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猛烈批判了“夫为妻纲”，激烈谴责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束缚和歧视，批判重男轻女是“至暴乱无理之法”。谭嗣同写《仁学》之前，在给人的信中还羡慕西方社会“夫妇则自君至民，无置妾之例，又皆出于两情相愿，故伉俪笃重，无妒争之患，其子孙亦遂无嫡庶相猜忌之患”。他对西方的了解当然很不全面，但却表明他对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向往。在写《仁学》期间和稍后，他又与梁启超、汪康年等在上海《时务报》馆内，设立“戒缠足会”，倡言“国要开关，女要放足”；他还与黄遵宪、唐才常等在湖南长沙设立“湖南不缠足会”，并为该会拟写了《嫁娶章程》十条，其中规定会员子女互通婚姻，在婚姻上要“两家情愿”，“以简省为宜，女家不得丝毫需索聘礼”，“男家尤不得以嫁奁不厚，遽存菲薄之意”，还特地号召“随地创立女学塾”，以便女子学习文化。
在谭嗣同等倡议下，当时湖南社会风气渐开，谭嗣同的妻子李闰也参加了妇女解放活动，担任“中国女学会”的倡办董事；甚至参加乡试的考生所用的器物上，也贴上“不缠足会”字样。谭嗣同对“夫为妻纲”的批判和对妇女解放的提倡，是继承和发扬了近代中国先进思想家的主张，是对封建主义秩序的勇猛冲击，是他这位维新志士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仁学》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分享政权，要求改革封建专制政治的愿望，对于“三纲”之首的“君为臣纲”进行了尤为激烈的抨击。它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并用总括性的语言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谭嗣同为了说明君主专制的不合理，还批驳了“君权神授”这一封建社会的传统理论，而提出了与之针锋相对的看法：“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因此，“君末也，民本也”，君只是“为民办事者也”，如果君不为民办事，民便可以起而“共废之”！这种观点不但可能受孟子的民贵君轻论和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影响，而且与严复根据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卢梭《民约论》观点所写的《辟韩》一文（发表于1895年3月）的观点亦很接近。
那时在中国，还没有人知道君臣和一切国家机器是人类分化为阶级时的产物，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谭嗣同在这里所说的“共举一民为君”和君臣是“为民办事者”之类观点，当然都不符合历史实际，但这些见解是对“君权神授”的封建思想的一个打击，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从君是由民“共举”的理论出发，《仁学》极力反对“忠君”，认为“止有死事的道理，决无死君的道理”；不仅如此，如果“君为独夫民贼，而犹以忠事之，是辅桀也，是助纣也”；甚至认为如果君主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初无所谓叛逆也”。在皇帝被当作神圣、专制统治密如蛛网的当时，谭嗣同说出这些话是需有很大勇气的，这是给专制主义和那些向专制主义顶礼膜拜者的有力一棒！
谭嗣同比当时其他维新人物如康有为、严复等人激进之处，不但在于他一般地猛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而且还对清朝统治的罪行进行了激烈的谴责。如前所述，他把“二千年来之政”一律斥之为“大盗”之政，而这“二千年来”当然也包括了清朝在内。并且他在指出“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之后，紧接着写道：“沿及今兹，方愈剧矣！”这就是说，“今兹”即清朝的专制主义尤其“黑暗否塞，无复人理”！《仁学》还从多方面直接揭露和批判了清政府对游勇、会党和农工商士各阶层的压迫政策，揭露了清兵入关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剃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的罪行；揭露了清朝“统政府台谏六部九卿督府司道之所朝夕孜孜不已者，不过力制四万万人之动，挚其手足，涂塞其耳目，尽驱以入契乎一定不移之乡愿格式”等。他还以沉痛的笔调指出：历代专制主义的罪行已够严重，而“辽、金、元之罪浮于前此之君主”。
