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于1899年秋冬间回到上海，组织了正气会（不久改名自立会），以“东文译社”之名开展对外活动，联络长江会党。在唐才常手订的正气会章程及其序言中，他一面痛惜汉人“低首腥羶，自甘奴隶”，提醒人们别忘了“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一面又强调“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义，如何能废”，决心“合海内仁人志士，共讲爱国忠君之实”。这种自相矛盾的宗旨，既是保皇、革命两派客观矛盾的反映，也是唐才常主观上保皇与“反满”两重性的体现：保皇的一面使他用传统的忠君思想来唤起一些人的支持，而“反满”的一面又使他用另一种传统思想即民族意识，来唤起另一些人的支持。他右手拿起忠君思想的武器拥戴“非我种类”的光绪帝，左手举着民族主义的武器反对“非我种类”的清朝当权派——两种矛盾的东西，就这样在他身上得到了离奇的结合。
接着，自立会仿照哥老会方式，在上海组织“富有山堂”，发放“富有票”，在各重要地区设立机关，招待会友和四方会党人士。
在“富有山堂”的骨干人物17名“总堂”中，除毕永年是革命派外，其余均为会党中人和康、梁方面的人，但它却又遥戴孙中山为“极峰”以示尊敬。这是保皇、革命两派势力在山堂组织上的反映。
之后不久，唐才常等筹组自立军武装。全军编为五路：安徽大通为前军，由秦力山、吴禄贞统之；安庆为后军，田邦璿统之；湖南常德为左军，陈犹龙统之；湖北新堤为右军，沈荩统之；汉口为中军，林圭、傅慈祥统之。唐才常为全军总司令。设机关于汉口英租界内。在这些统领中，傅、吴是革命派方面的，余皆康、梁方面的人，这是两派势力在军事组织上的反映。
自立军编组就绪后，在八国联军入侵北方之际的1900年7月，自立会以反对清政府借义和团排外为名，在上海英租界张园召开“中国国会”，举容闳、严复为正、副会长，唐才常任总干事，实际主持一切。在张园国会上，唐才常提出自立军的三条宗旨是：（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三）“请光绪帝复辟”。这是“反满”与保皇的矛盾宗旨的具体化和纲领化。参加张园国会的章太炎反对保皇，力劝唐才常“不宜首鼠两端”，但唐才常拒而不听，章太炎因此决绝而去。毕永年和吴禄贞也因此而先后离去。有的同志认为唐才常在正气会序文等里面所讲的一些带“反满”色彩的言词，是为了“掩盖”保皇的“真实面目”或“本意”，而并非出诸真心。我认为这一论断是值得商榷的。诚然，唐才常有强烈的保皇本意，但他从来没有想掩盖这个本意；相反，他倒是唯恐别人忽略而坚持要在各个场合强调这个本意，即使因而与人决裂也在所不惜！
张园国会召开后，自立军五路人马加紧布置，唐才常决定于8月9日在鄂、皖、湘同时起兵。但因布置未整和康有为预定应来的海外汇款未到而延期。只有大通前军因未得延期之讯而按时发动，在奋战两昼夜后失败，秦力山只身赴日，余众四散。接着，新堤右军在8月16日的发动也迅遭失败。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北方形势急剧变化。8月14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各国方面对于英人之垄断长江，认为势难坐视”。英国感到难以独占长江流域和华南，对于标榜要建“自立国”的自立军已不再需要，因而不能再予默认和容忍了。张之洞窥见及此，便先发制人，在取得汉口英租界当局允许和协助之下，派兵包围英租界内自立军所设机关，一举捕获了唐才常和其他自立军领导人等共30余人。第二天，唐才常怀着“七尺微躯酬战友，一腔热血洒神州”的心情，与其他自立军骨干共20人一道被杀。散在各地的自立军余众，先后被清政府捕杀达1000多人。紧张筹备了半年多，一时似乎颇具声势的自立军，就这样烟消云散了。为了完成故友谭嗣同的未竟之业，唐才常成了又一个血洒神州的牺牲者，并被人们与谭嗣同合称为“浏阳二杰”。
