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分肯定秋瑾是伟大的爱国者和坚定的革命者时，一些学者也如实地指出秋瑾在“反满”方面不适当地夸大满汉矛盾，对民主政治观念不甚明确，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认识不深，以及对民众力量估计不足等缺点，但这些对于她都只能算是白璧之瑕。
（二）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上述郭沫若1958年给《秋瑾史迹》写的序言中说：“秋瑾不仅为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先觉者的典型。”而着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则认为：“严格地说，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到秋瑾才具有实际的意义。”这些评价，代表了大陆学术界对秋瑾在争女权斗争史上的杰出地位的普遍认识。秋瑾自述“革命当自家庭始”，她正是首先从反抗封建纲常伦理对妇女的压迫、束缚开始，走上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而当她留学东瀛、参加革命党后，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一直继续以很大的毅力和精力，从事妇女解放活动，特别是创作大量诗词、文章，创作情词悲壮的弹词《精卫石》，以及回国后在沪创办《中国女报》杂志，通过这些，大力宣传，号召妇女解放，提出了许多极为先进的妇女解放思想。
她把中国妇女从降临人间直到葬身黄泉的种种苦难与屈辱，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控诉；又以“天赋人权”论为武器论证了妇女与男子天生相等，不存在孰优孰劣，尖锐抨击了各种封建纲常伦理对妇女的歧视、束缚、压迫。
她提出妇女应当通过学习文化、技艺，获得谋生本领，以便从经济上寻找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这是很深刻的思想。
她提倡妇女们应当依靠自己的团结斗争来争解放，为此就应“结团体”；特别是她提出要把《中国女报》成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到要创建全国妇女团体。她号召妇女们参加反清革命，“恢复江山劳素手”，“男和女同心协力方为美，四万万男女无分彼此焉”，从而把妇女解放与革命，与整个民族的解放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她自己又是以身作则地照此去做。
秋瑾在妇女解放方面的活动和以上这些先进思想，大都达到了其同时代人尚不曾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她是当之无愧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
（三）杰出的女诗人：秋瑾一生创作了大量诗词歌联，虽然相当部分“随手散佚”，被捕牺牲前又主动销毁许多，但仍有诗123题、断句8句、词39阕、联句2条、歌6首和弹词1篇传世。秋瑾的诗词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表现在其诗在语言上清新、通俗、自然，既继承古典诗学传统，又富有创新精神，颇多古词今用的佳句，词汇储量十分丰富；运用中外典故恰当、灵活；诗思广阔，情感丰富，等等。
关于秋诗分期，一般都主张应分三个时期，亦即秋宗章《六六私乘补遗》所划分的“深闺时期”、“东渡时期”、“革命时期”（具体的称法有多种，但基本分法无区别）。对其中早期即“深闺时期”秋诗的评价，有人认为“多数是写风花雪月，离情别绪，调子哀怨低沉，风格纤细，这类作品比较缺乏现实内容”（郭延礼《秋瑾诗文选》前言）；有人则认为秋瑾早期咏花吟草的诗词中体现了她的“竞雄”性格，“不能作为一般的风花雪月的作品去看待，而应作为秋瑾一生诗作以至投身革命的思想基石，去加以重视”。（郑云山、陈德禾《秋瑾评传》）对于秋瑾诗词的主要内容，一般认为可以分作“咏花明志”、“思亲述怀”、“尚武爱国”、“咏史感时”和“革命赠答”等方面，其中以忧国忧民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内容，又贯彻始终，体现于极大多数诗词之中。
四、对一些具体史事的论证
大陆学术界对秋瑾生平上述三个方面的主要业绩进行评价的同时，对其生平许多具体史事，也进行了热烈讨论或深入考证。主要有：
