恩”，因而应当对他“载山知重，感激涕零”。戊戌改良派之所以热烈歌颂光绪皇帝，在他们看来，皇帝是有着为所欲为之权的，因而“欲速变法以救危局，非先得‘圣主’当阳不为功”。所以，当光绪帝出来为变法运动“当阳”时，苦于难寻奥援的戊戌改良派就兴高采烈地同声欢呼“圣主”了，同时，他们的脚步就在这种欢呼声中更向后倒退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但同时，“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在革命时也表现了这种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那么，戊戌变法时代，那代表着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士绅和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的改良派，自然就更加充满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妥协了。本文论及他们的各种矛盾态度，正是他们这种阶级性与当时具体历史条件结合后的具体反映；而他们所反映的这种矛盾态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早期政治面貌的一个缩影。
原载《江海学刊》1964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