但辽、金、元之罪已有人记载，使后人得以知之，而到了清朝，其罪更重于辽、金、元，却无人敢于言之，岂“不愈益悲乎”！特别是在外祸极重的当时，“唯变法可以救之”，清政府却“坚持不变”，硬把中国推向亡国的深渊，这更使谭嗣同愤慨不已。在这种心情下，《仁学》甚至对革命表示了某种同情，说：“洪杨之徒（即太平天国）见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痛斥镇压太平天国的元凶湘军以“戮民为义”，各地城乡“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捕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因此，那些“中兴诸公，正孟子所谓‘服上刑者’……”自从太平天国失败以来几十年中，一切见诸文字的清人记述里，对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都是诽谤、谩骂和种种不堪入目的污蔑；而谭嗣同现在却用相反的笔调寄同情于太平天国，为不久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们肯定太平天国首开了风气，“盖推崇太平，痛詈曾、胡，自谭嗣同登高一呼以来，几成为革命党人之口头禅”。《仁学》还引《易》经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话，说：“以时考之，华人固可以奋矣！”要求汉人对清朝统治者“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并主张提倡任侠精神、勇敢之风，说：“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又说如“审其国之终不治也，则莫若速使其乱，犹冀万一能治之者也”。这些大胆泼辣、深刻尖锐的言论，是为当时其他大多数维新派人所不敢言的，反映了谭嗣同思想上比其他维新人士激进之处。
《仁学》反映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的呼声，还对封建势力扼制资本主义的种种行为进行了批判。它揭露地主、豪富囤积财物，苛剥穷人的罪恶；批判封建统治者阻挠开矿办厂的政策；同时要求富人踊跃兴办各种资本主义企业，“大富则为大厂，中富附焉，或别为分厂”。从其只提让“大富”者设厂，而让“中富”只充附庸的主张看，反映谭嗣同确实主要是在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谋发展，这正是维新派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之所在。《仁学》还希望清政府能改弦易辙，实行“奖工艺，惠商贾，速制造，蕃货物，而尤扼重于开矿”。这些经济主张亦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要求。
恩格斯曾经指出，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时候，由于“除了封建贵族和作为社会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现的市民等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一般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谭嗣同所处的地位亦复如此，所以，尽管他是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代表的维新志士出现于历史舞台，为这个阶级谋求发展而大声呼喊的，但他却可以用代表整个受苦人类的姿态，向各种封建“网罗”猛烈“冲决”。
同时应当指出，《仁学》中有不少颂扬帝国主义、反对中国人民进行任何形式的反帝斗争的言论，而且它那“冲决网罗”本身虽很激烈，却仍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它激烈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清朝统治的罪恶，但谭嗣同自己也往往并未从“网罗”中挣脱出来。例如他激烈抨击封建纲常伦理，却又在《仁学》中每每颂扬孔子，他激烈谴责清朝罪行，却又希望它改弦易辙，采纳建议，变法图强；他对广大人民在“重重网罗”下的凄惨处境深表同情，却又并不想让人民用斗争争得自由、解放，而是要他们逆来顺受，消极避世……这些表明，资产阶级改良派即使激进如谭嗣同，也终究不可能同旧制度、旧思想真正决裂的，这正如他在《仁学》自叙里事先声明的：“故冲决网罗者，即是未尝冲决网罗！”当然，《仁学》存在的这些局限，并不能淹没它向封建专制主义和清朝统治的罪行猛烈“冲决”的民主主义色彩，尽管这些局限很明显，也仍然是瑕不掩瑜的。
三