自立军虽然失败了，但产生过很大的社会影响。它证明了在当时的中国，即使通过武装勤王来推行变革也已行不通；它还说明，革命与保皇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两派是终究不能合作的；它也告诉人们：对帝国主义是不能存有任何幻想的，尽管唐才常在历次文告中对外国在华利益的保护“无微不有”，帝国主义也曾为了利用它而默允其活动，但最后当不需要它时就立即帮助清政府镇压了它。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觉悟，使许多人转向了革命，如劫后余生的自立军成员秦力山、陈犹龙、沈荩、禹之谟等，都很快转为革命派。有人把1900年作为勤王与革命之间的一条鸿沟，是有道理的。唐才常等人用自己的头颅充当炸弹，炸开了这条鸿沟。所以，自立军起事和唐才常的悲剧，对20世纪初迅速发展的革命运动，是起过推动作用的。
三
关于自立军的性质，早在20世纪初就已有过一次小争议。1903年，曾任大通前军统领的秦力山，在《阅湖南官报》一文中说：“湖南自近五十年来，常以英雄之资而为奴隶之役，昔以奴隶而博公侯，今以奴隶而异身首。”所谓“今以奴隶而异身首”者，即指自立军，他把它同昔日“以奴隶而博公侯”、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并列为“奴隶之役”，表示对自立军保皇宗旨的不满。但同年《大陆》第6号《言论自由》一文，却称自立军“事虽不成，其志诚伟”，采取了同情的态度。着名的女革命家秋瑾，在1905年冬的一封信里，更把唐才常归入“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之列而表示敬佩。接着，章太炎在《民报》第8号（1906年10月）发表的《革命之道德》里，定自立军为“保皇之役”，而两个月后《民报》第10号所刊刘君在《民报》纪元节的演说，则不同意此说而认为自立军应属革命。此后，革命派方面意见渐趋一致，一般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汤志钧同志在《近代史研究》杂志创刊号上的论文已引证不少，在此不再赘述。至于保皇派方面，因另有目的，始终都极力颂扬自立军，把他说成是救国救民，使中国起衰复振的义举。
“文革”前，史学界对自立军的性质也有几种不同意见。汤志钧同志1957年出版的《戊戌变法史论丛》里，定自立军为一次“未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起义”。接着，有的同志提出自立军是一次“反动的勤王运动”。此外，还有不少同志在中国近代史着作或有关论文中，使用过一些别的提法；而汤志钧同志在《近代史研究》创刊号的论文中，则对自己1957年时的提法稍作修改，改为“可以称之为一次起义的”。归纳起来，分歧集中于二点，即：（一）自立军是革命的还是勤王的？
（二）是什么样的革命或勤王？
关于第一点，我认为不能把自立军起事看作资产阶级革命（即使“未成熟的”也罢）。这是因为：
首先，当时已经出现的由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也还处于未成熟的阶段，但革命派与保皇派在思想上虽尚未划清界限，在政治上却已有了与保皇派截然不同的纲领，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其精神是要推翻整个清朝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度。自立军却并没有这样一个能称得上是资产阶级革命纲领的东西，它始终以“起复光绪帝”为主要的政纲。其“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云云，虽比康、梁的主张走得远些，有“反满”的色彩；但从它始终坚持“请光绪帝复辟”来看，这些带“反满”色彩的词句最重要和具体的实际内容，仍是只反对以西太后为头目的清朝执政派，而让光绪帝复出，重建一个“立宪帝国”，以“竟维新之业”。因此，自立军的纲领仍是改良主义的，是同革命派的纲领有原则区别的。