（一）讨论得最多的是秋瑾究竟生于何年？秋瑾生前好友徐自华，1908年写《鉴湖女侠秋瑾墓表》，说秋瑾1907年殉难时“年仅三十有三”，照此推断应出生于1875年。秋瑾的弟弟秋宗章1934年写的《六六私乘》，则明确地说秋瑾生于“光绪元年夏正十月十一日”，光绪元年即1875年，这与徐自华所说一致，而更具体地记明了月、日。因徐自华、秋宗章与秋瑾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的记载具很大权威性，故其所记为人们普遍采纳。但1958年《秋瑾史迹》问世，内附有秋瑾1907年被捕时的（供词），声称当时她“年廿九岁”，照此推断，她应生于1879年。据此，《文汇报》1961年10月刊载一文，断定秋瑾生于1879年，两个月后，该报另有一文更以福建云霄一位已96岁老人的回忆，来证明秋瑾生于1879年。“文革”结束后，邵雯在1978年11月《历史研究》撰文重申此说，一时为不少人所采纳，以至《辞海》“秋瑾”条，亦采生于1879年之说。但不久《历史研究》1979年12月公布一份材料：秋瑾与吴芝瑛1904年结盟的“兰谱”，其中写道：“秋闺瑾……年二十八岁，十月十一卯时生。”照此，则秋瑾应生于1877年农历十月十一日，亦即与秋宗章在《六六私乘》中所记的生月、生日完全吻合而生年却差二年。
而陶成章在《秋瑾传》中亦记“瑾死时年三十一”，亦即陶氏也记秋瑾生于1877年。此后，学术界就秋瑾究竟生于1875年、1877年、1879年三者中的哪一年，进行热烈争论，前后发表文章达25篇。我们在1986年出版的《秋瑾评传》中，进行了反复考证，确认秋瑾生于光绪元年十月十一日，即认为秋宗章所说是完全正确的，现这已为学术界广泛同意。除生年之外，对于秋瑾何时初次入湘，何年与王子芳结婚，何年初上京华，何时赴日留学，是先入光复会还是先入同盟会，何时由日返国，何时回湘向王子芳之父诱款，以至哪一天就义等种种史事的具体时间，都有过争论，目前大都已有统一的认识。
（二）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清军至绍兴大通学堂捕秋瑾等人时，秋瑾他们有否“开枪拒捕”？绍兴知府贵福在逮捕秋瑾及学堂内程毅等六人后，曾张贴告示，指责秋瑾“竟敢开枪拒捕”；与秋瑾一道被捕的六人在受审时，程毅、徐颂扬、蒋继云、钱应仁等都说到当时学堂内有人开枪，但他们都说不清究竟是谁开的枪；贵福在给浙江巡抚等人的报告，以及浙抚张曾给军机处的电报和给皇帝的奏折中，亦都说到在围捕时学堂内有人开枪拒捕。因此，以往人们均不怀疑秋瑾曾开枪拒捕。但《浙江学刊》1983年第1期刊载出“质疑”文章，从秋瑾得知清军来绍时急忙隐藏枪弹武器，程毅、蒋继云等都没有指明是秋瑾开枪拒捕，贵福等人亦只能含糊其词地以“不知何人开枪拒捕”加罪于秋瑾等几个方面，认为所谓“开枪拒捕”系贵福为应付社会舆论而制造的假案。
我们在《秋瑾评传》中，对此作了分析，根据当时学堂里只有秋瑾随身带了一支手枪，而在清军已包围大通学堂时，她开枪理属正当；清政府在早已确知秋瑾的革命真相，围捕时又搜获了各种“罪证”之后，亦不必借学堂内有无人开枪给秋瑾定罪；只因当时在混乱中谁也未留心是谁开了枪，才不能确指一定是秋瑾。所以，贵福给浙抚等的报告，他的《告示》，以及程毅等受审时说的学堂内有人开枪等记述，当不致是贵福等一手制造的假案，秋瑾开枪拒捕当属事实。
（三）对于清绍兴府档案中《秋瑾供词》的真伪，也有不同看法。主张秋瑾生年为1879年者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这个《秋瑾供词》。但反对“1879年说”的人均认为这个“供词”是伪词。早在1907年12月版《神州女报》创刊号上，佛奴等人即已隐约指出“供词”是绍兴府刑讯陈墨芳与贵福所捏造，而随后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也指出“口供则由贵福使幕友为之”。但1960年出版的《秋瑾集》“编例”中，定此《供词》为“秋瑾手稿”，加以主张秋瑾生于1879年者的引用、肯定，以至被一些人视作真品。为此，绍兴晨朶在1981年《浙江辛亥革命研究会会刊》中撰文予以辨伪，他在1990年《绍兴学刊》上发表《肉身虽死性灵存》一文，进一步指出这个《秋瑾供词》不但决非秋瑾手稿，也非刑讯时的“口供实录”。对此，目前已成大家的共识。
（四）对秋瑾“绝命词”有无和字序的考证。1907年7月15日秋瑾殉难后半个月，浙江巡抚张曾在7月29日电询绍兴知府贵福：“申报载： 该匪（按：即秋瑾）当堂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有无其事？有即送核。”贵福立即复电：“七字在山阴李令（按指李钟岳）手，已晋省。”这是秋瑾七字“绝命词”之第一次出现。但1908年陶成章在缅甸仰光中文报纸，《光华日报》上开始连载的《浙案纪略》中，在提到这个“绝命词”时，表示怀疑其有，认为是“不知系何人造作，登之报上”。为此，秋宗章在1936年发表于《越风》杂志的《大通学堂党案》中，肯定此七字为实有，并判断李钟岳晋省后将它呈缴浙抚存档，辛亥浙江光复时，浙江巡抚署被焚，此七字亦付诸劫灰。此说是合理而可信的。郑云山于《上海师大学报》1980年第2期发表的《秋瑾史事散论》中，以其中一节专论此事，重申其有，《新华月报》同年7月予以转载，目前对此已无疑义。但这七字的字序究竟是“秋风秋雨”还是“秋雨秋风”，则没有统一的认识。1912年，徐自华发起在杭州西泠桥畔建立“风雨亭”，此亭之名即据秋瑾七字“绝命词”。1929年，秋瑾女儿王灿芝主编《秋瑾女侠遗集》，亦将七字定为“秋风秋雨愁煞人”。
