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条约》签订后，迫于中国人民的斗争和各国的压力，俄国只得同意分三期从东北撤走全部侵略军。但到1903年4月，其第二期撤军期限已到时，俄国突然拒绝撤军，反而向中国提出实质上要把我东北变成其殖民地的七条要求。同年10月第三期撤军期限到时，继续拒绝履约，从而发生了中俄间就撤军问题进行的第二轮谈判。在这轮谈判中，俄国故技重演，先是无礼地拒绝中国公使胡惟德觐见俄皇的请求，继而在复照中声称：“查俄国政府欲将未了之事求一持平办法，故有所请，而中国不允。中国地方官与俄员为难，尤以盛京将军为最甚。中国北面与俄国邻界地方又增兵备。中国驻各国之使，与各政府屡有所商，无非不欲将两国所应径直相商之事和平了结。凡此种种情形，是俄国近时办法之所由来也。”这里把中国驻外使节与所在国的交往也说成中国的过错，真是强词夺理、蛮横霸道。
俄国这种蛮横霸道态度，使它孤立于国际，激起中国人民极大愤慨。国内各地广泛兴起拒俄运动，尤其是中国留日学生群情激愤，召开拒俄大会，成立拒俄义勇军准备回国驱逐俄国占领军出东北。虽然由于清政府破坏等原因，拒俄运动被压了下去，但全国民众，尤其留日学生痛恨俄国的情绪，一直持续到日俄战争结束。与俄国相比，日本的对华外交要圆滑得多。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后，日本发誓要报仇，提出“卧薪尝胆”、“十年磨一剑”的口号，在国内大力扩军备战，对外积极争取英美，笼络中国，孤立俄国。
由于日本刚侵略了中国，迫订令“四万万人齐下泪”的《马关条约》，而俄国则“还辽有功”，因而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要笼络中国，使之在日俄冲突中“直日曲俄”是很不容易的。但它通过圆滑的外交手段，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日本为笼络中国而采取的活动主要有：
第一，积极吸引中国人去日本留学。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迅速发展，早已引起日益增多的中国人注目，甲午战争的结局更使许多中国人对日本刮目相看，1896年就有13名中国人赴日留学。1898年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函称该国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借悉中国需才孔急，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该国自应支其经费”。为了使中国人到日本后尽快掌握日语和其他必需的基础知识，日本国内还创办了一批专为中国人补习日语等知识的学校。招收留学生，本来就会使这些留学生对于所至之国产生亲近感，何况它适逢其会地顺应了中国在甲午战后急图振兴之需，因此赢得中国各阶层人士的热烈赞扬。例如御史杨深秀奏称日本此举“智吾人士，助吾自立，招我游学，供我经费，以着亲好之实”。
又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也极力提倡“可多遣”中国人去日本留学；在1901年他与刘坤一的《江楚会奏》第一奏中，重申中国学生留日之种种好处，其中谈到各国学校“教法尤以日本为最善；文字较近，课程较速，其盼望学生成就之心至为恳切”，等等。之后，中国驻日公使杨枢还称赞日本“实有期望中国振兴陆军之意”，而主张多派学生去学习其军事。第二，对中国各派政治力量一律联络、拉拢。在戊戌变法中，日本民间人士和一些官员，不同程度地同情维新派，在变法失败后帮助康、梁出逃，并为他们提供在日本创办报刊、学校和从事宣传活动等的条件。但日本政府却极力对新、旧各派皆示友好；“不偏向哪一派，而仅仅对于作为友邦之中国表示友好”。所以在容忍康、梁在日本进行宣传活动的同时，尽量不得罪清政府，照当时一位外务省官员的话来说：“采取改进主义还是守旧，是中国的内政，我们只能以我国的利害为唯一标准，来利用这些机会。”当20世纪之初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党人大批聚集日本，开展革命活动时，许多日本人，主要是“大陆浪人”，参加了革命党的各项活动，其中有像宫崎滔天那样真诚地帮助中国的友人，更有为谋求日本利益而参与中国革命党人活动的人，但不论其动机怎样，他们都确曾积极地支持过革命党人的活动，从而取得了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的好感。而在这些“民间人士”与革命党人广为结交的同时，日本政府继续保持与清政府的“友好”。