《仁学》于1897年初写成之后，谭嗣同并没有将它公诸于众。在他生前，只有部分手稿曾在少数维新派人士中间流传过，并得到不尽相同的评价。例如：1897年春，当时还属维新派的章太炎，从宋恕那里得到《仁学》部分篇章，读后对它的评价是“怪其杂糅，不甚许”，后来甚至还认为它“拉杂失论，如同梦寐”。他还写了《菌说》一文，驳难《仁学》中的许多论点。章太炎对它的印象似乎并不佳。但是，谭嗣同的密友唐才常1897年夏在《湘学报》作《质点配成万物说》，其中提到自己的一些理论是“绵《仁学》之公理”，并在文中取用了《仁学》对自然界的一些解释。谭嗣同的另一位维新派同志梁启超，是在《仁学》写作的整个过程中参与了不少自己（以及他老师康有为）意见的人，他对《仁学》的评价比唐才常还高，称之为“宏着”，并根据《仁学》、严复所译《天演论》和康有为的有关学说，“发以浅言，证以实事，作《说群》十一篇”……然而，由于此时《仁学》还未公诸于众，只限于少数几个人看到，它不可能对社会有什么影响。
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谭嗣同自己倒确实如像在《仁学》中要求人们做到的那样：“轻体魄，重灵魂”和表现了“勇敢之风”、“任侠精神”，他在完全可以出逃的情况下，拒绝出逃，甘愿充当为变法而流血的第一个中国人。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终以“我自横刀向天笑”的气概，被捕就义。他在被捕以前，将《仁学》手稿全部交给了决定出逃日本的梁启超。梁启超逃到日本后，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1899年将《仁学》手稿作了某些小改动后全文发表于《清议报》。
与此同时，唐才常也在上海《亚东时报》上发表《仁学》全文。两者文字略有出入。同年在日本，先以线装、继以洋装出版了单行本。此后，这部凝结了谭嗣同心血的着作，就开始广为传播了。
《仁学》公布发表后，曾引起当时思想界的震动。在同盟会成立前后，那些着名的民主革命宣传家如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等人，都对《仁学》中“冲决网罗”的那些火辣辣的言论，给予高度的评价，大力加以宣扬。“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所着的、充满激情的《革命军》一书，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影响最大的宣传作品。而他写此书，是“录达人名家言印于脑中者，及思想间所不平者，列为编次”而成的。在所录“达人名家言”中，就包括了《仁学》中的一些言论。例如关于清初“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剃发之令”和揭露清政府苛待士兵的一些文字，就与《仁学》颇为相近，以至一字不差。“黄帝子孙之多数人”（即黄藻）所编辑的《黄帝魂》，也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一部宣传作品，此书辑录了清末报章杂志中鼓吹革命的有关文字若干篇而成，其中的《君祸》篇，便是辑录《仁学》中那些“反满”言论而编成的。
1905年因谋刺清政府出洋五大臣而壮烈牺牲的革命党人吴樾，在所着《暗杀时代》一书的第二章《暗杀主义》中，一开头就引用了《仁学》
中关于提倡任侠精神、勇敢之风的段落，并赞为“至哉言乎！可为明于时事者矣”。
1907年，当时已是着名革命家的章太炎，编辑了《天讨》一书，收录了包括吴樾《暗杀时代》在内的十四篇反清革命文件，这是同盟会时代另一重要宣传作品。在《天讨》收录的《讨满洲檄》、《普告汉人》这两篇文件中，揭露清朝统治罪行的许多文字，也与《仁学》里有关部分的文字相当接近，其受《仁学》影响显而可见。章太炎十年前责怪《仁学》“杂糅”而“不甚许”，看来主要是就它那些扑朔迷离的哲学语言而论的；他对于《仁学》中“冲决网罗”的那些论述还是予以赞许的。他对谭嗣同勇敢殉难的精神更给以高度的评价，盛赞其为“卓厉敢死”。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另一位杰出的革命鼓动家陈天华，在他那部可与《革命军》齐名的《猛回头》里，把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称为“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其对谭嗣同评价之高，当亦与《仁学》中激烈抨击封建专制和清朝罪行有关。
总之，《仁学》中由谭嗣同苦心设计的救世方案即“心学”，无论当时或后来，都没有也不可能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个“心学”不仅从哲学基础上说是唯心主义的，从其政治倾向的整体上说也是消极的。而与此相反，《仁学》中那些“冲决网罗”，特别是批判清朝统治的言论，则富有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精神，使得《仁学》公开发表后引起社会的重视，得到许多杰出革命家的颂扬。而此书的作者谭嗣同，也因而更提高了自己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
原载《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