1936年秋宗章的《大通学堂党案》亦作如是说。1949年以来大陆学界亦多数这样写，如1961年徐双韵《记秋瑾》、朱赞清《大通师范学堂》，1979年宋庆龄给秋瑾故居的题词，都写作“秋风秋雨愁煞人”。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5月所编《秋瑾集》，经过对照清政府上述档案，认为应是“秋雨秋风愁煞人”，目前已为一部分学者采纳。
（五）关于秋瑾被杀与汤寿潜是否有关的考证。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说：绍兴知府贵福在得到绍绅胡道南等人告密，确知秋瑾即将起义的消息后，立即到杭州向浙江巡抚张曾请兵赴绍，他一到杭州，“先见巨绅汤，素恨瑾，力怂恿贵福去之。贵福遂面禀浙抚张曾。曾使其幕友张让山询之，答曰：‘是等人，不杀何待！’……曾之意乃决，遂徇贵福之请……”辛亥杭州光复后，王金发为了反对汤寿潜任浙江新政权的都督，也提出“秋瑾被害，喧传汤寿潜曾赞一词，不应举为都督”。由于陶、王均是秋瑾的革命同志，都是光复会重要骨干，《浙案纪务略》又是一部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书，因而，长期以来大陆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在秋瑾被害这件事上，汤寿潜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1961年版、1965年版和1979年版的《辞海》历史分册，亦均作如是观。郑云山在《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上，发表《汤寿潜与“秋案”关系析》，则从各种史料证实：（1）汤、秋虽政见不同，但两人既从无交往，更从无冲突；（2）在《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等清朝档案材料中，尽管十分详尽、不厌其烦地把秋瑾革命活动被发觉，贵福到杭请兵，秋瑾被捕受审直至被杀的整个过程，可谓点滴不漏地记录在案，但一个字也没有提及“巨绅汤”，贵福与张曾之间在一切公私信函中亦均无一字提及此事；（3）贵福进省请兵是在七月七日（5月27日），是深夜到达杭州的，他到杭是要请兵去绍镇压已箭在弦上的秋瑾起义，事情如此紧急，又值深更半夜，他决无先去拜见汤寿潜征询其意见的道理，因为汤氏既非他的上司，也无权决定如何处置秋瑾，因而既无任何必要，也完全不应该先去征询他的意见。据此三点，郑氏认为陶、王所说汤与“秋案”有关，是没有根据的。郑氏还进一步考证出：陶、王等人是从秋案发生后流布于浙、沪一带的道路传闻中形成有关汤氏与“秋案”有涉的印象。
至此，汤寿潜在“秋案”问题上蒙冤八十多年始得洗雪。 对秋瑾生平各种具体史事的论证，除以上提到的这些问题之外，还有：秋瑾的出生地，秋瑾祖父何时由闽回浙，秋瑾有否到过台湾，秋瑾之夫王子芳的人品，如何看待王、秋婚姻，秋瑾由日本回国后在浙江湖州浔溪女校执教的时间，秋瑾是否在绍兴明道女学执教过，秋瑾在获悉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后是否应当立即在绍兴发难，等等各种问题，除个别问题外，亦已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认识。
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到：四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对秋瑾各个方面的研究全面展开，在极大多数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但这并非说已研究得差不多了，仍有不少问题有待深入。且不说其生平各种具体史事还会有新的问题出来，即就其一生三个主要业绩而论，也仍有不少方面要深入研究。诸如：秋瑾爱国思想的丰富内涵尚挖掘不深；秋瑾的革命坚定性令人敬佩，而其革命的策略性则是否不足？秋瑾在争女权方面提出了许多十分先进的思想，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在中国近代她无疑是女权运动的杰出先驱，那么在世界女权史上她的地位如何？在诗词创作上，她留世的一百多首诗、词、歌、联，大都很难判定创作的年月、地点，虽已有人花了很多力气在认真考证，但要完成这一任务绝非短期能成。诸如此类，都有待于深入研究。
原载《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261-2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