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夙以时务致称，晚以铁路见贤”
1926年，在汤寿潜去世九年后，他生前的好友张謇为之作传，说“君子所以立名于当时，可式于后人，固自有本”。给传主加些溢美之词可说是一种通例，张謇也不会例外。但就汤寿潜一生而言，他生前已“立名于当时”，也确有“可式于后人”的业绩存世，故用张謇这两句话作为本文的题目。汤寿潜原名汤震，字蛰先（一作“蛰仙”），1856年7月3日（清咸丰六年六月初二）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天乐乡（今属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1917年6月6日病逝，在世共六十一年。他的一生，适与中国从开始沦为到最终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中国各个阶级——即由农民阶级到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再到无产阶级相继成为时代中心，以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进程，几乎完全同步。
汤寿潜的前半生，即直到1886年止的三十年间，主要是努力学习文化、研究社会。他出生的家庭尚算殷富，其父汤沛恩咸丰年间（474）参加过团体对付太平军，同治年间曾在陕西武功、盩厔（今周至）等县充任过幕僚，其余时间大都在家乡以塾师为业。寿潜少时在乡读书，像那时所有中国人一样，读的是四书五经之类传统文化典籍。因他“早岁颖异，以文学见称，敏有器识”，故学习成绩优异。大约到20岁左右，他离家到杭州、上海等地，一面继续学习典籍，一面留心研究各种经世致用的学问。据他后来回忆，他曾奔走南北各地调查水利，途中“每间宿时必觅老民与河工，与上下其议论”，即使被人厌烦亦在所不顾。从他以后所着的《危言》、《理财百策》等书中，可以看出他对水利、财政、交通等方面的学问均有相当造诣，为他日后的事功打下了基础。
从1886年起，刚过而立之年的汤寿潜，开始投入社会活动。那时全国许多地方政权中，都有绍兴人充当幕僚，被称为“绍兴师爷”。汤寿潜的从政和投入社会活动，也从当幕僚开始。这年夏，他因“家贫求力养”而前往济南投奔山东巡抚张曜。张氏籍隶浙江钱塘（今杭州），曾作为左宗棠的部将领兵参加过19世纪70年代平定新疆阿古柏割据政权的斗争，1885年因黄河水灾严重，清廷命其督办河工而赴山东，1886年受任山东巡抚。汤寿潜来投奔时，张曜因事外出，其时他刚刚给朝廷上奏，提出用分流之法治理黄河的主张。有人将奏折的底稿让汤寿潜看，他阅后不以为然，认为分流之法不可取，便写了《分河》一文送张，加以驳议。张氏读后甚为赏识，急召其入幕，从此汤寿潜开始初涉仕途了。
入幕以后，他又接连写了《东河》、《北河》等文，详细分析了治河之法，均受到张曜重视，其中《东河》中的一些建议，张氏还于1887年寄给河南巡抚倪豹琴，被倪氏在治理郑州河工时采纳。 由于汤寿潜早已留心世事，研究经世之学，在入张曜幕府后，又增加了见闻。19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在受帝国主义列强深入侵略的煎熬，接二连三的边疆危机，令人扼腕的中法战争，外来经济、政治、文化侵略势力的渗透，都使得汤寿潜忧心忡忡。1890年夏，直隶五大河（永定、滹沱、大清河和南北运河）同时泛滥，千百万人民流离失所，哀哀无告，汤寿潜为此茶饭无心，“往往夜半闻风雨声，寝而复起，绕室行者再”。怀着匡世济民、改变中国积弱受侮局面的心愿，汤寿潜将自己历年研究所得，陆续撰成单篇，于1890年以《危言》为名，汇印成书，共四卷四十篇（1892年经增删后改为五十篇，仍分四卷），比着名的早期维新派思想家郑观应，早四年喊出了警世的“危言”。