其次，自立军虽有革命派参与，但在其一切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始终不是革命派。唐才常本人在戊戌政变后思想上虽然处于矛盾状态，但更接近于当时也反对西太后而又狂热颂扬光绪帝的保皇派，而同决心推翻清朝整个统治、建立共和制度的革命派有着较大的距离；加上他个人与梁启超的关系远比与革命派中任何人都密切得多。所以唐才常的基本立场并未越出改良派的范围，事实上他也确是奉了保皇派之命、携了保皇派之款回国活动的。至于同唐才常一起组织自立军的骨干，绝大多数也属康、梁方面的人。自立军在其全过程中，还始终受梁启超的遥控。梁启超规定唐才常等回国后“每一日必以一书见寄”，在各种大小问题上给唐才常等以详细指示，如令其物色通西语之人、派人到电报局学习拍发报，令其结识“王大刀”、“徐老虎”等人马，令将各会党改名自立会、去掉排外宗旨，等等，甚至连自立军起事日期、告示、旗号式样等，他也参与意见。至于自立军的经费和军火，更是梁启超负责在国外筹集，如章太炎所说的“才常者，本与梁启超合谋，启超时在日本横滨，军兴馈饷，皆关其手”。在自立军起事前后，清政府的情报也一致认为自立军是“逆犯康有为等”操纵的。这些均证明自立军始终是由保皇派方面控制的。
至于革命派方面后来大都肯定自立军为革命，这是同为它始终都有革命派的参与，在失败后又有不少人转向革命；而在1905年以后，“保皇”一词在人们眼里已声名狼藉，加以自立军打击的目标主要是西太后一伙，同革命派当时的目标并无冲突。所以，后来革命派方面不再用令人厌恶的“保皇”一词加到自立军头上是很自然的，这并不证明自立军起事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正如不能因为革命派极力赞扬谭嗣同为“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并把《仁学》用作宣传革命的武器就把谭嗣同说成是革命派一样，也不能因他们赞扬了自立军就断定其为革命，否则，保皇派方面更大肆颂扬自立军又该怎么解释呢？
可见，自立军起事不是革命而是属于改良主义性质的勤王运动。那么，关于第二点：它是不是反动的勤王呢？我以为也不是。
一般地说，保皇派当时确实正在堕落为反动派；但1898年到1900年间的历史是太复杂了，不少事情难以用“一刀切”来解决。自立军所要“勤”的王光绪帝，是位希望革旧图强的君主，他当时处于囚徒般的境地，而使他陷于这种境地的又是十分腐朽、反动的西太后及其一伙执政的顽固派，因此，勤王运动的打击目标必然主要是西太后一伙执政派，自立军也正是这样做了的。它在长江流域组织武装、公开宣称不承认满洲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这些都是对西太后一伙的沉重打击。
由于当时革命派也把主要打击目标集中在西太后一伙身上而“未尝攻皇上”，因此，当时自立军的活动不但并未与革命运动敌对，还与革命派当时在华南筹划的起义相呼应，清政府当时就曾根据各种情报得出过自立军与革命派的活动“形迹虽异，声息必然相通”的结论。
可见，虽然自立军起事是勤王运动，却不能认为是反动的。综上所述，我认为自立军起事是始终包含了保皇与“反满”的两重性，而又以保皇为主的、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客观进步性的勤王运动。这看似矛盾，却正是自立军本身包含的矛盾和当时中国历史的客观复杂性的反映。这里用得上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时的普列汉诺夫所说过的话：“为了反题而忘掉正题，也如为了正题而忘掉反题一样，同样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只有把正题与反题中间所包括的真理成分统一成为一个合题的时候，才能得出正确的观点来。”
唐才常生活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甲午战争后他从封建士子转为改良派人物，成为维新运动中着名的成员。变法失败后，许多人陷入旧希望虽已破灭、新道路却尚未找到的苦闷、彷徨之中，唐才常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他充满矛盾的思想和行动，鲜明地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综观其一生，他的思想是随着时代潮流在前进的，但由于他背着过重的因袭重担，使自己来不及最终摆脱彷徨成为革命者，就已得到了悲剧的结局。而唐才常的悲剧结局，则不但结束了他本人充满矛盾的一生，也加快结束了许多人的彷徨，推动他们走上了革命之路。
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