第三，在中外交涉中扮成中国的保护人。在八国联军侵华中，日本出兵2.2万多人，占八国联军总数4.7万多人的46％以上，是出兵最多之国。但即使如此，日本政府亦不忘向中国表示“友好”，如1900年7月3日，清政府就日本公使杉山彬被杀向日本政府道歉，日本政府在回信中大谈“日本政府与贵国政府素敦睦谊，如有实为紧要时，日本亦不敢辞其效劳……日后与各国商议之际，日本自应从中出力，保护贵国利益也”；在辛丑议和时，日本又向中国表示：“我政府及全国人民，均愿保全中国领土”，“凡可相助者无不竭力”。日本所说的“出力”、“相助”，就是在议和中反对俄国提出的一些过分苛毒的条款，并鉴于俄军已占东北，日本又不敢与英国争夺，因而反对瓜分中国，主张“保全中国”。日本这些出诸私心的“相助”，使得清政府感激涕零，说日军“到京之日，首先安民，又于和议要端，尽力维持，特伸公论，东方大局，赖以保全”。把日本说成是中国的恩人了。
在1900年冬中俄开始交涉俄军撤出东北问题时，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即主动向李鸿章表示，日本驻俄公使将“竭力相助”杨儒与俄的交涉；而日本外务省则向中国献策：“中国似可答以此次事变关系各国，宜归入各国公约并议。方能牵制，不致吃亏。”日本在日俄战争前夕上述对华外交活动，取得了成功，使中国人对其产生了好感，加以日俄战争又是因俄国侵华直接引起，并恰好发生在中国民众普遍痛恨俄国之际，所以，大多数中国人很自然地“直日曲俄”了。吴玉章后来说：“日俄战争开始后，人们由于对沙俄的痛恨，还把同情寄予日本方面，听见日本打了胜仗，大家都很高兴。现在看来，这是多么幼稚可笑。”
四、“同文同种”论与“联合兴亚”论之影响
中国人之所以“直日曲俄”，还与那时风行于中日两国的“同文同种”、“联合兴亚”之类舆论有很大关系。
历史上长期以来的友好交往，在人种与文化上的比较接近，以及19世纪中叶曾同受西方侵略的遭遇，使中日两国都产生、滋长关于中日同文同种、应当联合兴亚的舆论。早在1863年，平野国臣所撰《制蛮础策》一书中就提出中日两国“地势连邻，风气粗类，是以气禀颇同，发眼无异，古来即有通问之好”，因而是可以“相与谋事”的“道同之国”，主张派使来华结盟，把西方入侵者“逐诸洋外”。明治维新后，日本渐由受西方侵略之国变为侵略别人之国，但关于中日“同文同种”之类的舆论不仅未歇，反而更烈。一些并不反对日本侵略邻国的人，仍认为中国如被西方列强瓜分，将使日本失去缓冲与屏蔽，而使西方列强进而集中力量对付日本，给日本带来危险，因此他们仍唱“中日提携”之调，只是这种“提携”须以日本为主。如1890年，小泽豁郎、福本诚等人成立“东邦协会”，标榜以“能对全部东洋人民之前途起启迪作用”为宗旨，副岛种臣、近卫笃麿为正副会长，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小村寿太郎、犬养毅、头山满等以后都成为其会员。接着，樽井藤吉1893年出版《大东合邦》一书，宣传“彼白人欲殄灭我黄人之迹，有历历可征者。我黄人不胜，则为白人之饵食矣。而胜之之道，在养同种人一致团结之势力耳”。
直接而明确地把中日“同文同种”与黄白人种的生死竞争联系起来。此书1898年译成中文，得到中国人的好评，梁启超为之写序，蔡元培则写了读后感，盛赞此书“引绳切事，倾液群言，真杰作也”。近卫笃麿1898年发表《同人种同盟附中国问题研究之必要》，更加强调了中日同文同种，应联合兴亚：“东洋的前途，最终不可避免地将成为人种竞争的舞台……而最后的命运，仍是黄白人种的竞争。在此竞争之下，不论支那人还是日本人，都应认清白种人是共同的仇敌”，所以中日应建立“同人种同盟”。
在宣传“同文同种”、“联合兴亚”的日本人中，有的人如宫崎滔天，真诚地希望帮助中国独立富强，并以此推动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使我黄人为有名誉之种族，轰轰烈烈，建新纪元于宇宙间”。更多的人则怀有借此建立以日本为首的东亚新秩序、实行“亚洲门罗主义”之类目的。但不论目的何在，他们都把中国作为主要对象，而把俄国作为最主要的“白色人种的威胁”，这与中国人的观感正好是相符的。