在《危言》中，他提出迁都长安，并望全国上下来一番更新振作；严惩贪官污吏以使政治廉洁；提倡俭朴，痛斥一些人“不师夷人之长技，而徒濡染其穷奢极巧之风”；主张改革考试、任官制度，裁并机构，遣汰冗员；提倡认真学习西法，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坚决废除捐官制度。他认为：“贫于财之非贫，而贫于才之谓贫。”这是从林则徐、魏源以来近代不少进步思想家、爱国志士共同的远见卓识。……这些关于倡廉惩贪、倡朴斥奢和人才问题的议论，至今读来仍是发人深省的。《危言》中还主张设立议院，逐步撤销八旗；广造铁路，兴修水利，改革税制，开发矿藏；加强海军，停止武举，设立武备院，以及整治道路，改善环境卫生，实行晚婚等广泛的改革内容。《危言》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重视，“时人以比唐甄、冯桂芬，有疏通知远之用”。汤寿潜从此以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闻名于世。 发表《危言》的同年，汤寿潜因赴京参加会试而离鲁，从此脱离了张曜。这年他会试落第，便到上海，聚集一批学子，继续研究经世之学。
1892年再赴会试中榜，即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三年学习期满，1895年3月被外放赴安徽为青阳县知县。至此，他在科举道路上已攀完了所有阶梯，越过了顶峰，将全力投身于社会活动了。
在前往青阳任职的前一天，即3月18日，汤寿潜受到翁同的召见。翁氏是光绪帝的师傅，正任军机大臣和户部尚书，他前此已读过《危言》，对它颇有好评，认为“于时事极有识”。这次召见，二人促膝长谈，彼此留下很深印象，翁氏认为汤氏“必为好官”。不过，汤寿潜到任仅三个月，即“以亲老不乐就养”而主动辞官回浙江，他还来不及留下“好官”的名声和治迹。回到浙江时，正是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着名的“公车上书”后不久，维新运动在包括浙江在内的全国各地逐渐开展起来。汤寿潜这时前往金华，就任丽正书院山长，在学堂中贯彻“讲求实用之学”的教育方针，学生中有后来积极参加辛亥革命的浙江最大的秘密会党龙华会的领导人张恭等人。
1898年，维新运动进入高潮。由于翁同及光绪帝另一位师傅、工部尚书孙家鼐的推荐，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曾两次传令浙江巡抚廖寿丰，要汤寿潜入京，“由部带领引见”，以备任用。汤适因母病，请求缓行，不久戊戌变法失败，此事遂作罢论。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京津一带，当时东南地区的督抚们为了阻止义和团运动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在南方蔓延，也为了维护南方的社会秩序，避免外国军队的入侵，发起了“东南互保”活动。这一活动最先的发议人就是张謇和汤寿潜。虽然前此汤寿潜已任过三个月的知县，但真正参与重大政治活动，这还是第一次。对于“东南互保”应如何评价不属本文范围，但我认为如以往一般史着那样予以彻底否定，定为纯粹的卖国活动，是不全面的。也许由于《危言》一书带来的名声和参与“东南互保”，1903年汤寿潜受到清政府重视，被授以两淮盐运使之职。盐是封建时代国家的专卖品，盐运使是许多人觊觎的肥缺。但汤寿潜利禄之心淡泊，对此职并无兴趣，故以“母病不能远出”而辞去此项肥缺。恰在此时，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那时在上海担任“中国教育会”会长和“爱国学社”社长的蔡元培，是汤寿潜的绍兴同乡和好友，因与《苏报》有密切关系，也是清政府欲加迫害的目标，所以在案发前夕，汤与蔡的长兄元等人“力劝其赴德留学以暂避”，蔡元培“遂于六月下旬赴青岛”，避免了受清政府与上海公共租界当局的迫害。
1904年，汤寿潜应聘就任上海龙门书院山长，该校系应宝时担任上海道台时于1866年所创办，“初意欲驾学海堂而上之，专讲躬行，辅以文术”。汤出任山长后，改名为“龙门师范学堂”，此即后来上海中学之前身。“夙以时务致称，晚以铁路见贤”，这是张謇为汤寿潜所作传记中对汤氏一生主要活动的概括。写《危言》，提出种种改革主张和治理水利、从事教育等，就是汤氏到1905年为止的“时务”活动；而从1905年起，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于兴建铁路、保卫路权的活动中去，进入其“以铁路见贤”的时期。
早在1898年10月，英怡和洋行就与清朝铁路公司总办盛宣怀签订了《苏杭甬铁路草约》四款，夺取了这条铁路的修建权，但该草约第四款声明需“俟会商抚部院，如有地方窒碍之处，即行更正，仍俟订正约后，会同入奏”，方能生效，而结果事后一直并未再订正约；草约第三款声明怡和洋行当从速派遣工程师测勘，结果也一直没有派人来勘测。
