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强调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民族大义重于一切，他从小就受到这类思想灌输，至死恪守不渝。1898年他因见张之洞写《劝学篇》倡导“忠君爱国”，就不加隐讳地散布不满言论，批评在当时清朝统治下提倡忠君之不妥：清朝本“乌桓遗裔，蹂躏吾族几三百年，茹毛饮血，视民如雉兔”，汉族“九世之仇”未复，谈何“忠爱”？要讲“忠爱”，须待清朝推翻以后！这些话传到张之洞耳里，章太炎自然再也不可能留在武昌受张氏之“礼遇”了。1900年夏，章太炎因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起义时所写《自立会宣言》中，既倡“非我种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思想，又倡“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义，如何能废”的忠君思想，认为自相矛盾，劝其放弃忠君观点无效后，就毅然割发以示与唐决裂。虽然从个人关系言，他对唐才常仍很有好感，以致在民国初年所开授勋名单中，把唐才常与马福益、史坚如、邹容、吴樾、徐锡麟、秋瑾、熊成基等着名革命烈士一起，作为为革命死难者的授勋对象。自立军失败后，章太炎避难至苏州东吴大学执教，在讲课中高论民族大义训迪后生，且以《李自成胡林翼论》为题让学生作文。
在当时大多数人看来，明末“流寇”首领李自成，怎能与“中兴名臣”胡林翼同日而语？章太炎却偏将二人并提，让人加以评说，无疑是要宣传他早年即已产生之“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的民族大义至上思想。他甚至强调：因“逆胡膻虏，非我族类”，故不论清政府能否变革、能否救民，都必须“革”其命，把它推翻。在东吴大学期间，章太炎得知早年的老师俞樾在苏州，特登门拜访。俞氏却批评章太炎自戊戌以来经常离家远走，“背父母陵墓”为“不孝”；经常散布“反满”言论为“不忠”。章太炎虽敬重俞氏，但在民族大义问题上不能妥协，乃答以“弟子以治经侍先生，今之经学，渊源在顾宁人。顾公为此，正欲使人推寻国性，识汉虏之别耳”，事后即写《谢本师》，宣布与俞断绝师生关系。尽管章太炎内心始终怀着对俞氏的敬意和感情，在1907年俞氏去世后他写《俞先生传》，对俞道德文章都予以肯定。晚年在杭州逗留时还特地前往俞氏故居“曲楼”凭吊纪念，并在所编《章氏丛书·太炎文录初编》里，将《谢本师》一文去掉不收。“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在民族大义这个“真理”上，一切都是不允超越的。
章太炎虽常用“革命”一词概述自己及其同志所从事的斗争，但他又多次申说：其实当时革命党人所做的不是革命而是“光复”。“从俗言之，则曰革命；从吾辈之主观言之，则曰光复。”他认真地将革命与光复加以区别：“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种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之所以作如此郑重其事的区别，就为突出清朝是“异族统治”，强调满、汉二民族利益根本对立。章太炎以“光复汉族”为己任，他以“菿汉”为别号，所撰着作以此为书名者有《菿汉微言》、《菿汉昌言》、《菿汉闲话》等，还特别叮嘱汤国梨“章寓称‘菿汉章寓’，‘菿’字音倬”。所谓“菿汉”，意即“振大汉之天声”。如同徐锡鳞别号“光汉子”、秋瑾别号“汉侠女儿”、陈伯平别号“光复子”、马宗汉别号“宗汉子”等其他浙籍革命党人一样，章太炎亦用自己的名、号来表达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把振兴汉族作为毕生主要任务。
在对各种历史人物、事件作评价时，只要其与“夷夏”问题有关，章太炎总是以其对“夷夏”的利害、顺逆，作为臧否的首要根据。他对文天祥、张煌言、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肯定与敬仰，自不待说；他对那时人们多予贬评的秦始皇（连谭嗣同这样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也痛斥其为“大盗”，行“暴法”），也予以很高评价，赞扬其统一中国，把“夷狄”驱逐到河湟之外，并筑长城以阻匈奴，故“中夏清明，秦功为大”。认为除了起阿房宫、派徐福出海和坑术士这些“小过”，秦始皇“其他无过”。对于朱一贵、林清、王三槐、洪秀全、张乐行等反清者，他一概颂为“义师”，赞扬他们“诚以豺狼之族不可不除，腥膻之气不可不涤，故肝脑涂地而不悔也”。特别是对太平天国，他把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林凤祥、陈玉成、李秀成和赖文光十人，一律作为“倡义起兵功烈卓着者”而主张授以勋位。虽然辛亥时期革命党人大都给太平天国以肯定评价，两广籍者对之评价尤高；但两广一带人对太平天国本就怀有好感，而江南一带，多数人对太平天国一开始就印象不佳，之后民间多视“长毛”为匪。而章太炎却能给予如此高的评价，诚为难能可贵。这是因他怀有强烈“反满”思想，故能对与清朝抗争十多年的天国领袖们给予崇敬和高评。