在中国，也很早就有人宣传中日“同文同种”和“联合兴亚”的主张。早在1880年，在中国驻日公使馆任职的黄遵宪，与公使何如璋，联合了一批日本友人，成立“兴亚会”；他又撰文称日本为“兄弟之国”，提倡中日联合抗俄。继此之后，许多早期改良派思想家也群起呼应。
甲午战争后，“同文同种”之类宣传并不因中日两国刚打过仗而消寂。相反，由于严重的民族危机迫降头顶，中国的志士仁人们为了救亡图存，迫切需要改革内政，振兴中华，看到与中国在人种上、文化上比较接近的日本通过改革而臻富强，仿佛看到了作为黄种人的希望。《东方杂志》当时有一文曰：日能困俄，则“种族强弱之说，因之以破”，因为中西差距如由于种族，则难以改变，若由于政教，则人尚能努力改之。（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吴玉章当时写的感事诗，就很贴切地写出了那时很多中国人的心态。所以，人们更希望同是黄种的中日两国能联合兴亚、卫亚。为了说服人们与日本消释前仇，郑观应还以奥地利在受普鲁士进攻后，“不计宿仇，与普连盟，同御俄法”为例，要求中国人不要记仇，同时也要求日本仍“念辅车相依之谊，唇亡齿寒之忧”，帮助中国振兴。
戊戌维新派也几乎无一例外地力倡中日联合，振兴亚洲。例如唐才常在湖南的维新报刊上大力宣传“联日以联英”，结成中、日、英联盟共同对付俄国。至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都在钦慕日本的同时，极力提倡中日联合。孙中山1895年准备广州起义时，与梅屋庄吉的初次交谈中就表示：“中日两国不幸发生战争，但我们非团结起来不可”，希望日本帮助中国革命事业。1897年在与宫崎滔天的初次交流中，孙中山也谈到同一主题。在以后他组织的历次武装起义中，常把购买、运送武器的重要工作，托付给日本友人去做，表明了他关于“同文同种”、“联合兴亚”之类思想的真诚。后来《民报》更以“主张中日两国之国民联合”作为公开揭示的宗旨之一。而陶成章、章太炎更通过历史考证，宣称中日是同种同族。章太炎1901年发表《正仇满论》一文，论证了中日两大民族不但同为黄种，且还是同一民族；陶成章则在1904年着成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强调“言人类学者，当以历史之界为界，不当以天然之民族为界”，以此把大和民族与汉族同列入昆仑山系的民族。
甚至连李鸿章也乐道中日“同文同种”、应互相提携之类议论。1895年他在马关议和时，第一次谈判时就大谈日本之崛起证明“黄色人种亦不让白种人一步之事实”云云。虽然他大弹此调是企图请对方作些让步，而这只能是一厢情愿；但连他这样位高权重、不无矜持的人也欲以此打动对方，正说明这种舆论在中日两国影响之深广。
所以，中日甲午战争后，虽然日本已成远东唯一强国，但它尚需借助中国来与俄国争夺；而中国虽刚受过日本的侵略和残酷敲诈，但救亡图存的急切形势，又使中国人从日本的崛起中看到黄种人的希望，并想从它那边得到一臂之助，来对付俄国这一中日两国共同的威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同文同种”、“联合兴亚”，是很能为两国许多人喜闻乐道的，因而自然也有力地影响了中国人对日俄战争双方的不同态度。
中国人“直日曲俄”的情况，在日军取胜后很快就为对日本的失望所取代。日军每占领东北一地，到处以征服者的姿态，压迫、搜刮以至杀害中国人民。在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全盘接收了俄国在东北的侵略权益，很快建立一套严密的殖民统治机构，使中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陷入深重苦难。在日俄战争结束后一年，中国舆论界就认识到：
“日之与俄，殆如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因不属本文范围，故不赘述。
原载《中日文化论丛》（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