因此，当20世纪初叶中国各地兴起收回路矿权利运动后，江浙人民要求收回苏杭甬路权。1903年9月，商部奏准各地可招商设立路、矿公司；1905年春，又值美商培次到上海活动，企图攫夺浙赣铁路修建权，汤寿潜、张元济、夏曾佑等浙籍旅沪士绅，闻讯发动旅沪同乡，于7月间在沪成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汤寿潜被举为公司总理，刘锦藻为协理（副总理），决议向全省各阶层人民集款自办全省铁路。清政府批准由商民集款自造铁路的要求，并授予汤寿潜以四品京卿，总理全浙铁路事宜，责成盛宣怀与英国银公司交涉收回苏杭甬路权。
1906年，江浙二省绅商，通过自集资金，分头动工开始建造苏杭甬铁路。到1909年夏，从杭州到浙苏交界枫泾止的浙江境内段铁路全线建成，共正线274.2里、站线54里，两者合计328.2里；沿线筑桥144座，合计用去费用6182700银元，如不计沿途建桥及车辆，平均每市里铁路和建造费为13400银元，正如浙江旅沪学会当时所评价的：“中国商办铁路，其成效以我浙速，其经费以我浙为最省，不得智者而决矣！”是的，这样的建路效率，不仅在那时，即使在科技大大发展了的今天，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啊！ 苏杭甬铁路浙江段之所以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绩，是与汤寿潜作为公司总理的艰苦卓绝的工作分不开的。在主持集资筑路的几年间，他任劳任怨，废寝忘食。由于一部分资金是向民间摊派，“假手于保正，按户索金五元”而集来的，招致一些贫困人家的怨言；因铁路所经之处要毁坏一些田地房屋与坟墓，致使一些乡民起而梗阻、破坏。这些，汤寿潜都一一设法解决。在几年之中，他“不受薪金，不支公费，芒鞋徒步，忽杭忽沪者无论矣”！这种忘我工作、造福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确是“可式于后人”的！
然而，当苏杭甬铁路已在施工之际，英国银公司仍拒不同意废除《苏杭甬铁路草约》，英国驻华使馆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订立该路的正式合同，以遂其夺取此路之谋。清政府既慑于国内舆情，不便明目张胆地收回允许江浙人民自造铁路的成命，又不敢拒绝英国的无理要求，乃玩弄花招，声称将借款与筑路“分为两事”，即由它向英方借款，再转借给江浙二省铁路公司，表面上铁路仍归二省自造，实际上将路权抵押给了英国。1907年10月，浙江铁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一致表示“款本足，无待借，路已成，岂肯押”，反对清政府的卖路行径，并成立“浙江国民拒款会”，开展斗争。清政府一意孤行，1908年3月与英国银公司正式订立借款合同，并即相继任命经手卖路的盛宣怀、汪大燮为邮传部侍郎。对此，汤寿潜十分愤慨，即以浙路公司名义，多次致电军机处抗争，尖锐指责清政府“掩耳盗铃”，违背民意，表示要以辞职抗议盛、汪的任命，从而与清政府处于尖锐的对抗地位中。
在为路权而斗争期间，清政府在1909年8月和同年冬，相继任命汤寿潜为云南按察使、江西提学使，企图将他调离浙江，以破坏浙江人民的反卖路斗争。汤寿潜不为高官所动，两次都拒绝受职，坚持留在浙江主持修建杭甬段铁路和主持反对清政府卖路的斗争。1910年8月，汤寿潜又致电军机处反对盛宣怀任邮传部侍郎，清政府终于恼羞成怒，以其电文“措词诸多荒谬，狂悖已极”为由，下令将他“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汤寿潜坚决保卫路权，多次敢于触怒清政府，虽然最终被革职，却使自己在浙江，在全国，获得了人们广泛的尊敬和好评。例如1909年夏，河南籍京官杨少泉因阻止该省官绅卖矿，奋起弹劾之，时人即在上海《民呼日报》刊文，赞之为“河南之汤蛰仙”，并为“中国之汤蛰仙日多”而欢呼，汤寿潜已成了维护主权、艰苦创业的代名词。1908年2月《云南杂志》刊出“击椎生”的《苏杭甬铁路与滇川铁路之比较》一文，亦高度称颂江浙二省人民保卫路权的斗争，并认为二省在斗争中之所以能“尽秩序之能事，有坚固之实力，无他法焉，有汤、刘、张君等为之代表也”。这些当时人的评价，是对汤寿潜在筑路、保路中所作出的努力、所起的作用的最好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