与此相反，章太炎对曾国藩等人则予以恶评，说他们“弃亲昵而媚诸夷，又从而则效之，则宜为人心所深嫉。今人恶范文程、洪承畴、李光地、曾国藩辈，或更甚于满洲，虽《春秋》亦岂有异是”！曾国藩是晚清头号“中兴名臣”，受到清统治者和封建士人极高评价；因他为政清廉，律己甚严，刻苦勤俭，处事精细等，而受到包括容闳、梁启超这两位广东人（且均同情太平天国）在内的许多先进人士极大尊崇与好评，被作为楷模式的人物。而章太炎却因曾氏镇压太平天国，让清廷又苟延几十年而视为“狝剃同种”之“汉奸”。他对曾国藩等人的抨击，曾引起一些人很大不满，如湘中着名学者兼教育家李肖聃对章太炎的学问与许多观点均予首肯，但却批评章太炎“以洪、杨为神圣，谓曾、左为大盗。见于着述，至再至三。深文犷悍，无复人理”。章太炎之所以贬曾、左至于此极，是出于其强烈的“反满”情绪。事实上，章对曾、左等人的个人操守与才干还是心服的，故民国成立，“反满”问题不复存在后，章对曾、左亦时有赞词了。如1914年他撰文称曾、左等人“治军至严”，能“体任自然，不好苛礼，不扰四民，不徇污吏，不畏强死”等。这说明章太炎臧否人物，是受其“反满”思想制约的。
应当说明：虽然章太炎“反满”思想特别激烈而全面，但他毕竟生活在晚清。那时，对中国的生存威胁主要来自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章太炎认识到“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万倍于满洲”；只因清朝腐败统治使中国衰弱不振，只有先推翻它才可复兴中华、救亡图存，所以他和孙中山等其他革命党人一样，才把反清作为首要任务，且这并不是要驱逐整个满族。孙中山在同盟会时期多次告诫其同志们：“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章太炎在大力宣传“反满”时，也强调过类似思想，诸如“排满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吾侪所执守者，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满人；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正因为这样，在民国成立后，章氏力主“五族共和”，平等对待满族，并坚持采用五色旗作国旗，以符“五族共和”之义。
三
自宋室南渡后，江南地区很快成为中国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地区。
在明清二代，进士的省籍统计都以江浙人为最多。何炳棣先生按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等资料，统计出明代二百七十多年间共有新科进士22980名，其中浙江人3280名，居第一位，江苏人2721名，居第二位。 两省合计6001人，占全国总数26％强。清代从开国到1904年止，共有新科进士26747人，其中江苏人2920名，为第一位，浙江人2808名，为第二位。两省合计5728人，占全国总数21.4％强。而在江苏的进士中，又极大多数分布在苏南各府，例如清代江苏共有一甲进士113人，其中97人为苏南各府人，11人为扬州府人，4人为南通州人，1人为徐州府人。在科举时代，虽然有功名者未必就都有真才实学，但一般而言，一地进士的多寡，是衡量其文化教育发达程度最重要的依据。明、清二代，江浙两省进士人数均稳居第一、二名，说明江南地区文化教育在全国之突出地位。
由黄宗羲开创，万斯同、邵晋涵、全祖望、章学诚等继承发展的浙东学派，是清代浙江文化兴盛发达的重要动力和标志之一。浙东学派各人治学侧重点自有不同，但都强调治学严谨，且自黄宗羲起就努力把经学、史学、文学三种学问陶冶在一起，其中尤重史学。浙东史学成为中国史学一面鲜明的旗帜，“这是清初以来浙东学术上的一个特征”。
章太炎生活在具有这样厚实文化土壤的江南，青年时期又入杭州诂经精舍求学，师从德清人俞樾。其间还向杭州人高学治问经学，向定海人黄以周问“三礼”，向瑞安人孙诒让问声韵训诂和墨学。俞、黄、孙都是治学严谨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后来把晚清学者分作五等，其中“研精古训而不支，博考事实而不乱，文理密察，发前修所未见，每下一义，泰山不移。若德清俞先生、定海黄以周、瑞安孙诒让，此其上也”。亦即此三人皆属第一流的学者。章太炎从他们那里不仅学到许多知识，还进一步受到治学上的训练。
章太炎自幼受外祖父、父亲的亲自督课，青年时代又受上述名家教诲，养成好学深思之良好习惯，“泛览曲文，左右采获”，具有很深国学造诣。“苏报案”入狱后，他精研佛经；出狱后到日本，又广泛阅读日本出版的各种图书，这又使他具有相当广博的西学知识。“至是，新知旧学，融合无间……惟朴学仍为炳麟一切学术成就的本源。”上述这一切，使得章太炎的“反满”思想，具有另一个更为鲜明的特色，即他的文章、演讲总是旁征博引，运用自如地以中国历代史事及丰富典籍所载各种知识立论，其论证坚实有力，令人信服与感奋。读其文、听其言，令人感到一股浓郁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与此同时，章太炎一生不遗余力地提倡国粹，把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作为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增强民族感情的强大武器。这是章太炎“反满”思想中不同于当时其他极大多数革命党人的最显着特色。要详列章太炎文章、演讲中旁征博引的事例为本文篇幅所不允，下面仅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摭拾几例以说明之。
